昭陵石坊建造年代纠误

昭陵是清太宗皇太极与孝端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陵墓,位于沈阳城北十里。崇德八年(1643)始建,顺治八年(1651)初建完成。康熙、乾隆及嘉庆各朝屡次增建和改建。 昭陵不仅建筑宏伟,而且有许多精美的石雕。其中,首推位于正红门前的石牌坊。此坊形体巨大,雕刻精美,全部为仿木架结构。基造型为四柱,三间,三楼,歇山式顶子。其上有三条大脊,八条垂脊,还有大吻,走兽,垂兽,横椽,望板,勾头,瓦件。檐下有出檐的瓦垅、斗拱、额枋横梁、栏板、兽头、铺首及雀替,等等。建筑各部位还浮雕有花卉图案,有云龙纹,     

唐朝前期西北交通之经营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达到高度发展的鼎盛时期.其经济之兴旺,文化之辉煌,都是前此任何朝代都无法企及的.特别是唐代中国与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达到了空前繁荣的程度,出现了许多新气象,新特点,构成了汉魏以来中西交通史上最重要的篇章.究其原因,固然可以列出种种,然唐朝前期对中西交通线的锐意开拓和直接经营无疑是促成这种繁荣局面的重要原因.本文拟结合一些出土文书对此问题略陈己见,粗浅谫陋,请读者     

新堤之关的设立与辨误

清朝晚期,新堤属汉阳府管辖。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总督胡林翼奏准,裁荆州钞关之越关改设汉阳新关。汉阳新关即汉阳新堤之关。新堤之关初由省管,光绪十二年(1886年)改由汉阳府管。从光绪二十年(1894年)绘制的沔南地区地图来看,新关署设在茅江闸(现老闸)西岸江堤边,     

故宫交泰殿铜壶滴漏制造年代辨误

故宫交泰殿陈设有自鸣钟和铜壶滴漏(图一),这种礼仪性陈设,缘自封建统治者信奉"天命论"和"天人感应论",把"天人感应"的意念附会在反映天时规律的计时器中。据记载,明代万历年间交泰殿就有自鸣钟。又据记载,乾隆十年(1745年),由清宫造办处仿唐吕才制四壶滴漏之法,制成铜壶滴漏陈设于交泰殿,又在受水壶前侧刻铭文。档案中可见乾隆十年六月十一日刻字作首领郑爱贵传旨。"交泰殿铜壶滴漏着造办处刻字,钦此。"还有"由刻字匠李世全到交泰殿刻字,于十三日刻完。"的记载。刻铭为:     

浅谈我国唐朝仕女画与日本江户美人画之异同

本文主要通过唐朝仕女画与日本美人画的产生背景、画面特征、人物形象、色彩、构图、线条等方面的相同之处与相异之处来分析中日传统绘画在女性题材上的特点。     

唐朝的鱼符与鱼袋

符乃古代遣兵之信物,故又称符信、符契.历代符契形制颇繁,取材亦广,但较为常用者为铜虎符,大约取虎之威以壮军势.《器物丛谈》云:“符,契也.代古之圭     

唐朝与朝鲜半岛的文化交流

公元7～9世纪唐与朝鲜半岛在文化领域交往频繁,唐在儒学,佛教,道教,律令典制,科技等方面对朝鲜半岛影响深远,同时朝鲜半岛也在文化方面影响唐朝     

新罗北界与唐朝辽东

统一新罗并合了朝鲜半岛上旧属三韩的地域,没有也无意于北上占据本非三韩的高句丽故地。有唐一代,辽东即鸭绿江南北的高句丽故地主体仍然属于中原王朝,渤海国仅据有一部分高句丽旧地。所谓“统一新罗与渤海国的相互敌对很像一个被分割国家的南北两部分”这样的说法,显然是对历史的误解。     

唐朝与回纥的关系

唐朝与回纥有着密切关系。在双方交流的一个多世纪里,其关系有着微妙的转变,这对我们研究唐朝历史及回纥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略论二十年代梁启超与余绍宋之交往

上世纪二十年代，是梁启超先生生命中最后的十年，在这十年中，他与一个人交往特别深，两人之关系非同一般，可谓情深义笃。这个人便是余绍宋。余绍宋（1883—1949）号越（樾）园，别署寒柯，浙江龙游人，民国时期著名学者，在方志学、书画创作及理论方面都有建树。本文根据有关史料，就梁启超为《龙游县志》作序、聘请余绍宋任司法储才馆教学长、向余学书法、余为梁作画等，略加陈述，权作存史。     

子龙鼎的年代与铭文之内涵

子龙鼎(封面)其形作圆腹,平底微圜。双耳略外撇,耳外部有双沟槽。三足根部与底部略粗,中间稍细,已近于蹄足;足根部饰有兽首(实即所谓“简省形饕餮纹”,有首无身),其鼻梁部作扉棱状,双角尖部外侈凸出于器表;足均为半空状,腹内底在足部形成三个圆形空洞。腹上部、口沿下饰一周由三组完整的下卷尾饕餮纹(封二     

试评《清吴之璠松荫对弈图竹雕笔筒——兼谈吴之璠的生卒年代》一文之误

《收藏家》2006年1期刊王少石先生《清吴之阣松荫对弈图竹雕笔筒—兼谈吴之阣的生卒年代》一文,向读者介绍他在数年前以一幅荷鸭图换得访客一近四百年前的竹雕笔筒,但从图片看,我认为可能是一件利用旧材料雕制的现代伪品。而王少石先生文中所述有误。故拟文略抒己见,以供参考。王文说此笔筒“椭圆形、棕灰色、高15.5、口径13.1-14.7厘米。可能因为一度保管不善,笔筒受到潮湿环境的侵蚀,外观呈陈旧的木质感,光泽也较弱,内底已有些朽意。”从物件的尺码和图片所见笔筒比例失调,形象不美,口形几乎是鸭蛋状。虽说竹子天然生成,难以求得正圆,但此…     

浅论安史之乱对唐朝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

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唐朝大将军与磨些武官

在唐朝近300年的发展时期中,有过无数危机与转折,其中“贞元册封”在云南历史,而且在唐王朝的历史上也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事。在这次转折中,涌现出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其中有德宗皇帝、大将军韦皋、云南王异牟寻等,还有被人忽略的磨些(音梭,下同)武官。     

浅论安史之乱对唐朝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

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唐朝与东亚》评介

正国内学界的唐代东亚史研究多从以实证考释为传统的唐史研究出发,重视从微观史实切入,对双边乃至多边关系进行阐发。自韩昇、王小甫等之后,以宏观视角着眼东亚史整体的著作久未得见。冯立君《唐朝与东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一书的出版无疑为这一领域注入了新鲜血液。全书凡近28万字,涉及议题较广,在宏观理论阐释及微观史实考证方面均有所建树。其研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自觉的学术史意识。该书所涉东亚贸易关系、汉字文化圈、辽东地区     

新罗与唐朝的经贸往来

新罗与唐朝的经贸往来,促进了新罗与唐朝的民间贸易发展,新罗的贸易船队不仅运输货物,而且运载商旅人员,发达的海上交通为两国的经济贸易提供了有利条件。一、新罗与唐朝贸易往来的历史背景唐朝作为中国最开放的朝代,最强盛的封建国家,对相邻国家充满了强烈的吸引力,良好的官方关系带动了国与国之间的人员和贸易往来,商品的交流推动了民间关系的迅猛发展。一方面,由于唐朝统治者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国际交往、迎接万邦来朝。另一方面,唐朝对于外国人采取了一系列的优惠     

偃师商城始建年代之管见

自偃师商城的勘察和发掘材料陆续公布之后,围绕着其性质和年代的问题,讨论十分热烈。本文不言其是汤都“西亳”、太甲“桐宫”还是商初“重镇”,仅言其始建年代问题。近期不少同志发表文章认为其建筑年代为二里岗下层,如郑杰祥同志的《关于偃师商城的年代和性质问题》即属,而董琦同     

空首布铸行年代之追溯

空首布是我国最早的主要金属货币之一。俗称“铲币”、“布币”。钱币学界和考古学界对空首布的论著,早已洋洋浩繁,尤其对空首布的铸行年代更是篇篇皆涉,并且由过去的众说纷芸,到当代趋于看法一致。下面列出诸家论述,请君一览: 一王献唐先生指出:“今传周代有文字铲币,约分三类。一为空首布,完全象铲。下为博刃,上为方首中空,所以插柄。……”王献唐先生郑重地把空首布列入“周币”     

广州群众“反河南租地”事件年代辨误

近三十年来,先后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述和有关的年表、辞书等,凡提到鸦片战争后广州群众“反河南租地”斗争的,都肯定事件发生于1844年(清道光二十四年甲辰)。①其主要依据是梁廷枬《夷氛闻记》(以下简称《闻记》)卷五里的一段纪述。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