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规律研究

明代海防卫所聚落是明朝为应对严峻的海防形势而建,北起辽东,南至广东,规模宏大。以大规模实地调研为基础,结合海防史料,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空间分布情况进行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对明代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数量、沿海分布线密度、区域面密度和卫所间距做了详细的计算、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海防卫所聚落的分布情况与防区的地理位置、经济水平、区域环境和微观环境等多个因素相关,地理位置越重要、经济水平越发达、区域环境越易于被侵犯、微观环境越易攻难守,卫所聚落分布就越密集。分析表明,浙江防区是明代海防的最核心区域,南直隶、福建、广东防区是重点区域,山东是北方海防的重点地区,辽东其次,北直隶防区由于深入内海而处于更为次要的地位。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海防炮台的技术研究

早在明代以前,我国就设置海防,但没有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自明代开始,在广东、福建、浙江、山东、江苏、辽宁和京师等沿海各地设立卫所,构筑了涵盖卫所城池、海上会哨和烽堠报警的海防体系,为防范和打击倭寇做出了贡献。     

明代海防与长城军事聚落时空演变比较研究——以南直隶海防与宣府镇长城为例

明代沿海防御体系和长城防御体系在军事聚落的时空演变方面具有相似性与差异性。南直隶海防和宣府镇长城是海防和长城防御体系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防区。南直隶海防防御沿海倭寇,护卫南京城;宣府镇防御北部势力入侵,护卫北京城。二者均为明朝防御体系中的军事重地,防御等级相近,具有可比性。通过对其军事聚落的数据梳理、分析与对比,探讨其在防御体系建置、空间布局、规模方面的时空演变过程,并结合历史因素分析各自的形成演化原因,由此得出两防区虽在统一的防御思想和军事制度指挥下,又形成各自的特点:海防军事聚落布局开放、规模灵活多变,长城军事聚落设防严密、等级分明。研究可为揭示海防和长城两套防御体系的内在特征提供参照。     

明代沿海军事聚落线性文化遗产论证

明代海防军事体系遗址种类众多,其中在分布最为密集的沿海地区,沿海岸线按等级分布着众多卫、所、营寨、烽堠等海防军事聚落。虽然明代沿海军事聚落尚未被定义为线性文化遗产,但其空间分布特征与自然条件和人文制度紧密相连;承载着多样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现了中国古代海上军事策略和海上经济政治态度,这些都符合学术界对大型线性文化遗产的普遍认定标准。论证明代沿海军事聚落是线性文化遗产不仅有助于其整体性研究保护.对丰富中国线性文化遗产网络体系也有重要意义。     

明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

明初为安定海疆,在广东南海地区构筑了以卫所为主体的沿岸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吴桂芳、殷正茂、凌云翼等两广总督为平定日趋严重的倭寇、海盗祸乱,逐步变革卫所体制,根据南海要冲港湾等地理及军事形势,先后通过构筑拓林、碣石、南头、北津、白鸽、白沙等“六水寨”,设置南澳副总兵,规划“海陆联防”、“分区防守”体制,形成完整的南海防御体系.嘉靖、万历年间南海海防体系的变革,对明清时期南海地区“东、中、西”三路海防思想的形成以及后世南海海防体系的完善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山西北部聚落变迁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关隘、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形成了独特的人文地理景观———军事聚落,随着清代的一统,大部分则逐渐演化为城镇和村落。本文对该区域军事聚落的形成、发展以及变迁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明清时期是山西北部历史上聚落形成和发展的繁荣时期,这与明代军事聚落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从明朝的卫所制度看灵山卫的建立

卫所制度是明朝的军事制度,它在明朝起过重要的作用。灵山卫作为山东沿海的一个卫,它从明洪武年间建立到清雍正十二年裁撤,期间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明朝初年,面对山东海防的严峻形势和灵山卫在山东沿海所处的特殊位置,设立了灵山卫城。灵山卫城经过精心的选址,在城池的布局上十分合理,将生活和军事防御结合起来。     

河湟地区传统寺庙堡寨研究

河湟地区自古以来是中国西北边区的战略要地,明代尤重河湟防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基于特殊的历史与宗教背景,河湟地区的寺院得到军事、政治、经济等多方面扶持,催生了大量防御特色鲜明的寺庙堡寨。寺庙堡寨的建筑年代多在明代,这与明统治者对河湟寺庙的政策性重视有关。寺庙堡寨是堡寨聚落在河湟地区的一个特殊子系类型,具有堡寨与寺庙两种建筑特征。其布局一般与汉传佛寺相似,同时拥有城门、城墙、壕沟、瓮城、马面等防御系统,部分寺堡还附有居民区及外围防御设施。寺庙堡寨既是宗教场所,又是明代卫所制度下的军事堡寨,在聚落功能、防御空间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皆与其他类型堡寨有所不同,是堡寨聚落群系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明代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

顾诚提出明代疆土管理分行政、军事两大系统,引发了对明代行政区划制度的新认识。沿海卫所是否切割州县划境而治,是相关认识成立与否的焦点。本文主要根据沿海地区明代省府州县方志和明清卫所志,探讨沿海卫所的行政区划详情,结论是:明代沿海卫所的屯田多分散在各府州县,规模难匹州县田地,卫所管理权限较弱。卫所与州县划分日常防区,参差互嵌,既不一定自成一体,更远未涵盖海岸地区。某些卫所以城池为核心,形成了一小块相当于一乡一村、与州县并行不悖的行政地盘,但规模较小,边界未能正式独立于州县之外,难以视为正式政区。因此,明代沿海卫所仍宜视为非实土卫所,而不是实土卫所或准实土卫所,明代军事政区宜视为民事政区的辅助而非并列系统。     

《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评介

<正>明代卫所制度不仅是维护王朝国家安全的军事控制体制,也由于长期远距离的移民屯守及军户管理模式,极大改变了卫所所在地的人群结构、文化风俗、聚落形态、生活周期乃至基层治理模式,深刻塑造了诸多区域的社会面貌。正因为如此,卫所制度与地方社会的研究,成为学界经久不衰的议题。吴才茂教授《明代卫所制度与贵州地域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旨在追索贵州何以形成的基本问题,循着“明代卫所制度可能是解开贵州地域社会形成钥匙”的思路,对“明初贵州边疆形势与卫所设置”“卫所变革与贵州政区格局的演进及形成”“卫所城址的筑建、演变与贵州城镇的形成”“卫学教育与贵州文化区域的初步形成”“卫所官军的籍贯及其对贵州民族分布的影响”“卫所武官后裔的身份变迁与村落形成”“卫所卫军后裔的身份坚守与‘屯堡’的形成”七个专题展开论述。该书层次分明、图文并茂、论据翔实、富有创见。     

明清时期雷州半岛诸州县佐杂与海防布局的变化

明清州县佐杂官员在雷州半岛的布局和海防角色分为四个阶段。洪武初年,巡检与卫所互相配合,扼守海岸要地并进驻海岛;明中叶至清初,巡检的海防作用大幅削弱,或驻地内缩,或被裁撤,或从军事要塞转而进驻港埠墟市;雍正朝开始,佐杂分防被重新纳入海防体系之中,县丞扼守海岸要地,巡检恢复驻守近海岛屿;清末,为防范法国在粤西沿海扩张,调整了半岛东侧佐杂布局,并强化了西侧涠洲岛的驻守。这一发展脉络折射出雷州半岛为中心的粤西地区海防地位的变化:从明代东南沿海倭乱的尾梢,转变为清代面对越南和近代西方势力东来的前哨。     

南宋海防初探

南宋偏安东南所形成的海疆形势和立国态势使得海防在南宋的国防格局中具有事关全局的地位。为了应对来自海上的军事威胁,南宋政府加强了对海防的统一领导,设立了沿海制置司。在防御上,实行了以海上防御为主的海防战略,在沿海建立了多支水军,并建立了相应的警戒和通信系统,同时又依靠巡检、县尉等其他政府武装以及民间武装,在千里海岸建立起了严密的防御体系。南宋在海防上采取的措施和战略保证了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的安全。     

明代军事志的发展特点和价值研究

明代是军事志发展的重要时期,各级志书军事分志的设置实现常态化,独立行世的卫所志、边关志、海(江)防志、武备志等军事专志应运而生,把军事志编纂推向新的发展阶段。同时,明代也是古代军事志成绩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出现了《四镇三关志》《卢龙塞略》《筹海图编》《武备志》等一大批军事名志。明代军事志种类繁多、范围广泛、内容丰富、体例完备,有很高的军事历史研究价值,研究明代军事志对现代边防、海防军事斗争准备和军事志编纂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明代大同地区军事聚落的形成和发展

明代山西长城沿线卫所林立,堡寨、墩台星罗棋布,大同地区以其重要的军事地理位置,成为扼守和护卫京师的北大门。大同作为明王朝"九边重镇"之一,如何形成为军事堡垒严明条理、军事职能日趋完备的边防重镇,这也成为研究明代以后时段大同地区军事职能逐渐转变、城镇形制变化的突破口。     

明万里海防图之章潢系探研

章潢图是嘉靖四十一年左右章潢绘制的《万里海防图》。章潢系包括此图及受其影响所绘的崇祯元年《全边略记·海防图》、崇祯六年《地图综要·万里海防全图》、崇祯九年《皇明职方地图·万里海防图》、康熙年间《万里海防图》。该图系具有三个突出特征:图上绘制了简要的七条图注;沿海区域间有明确的分界点;海上有防御倭寇的防线。地图绘制者的绘图特征表明其绘图的目的,就是要完善明代的卫所体系;卫所体系的首要防御对象是沿海不法之民,同时还要灵活处理来华的日本人。     

明清海防军事要塞大鹏城

大鹏城是明、清两代广东海防中路的军事重镇,位于深圳市宝安县东端大鹏半岛的大鹏山南麓,西临乌涌村,东近大海。1989年被公布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和1988年,深圳市政府两次拨款对城中部分建筑进行了修复。深圳一带的海防设置可追溯到唐代,开元二十四年(736年)设屯门镇,防区包括现深圳沿海地区。到宋代,改置屯门寨。明洪武元年(1368年)4月,征南将军廖永忠、副手朱亮祖奉命从海路取广州。不久,因广东沿海地区寇患,命朱亮祖镇守广东,并于沿海要害地区设置卫所。洪武十七年(1384年),广东都指挥同知花茂建议在海防要害地段筑城驻军屯田,防备海寇,特别提到了"东莞",即主要指深     

从堡寨到村堡:明清河西走廊堡寨民居的功能演变

河西走廊堡寨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结合当地特殊的社会人文环境和自然地理环境,以土、石、砖等材料垒筑围合形成的军民聚落。明朝在河西地区设置卫所,大量修筑以防御为主的堡寨。清代大一统局面形成,河西地区军事地位减弱,堡寨的防御功能弱化,形式上逐渐向村堡转变。明清时期河西走廊堡寨功能的变化,折射出统治者对河西地区经营策略的变化。     

温州沿海卫所及其地域亚文化考察

明代沿海卫所是国家政策的具体产物,它不仅是军事的、历史的,同时也是文化的。沿海卫所的设立,不仅在温州地方社会嵌入了一个带有军事性质的地理单位,同时也在温州地域文化网中编织进了一个重要的网结。卫所特殊的军事性质沉淀在方言、民间信仰、民间仪式和习俗之中,从而使其成为一个不同于周围其他地方的独特文化地理单位。沿海卫所地域亚文化的形成与衍变,不仅取决于自身独特的内生性与相对排外性的文化机制,同时也是它与所处地方社会之间文化碰撞、交流与互动的产物。     

明代广西的军事移民

汉族移民对广西的开发作出了巨大贡献。明代以卫所为依托对广西的军事移民迁移规模很大,人数众多;移民来源广泛,其中又以来自广东、湖广和江西的移民为主。移民在广西的分布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桂林、南宁等政治中心以及沿江交通要道。这种分布格局对广西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明代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变迁

卫所是明代创设的特殊军事制度 ,由于与军事移民相关的家属同守、寓兵于农、聚居等许多特点 ,使得卫所驻地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地理单元 ,在教育、风俗习尚、方言、民间信仰诸方面明显不同于周围其它地区。卫所的设置使一些地方变为城镇并持续发展 ,为今天当地城镇分布奠定了基础。本文从这几个方面对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的发展进行了初步探讨 ,以期引起学者对卫所与明清文化地理关系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