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野新颖论证扎实的区域社会经济史新作--《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评介

近年来,“三农”问题成为决策层与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从现实问题的研究而追溯历史渊源,涌现出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劳动力的流动与农村社会经济变迁——20世纪赣闽粤三边地区实证研究》(温锐、游海华著)一书,以农村生产力中最为活跃的广大农民的流动为切入点,依据大量而翔实的史料,对20世纪     

厦门台湾民俗村

厦门台湾民俗村位于厦门新崛起的观光胜地环岛路“黄金海岸”边,交通便捷．民俗村依山傍海,风景秀丽,与金门诸岛隔海相望．     

福建省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组织（游击区）

正一、闽粤边区特别委员会1934年1月,为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苏区东方战线的进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党中央决定在闽南、粤东边区成立闽粤边区特委,由黄会聪任闽粤边区特委书记。并将中共厦门中心市委所领导的漳州中心县委,福建省委领导的饶(平)(平)和(大)埔县委和广东东江特委所领导的潮(安)澄(海)饶(平)县委划归闽粤边区特委领导。     

从卓克基到黑水芦花——红军长征之十七

1935年6月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两河口后,就沿两河口的稍大一点的抚边河北上了。再往前行40公里左右,要翻越梦笔山。梦笔山的藏语音为“蒙斋娜”,是“万人之道”或“兴旺的大道”之意,在清代用汉字才译写为“梦笔山”。它位     

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建立

新四军是神圣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产物.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坚持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经国共双方反复谈判,商定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新四军军部在武汉建立

新四军是神圣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的产物。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坚持在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闽北、闽东、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鄂豫边等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经国共双方反复谈判，商定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邃密群科济世穷——裘振纲的革命生涯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撤离根据地,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25日,杭州国民党政府在西湖边一公园“民众运动场”召开“庆祝剿共胜利大会”。裘振纲联络许宏儒等同学在今东坡路96号(原为尹维竣烈士故居)门口的“丽华报馆”印制了大批拥共反蒋传单和标语在会场上散发,并到处张贴。     

陈夷则——开发禾岛的先驱

《厦门志》载：“厦门自宋以上无可考”;“宋为嘉禾屿,属泉州府同安县。宋名嘉禾里,以产嘉禾得名。”“明江夏侯周德兴城厦门为中左所,‘厦门’二字始见。”这一记载说明几点：第一,厦门历史自宋以上无可考,不知如何开发而来;第二,宋时厦门称嘉禾屿,因岛上产嘉禾而得名。也就是说“嘉禾屿”的名称是宋时才有的;第三,“厦门”的名称始见于明朝。     

"厦门镇守使之关防"火漆印

1952年,安徽省皖南文物馆从徽州州地区收购到一件“厦门镇守使之关防”火漆印。该印质地为黄铜,上为一圆形柱柄．圆柱柄下方为长方形铜印,印通高10厘米,圆柱柄长8．1厘米。印背面左右两边皆刻字,右边刻“厦门镇守使之关防”;左边刻“印铸局造”。     

唐陈元通夫妇墓志铭考辨

一、墓葬由来 陈元通夫妇墓葬位于厦门市湖里区原禾山镇后坑村西、江头至五通的公路边．墓区范围内立有三方墓碑．碑文分别为“大唐赐进士出身陈公封茔”．“福唐令陈公茔”和“唐上柱国陈公茔”．据其中两方碑文的落款．该墓系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重修。长期以来,陈氏家族将该墓认定为“陈喜墓”和“陈喜衣冠冢”。查考清道光版《厦门志》等早期地方典籍．并无关于此墓的片言只语。     

1935年的《闲话皇帝》风波

“九一八”事变后,因积极揭露日本的侵略行径、发表抗日檄文、抨击政府的退让政策,1933年底,《生活》周刊遭政府查禁。1934年2月《新生》创刊,实为前者精神之延续。1935年《新生》周刊因刊载《闲话皇帝》一文,引起日本的严重交涉。国民政府受制于日本淫威,再度查封《新生》周刊,并监禁发行人杜重远。这就是闻名当时的“闲话皇帝”风波,也称“新生”事件。     

“自费项目”引发的投诉

2004年1月,厦门旅游质监所转来一封厦门邓女土投诉厦门某出国境游组团旅行社的投诉信,诉称：我一月六日从厦门出发,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新马泰”旅行团,万没想到在旅途中遭遇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让我欢喜的旅游心情化为泡影。尤其是强迫参加“自费项目”的行为,更是令人气愤。     

“道义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外交策略

1934年底开始被中、日两国政府提倡,而在1935年上半年盛行一时的中日“亲善外交”(或称“道义外交”),在当时即扑朔迷离。此后研究大多对其持否定态度。本从外交策略的角度,阐述了国民政府在“道义外交”实施前所面临的外交困境以及国民政府为改变中日外交状况而实施“道义外交”的策略思路;对日本外务部门和关东军对“道义外交”的不同回应也进行了分析;对国民政府由于“道义外交”开展而面临日本军部和外务省两方面压力的状况作了描述。指出,从外交策略上看,不能排除它是国民政府对日外交政策和策略的一种主动积极的调整,而不能将其完全视为本质性的卖国外交政策和策略。但是,它的实施和失败,既使国民政府的外交重新陷于了被动,也使国民政府的民族代表性遭到质疑。     

油布币: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早期货币

<正>20世纪30年代有一种货币,虽然只流通了半年左右,但在中国革命的发展史上,却有着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就是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也叫“南梁苏维埃政府”）的早期货币——“油布币”（又称“苏币”“苏票”）,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的南梁革命纪念馆内收藏有其复印品。南梁镇地处陕甘两省的交界处,1934年至1935年,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疯狂的“围剿”。南梁地处子午岭的林区,地势奇险,山大沟深,     

五口通商后从厦门出洋的华工

鸦片战争后,厦门成为五口通商的归岸之一,一些外国商人纷纷涌进厦门,设立各种洋行,经营各种贸易,“从一担糖到一吨茶叶,从一调棉纱到一筐毛线,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货物,同时也充当银行、轮船和保险公司的代理商”。这些外国洋行不仅占领了厦门本地市场,而且冲垮了沿海一带的航运业,使农村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失业的劳动力不得不移居国外另谋生路。而厦门本地的对外贸易,自茶叶出口衰落后,人超现象越来越严重,为弥补贸易上的不平衡,只好依靠出口劳工和华侨汇款来进行补偿。因此,每年由厦门出洋的华工人数不断增多,厦门遂成为…     

论客家宗法宗族文化及其对拜上帝会的影响

本说的“客家”是一种学术专名,特指历史上在赣闽粤边区化育成型的汉族新兴民系,该民系主要由南方百越后裔和北方移民融合而成,其中前居于主体地位。两宋以来,在复兴“三代之治”的社会思潮推动下,出现了宗法宗族制度庶民化的趋势。明清时期,在赣闽粤边区长期延续的百越山地氏族化,实现了向宗法宗族化的转型,与此同时,客家先民族群也随之化育成为汉族新系民系。客家宗法宗族化是直接从百越山地氏族化转型而来的。[第一段]     

末代衍圣公的母亲是被毒杀的吗

山东曲阜的孔府,世代居住着孔子后裔。从宋仁宗年间到1935年,他们一直沿袭“衍圣公”的称号,由国家供养。1935年,民国政府取消“衍圣公”,改称“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最后一代衍圣公是孔德成,生于1920年,2008年在台湾去世。     

国民党政府的易货偿债政策和资源委员会的矿产管制

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前身为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1935年4月易名“资源委员会”。1936年以前,资源委员会并无企业活动,仅为一调查、统计、研究机关。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实行法币政策,完成了     

遵义会议时期的伍修权

老革命家伍修权从1933年到1935年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做翻译，并陪着他列席了遵义会议，是那个重要时刻的见证人。本文详述了这一历史转折的来龙去脉。     

遵义会议时期的伍修权

老革命家伍修权从1933年到1935年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作翻译,并陪着他出席了遵义会议,成为自己革命历程中的重要一页。本文选自作者正在撰写的《伍修权传》,其中详述了这一历史转折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