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视野下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概述

预防性保护这个概念源自欧洲遗产保护领域,现今在博物馆馆藏文物领域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知识体系和规范性参考框架,而在建筑遗产领域则是相对比较新的概念,自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作为专题研究被学术界讨论。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是在对建筑保护和建筑修复的长期争论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一个概念,并历经多年实践逐渐自成体系而成为建筑遗产保护的重要一支。目前就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定义本身虽尚未形成定论,但就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三个层次、重要组成部分和相关行动等方面已基本形成国际共识。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的历史发展脉络可分成:奠定现代理论基础(19世纪中叶-1960年代),现代实践摸索之始——文物古迹监护和计划性保护(1970年代),保护的重新定义和新技术方法的纳入(1980-1990年代),21世纪逐渐自成体系等四个阶段。在博伊托、布兰迪和费尔登等学者的保护理论的引领下,自1970年代意大利、比利时、英国等欧洲国家在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方面进行了相关实践,UNESCO、ICCROM、ICOMOS等国际组织针对环境风险灾害和建筑遗产本体损毁这两条主线开展国际联合实践和研究探讨行动,提炼各国的成功经验和理论,通过国际行动和发布国际文件推广至全球。这些均促进了当今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体系的构成,其概念和框架还在不断演变和完善。     

基于环境监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目前考古现场保护主要以应急保护技术与临时加固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为主,而关于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少有报道。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保护构建了由考古舱、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土遗址监测系统、区域气象站、预防性保护措施、监测信息智能管理平台组成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发掘前,通过土遗址监测系统和区域气象站获取文物埋藏环境信息和区域气象信息,为考古舱内环境设置提供了依据。发掘过程中,采取舱内温湿度调控、保湿、空气杀菌净化、控制舱内人数与新风换气等预防性保护措施,达到控制考古舱温湿度、减少细菌和真菌总数、降低舱内CO_(2)浓度,减缓象牙等文物失水速度的目的,有效控制了出土文物开裂、酥粉、霉菌暴发等病害发生,为考古发掘与保护赢得了时间。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为以后重要遗址的现场保护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历史性建筑的预防性保护

预防性保护可视为能从整体上改善遗产保存现状。"文物古迹与遗址的预防性保护、监测和维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PRECOM3OSUNESCOChair)致力于推进研究和合作,以明确建成遗产领域内预防性保护的本质。对公共卫生领域内"预防"(prevention)概念与实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预防"的系统性,以及如何将其转换使用至遗产保护界。在历史性建筑的保护中,预防性保护措施首先须确保建筑物的合理使用,还要确保良好的空气质量和维护状态等,同时还应当包括将遗产良好地整合于社会功能之中,以避免对遗产的故意破坏或忽视。实施预防性保护需要具备科学知识来理解损毁的原因,并了解社会经济背景;应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能提供所需的预防性服务等三个条件。从长远来看,预防性保护有助于更好地保存遗产价值,并更好地促进"健康遗产(healthy heritage)"对社区福祉的积极作用。     

笔谈：突出普遍价值命题下的中国考古学话语建构

持续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在认定考古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遗产公约》以及由之引发的世界性遗产自觉,正是人类对历史与遗产探索、认知的一个突出的体现。经过一百年的发展,现今的考古学已经不完全是传统意义上考古学家的考古了。考古遗址和文物所荷载的信息不仅是考古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也是公众进行文化实践、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以及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突出的普遍价值”之问的提出正当其时。所有跃跃欲试（申遗）的考古遗址都不得不面对这个拷问：一个或者一组具有特定的时间、空间和文化特征的遗址如何具备超越自身,超越区域和国家的价值。基于在地经验,提出可以广泛验证和修正的通则的全球考古学之路,正是当下的中国考古学可以追求的。而确立以公共性为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则有助于我们超越西方考古学的公共考古概念。对遗址的各项价值特性开展国内外同期同类遗产的充分对比分析,也能为考古遗址迅速建立起一个以全人类文明视野为背景框架的参照坐标系,从而大大提升我们的研究视野。站在中国考古新百年和世界遗产“下一个五十年”开启的节点上,中国考古遗址放之世界遗产视野的价值讨论,既有承上启...     

良渚遗址的学术价值和遗产价值

考古遗址的学术价值往往不直接等同于文化遗产价值。尤其是良渚遗址这样的史前考古遗址,如何正确解读并充分阐释其考古学价值和遗产价值,是申遗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已有的良渚遗址及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成果显著,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识不是单一乃至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新的发现和研究手段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领域中不断地加深和发展着,因此良渚遗址的遗产价值也会随之变化和发展。从已有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炼表述良渚遗址的"突出普遍价值",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支撑,这只是考古工作在遗产保护中的一方面内容;从保存遗产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有效进行保护利用的角度讲,制定长远的考古工作规划、保障考古工作的有序开展才是申遗以及获选之后遗产管理中的重点。将遗址考古学价值的正确解读,发展成为良渚遗产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核心依据,这样才能实现学术价值往遗产价值的转化。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保护、考古、展示专业合作

2013年6月,由中国建筑设计院建筑历史研究所主持．在北京召开了三地申遗工作联席会。2013年7月,在湖南永顺召开三省土司遗址申遗考古工作协作会。讨论三省考古专业单位合作研究问题．并达成共识。保护管理规划：由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规划重点科研基地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统一负责三处土司遗址的保护管理规划编制工作．在系列遗产整体保护管理方面建立了总体框架、统一技术标准、以及相互协调的执行计划。     

基于价值展现和游憩空间创建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景观设计理念——以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我国公布的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意义重大,而绿化景观则是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对秦始皇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绿化景观的实地调研和现存问题分析,提出基于遗产价值展现和游憩空间创建的绿化景观设计理念。通过对其绿化景观设计的思考,营建与秦始皇陵价值相符的高品质且具有示范意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使其成为传承遗产文化的重要途径。     

大运河

核心价值概述 大运河世界遗产分布在8个省(直辖市)27个城市,核心区面积208.19平方千米,缓冲区面积533.2平方千米,由31处独立的遗产区构成,大约相当于1000多千米的通航水道.大部分遗址仍灌满引水,也有一部分已成考古遗址.总体上,它们代表了85项主要的遗产点,包括27个河段和58个大运河文化遗产点.所选择的遗产展示了考古遗址的历史发展、河道航行景观、水管理技术设施,以及与运河相关的城市景观和历史遗迹.     

大遗址保护视角下的金上京考古工作

新时期,"大遗址"的概念和"大遗址保护"的理念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金上京遗址作为一处重要的历史时期的大遗址,是构成黑龙江省文化遗产保护框架体系的重要一环。在上京城周边分布有若干同时期遗存,它们是上京城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上京城考古工作、研究现状的分析和梳理,结合大遗址保护的具体实践,提出今后上京城考古工作和研究的方向和意义。     

土司系列遗产潜在的突出普遍价值分析

本文在历史、考古、社会、民族学等相关学术领域对土司制度及土司遗址的研究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理论体系中"系列遗产"的价值认知视角,分析提炼土司系列遗产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并讨论构成系列遗产的各土司遗产个体间的"组合原理",陈述其对系列遗产整体价值特征作出的贡献。     

近十年中国学术界关于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述论

统万城遗址是中国古代匈奴族聚居区的重要历史文化遗址,位于陕西省靖边县,该遗址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文化研究价值。近十年来,统万城遗址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和成果。本文从统万城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新发现、遗产的保护与管理方面的研究及考古成果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三个方面,对统万城遗址考古学研究成果进行梳理,以供研究者参考利用。     

整体性视野中的考古遗址保护与利用——以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为例

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利用是近年来在国际国内均备受关注的话题。日本奈良县明日香村在对待其区域范围内的考古遗址时,在遗产的价值上将自然与文化、物质与非物质的问题整体认定,将遗址保护的问题纳入到村落业务的整体考量当中,在参与主体方面强调从政府到非政府组织的整体公共话语空间的培养,由此形成了一种对于内向合力的追求。     

建筑遗产预防性保护监测的实践与经验——以宁波保国寺大殿为例

预防性保护监测是推进文物建筑遗产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转变的重要抓手,日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宁波市保国寺将预防性保护理念应用于工作实践,在国内较早启动了宁波保国寺北宋大殿科技保护监测体系的研发,经历了架构、更新、提升三个阶段,其实践经验与存在问题值得遗产保护管理单位参考借鉴。     

考古遗址学——考古信息的嬗变与传递研究

遗址形成过程研究由多个环节构成,并形成了形态各异的研究流派,但不同环节之间缺乏理论上的关联。考古遗址学是一个沟通不同环节的理论框架,以考古信息为媒介研究其传递过程与变化,从考古信息的形成直到最后考古知识的公共化。这一框架完整地包含了考古学从理论到实践的各个环节,它也是考古学的基本认识论。     

试论原件、复制品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的作用

考古遗址博物馆依托考古原址而建,考古原址及其出土的文物原件构成了遗址博物馆的主体,是博物馆生命力的源泉.考古遗址的“原址原状”保护和出土文物的“原址原件”展示,体现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的原则.脱离了遗址氛围的原件,就偏离了它的时空坐标,其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文化价值已被大大削弱.复制品和仿制品替代原件作为展品、教具、道具或纪念品在考古遗址博物馆中被广泛使用的现象,令人喜忧参半.如何恰当地利用复制品,值得进一步分析讨论.     

关于开展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研究工作的几点想法

预防性保护作为一个外来词,21世纪初传入我国并逐渐进入遗产保护体系。目前西方博物馆/艺术品保护领域已经建立了一套关于预防性保护的知识体系和规范性参考框架,而在不可移动文物领域预防性保护则是比较新的概念,其概念和框架还在不断演变和完善。虽然近几年来,国内政策层面开始逐渐重视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问题,但总体而言目前还处于概念推广阶段。结合国际研究最新成果以及国内遗产保护研究、实践和管理现状,提出国内不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的研究与实践的相关建议,基础研究应着重于概念范畴、结构和材料损毁机理、风险评估方法等方面的研究,应用研究应从灾害预防、监测、专业检修、保养维护和开发专业工具软件等方面展开。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考古遗址的保护设计与视觉叙述

考古遗址作为一种场所,通过对于场地的挖掘、保护、展示等各干预手段,改变并形成其场所特性,是受其时空活动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营造环境。同样作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遗产和考古遗址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因为损失了大部分的建筑形体而失去了建筑的使用功能,只能成为具有纪念性意义的文化物体。考古遗址所承载的历史、艺术和数据价值是其被研究和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针对这样一种碎片式的建筑残缺遗存,考古遗址的保护就不能单纯从对物质本体的老化和续存条件的研究来考虑,如何提升考古遗址视觉上的可读性和结构重组的需要也是保护设计的重要影响因素。任何保护手法的选择和干预程度都是对于遗址视觉形体呈现的一种设计决定,基于此,在尽可能保障考古信息和历史物质资料保存的前提下,考古遗址的展示和风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持干预者的审美取向。自18世纪以来,欧洲考古学对于遗址阐释的体现与其对于以石构件为主的建筑废墟的审美趣味有着很深的关联,而东亚文化的废墟呈现形式大多则是由以因佚失而无形的木构件和仍遗存有形的土遗址所组成。本文试图在对于异同文化的废墟审美认同基础之上,对遗址保护的设计与视觉叙述性之间的关联进行论述。     

美国考古资源保护财政制度解析

我国大遗址保护涉及资金动辄数十亿,融资方式成为决定大遗址保护行动效果的关键因素。相关财政制度研究十分缺乏却非常必要。财政制度研究应遵循资源特性—事权划分—支出责任—经费来源逻辑路线。通过全面分析美国考古资源保护财政制度在其文物保护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说明针对考古资源这类珍稀而脆弱的历史遗产,联邦政府承担主要保护职责,既有"专职垂直管理"体制,也有"兼职部门管理"体制,均得到多渠道联邦公共财政制度的有力保障,体现国际公共管理领域倡导的可问责理念。与其相比,目前我国大遗址保护财政制度存在着事权与支出责任严重失衡现象,建议区分不同遗址保护模式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