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村落类型与社会治理——以个案分析为中心

晚清民国乌鲁木齐地区的村落,根据人口结构不同,可以分为宗族、地理相近与地理相错三种类型。由于三种类型村落的自治程度不同,造成了政府对其治理方式上存在区别,也突出了国家对其控制力上存在差别。文章主要以村落个案分析为中心,针对每种类型的村落,以个案的形式说明村落类型与治理之间的关系及反映出的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差异性。     

水井与北方乡村社会--基于山西、陕西、河南省部分地区乡村水井的田野考察

本研究利用田野调查所搜集的水井碑刻及访问材料,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陕西、河南等北方地区的水井习俗,勾画了北方乡村生活用水的情境。通过水井制度研究表明,北方乡村水井在建构社区空间、规定社会秩序、管理社区人口、营造公共空间、影响村际关系等方面有重要作用。水井制度突出了地缘关系,反映了北方乡村社会的特质,对之研究有助于我们对北方传统乡村社会的认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文化遗产保护与遗产社区活力关系的思考——以元阳县三个村落为例

社区研究是世界遗产可持续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但关于城市住区、旅游发展与社区之间关系以及社区参与的研究较多,对乡村社区,尤其是乡村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和社区活力关系之间关系的研究尚有空白。在整理社区活力特征评价指标、遗产要素和现场调研、访谈的基础上,对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所在地元阳县的3个村落遗产社区活力及文化遗产要素保存状况进行了对比分析和评估,构建了评估框架。结果发现,物质上社区内重要传统祭祀、礼仪活动和空间的良好存续,非物质上良好的生活秩序、人际关系,以及共通的归属感和价值共识,对遗产保护水平和社区活力的提高有正面作用,未来应逐步构建遗产社区成员共同的发展基础,构建空间-生活-社会网络的新型遗产社区,以进一步推动世界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风水学视阈下的朝鲜族传统村落保护——以龙井市长财村为例

图们江北岸的朝鲜族村落历经百余年发展,积淀了浓郁的村落风貌特色和民族文化内涵。这些传统村落选址布局和房屋建造等方面运用朝鲜半岛风水理论的痕迹十分明显,注重山体、水体、植被等自然环境的选择和组织,具有"山环水抱,以水定址"的村落外部生态格局,"聚井而居,有机生长"的村落内部空间格局,"形神兼备、和谐交融"的传统民居建筑特色。由于当地经济发展迟滞缓慢,再加上政府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这些传统村落的保护面临着一些问题。以龙井地区长财村为例,该村是典型的朝鲜族传统村落,存在着传统村落建筑风貌、村落传统格局、村落水口空间等受到严重破坏、村落"活力"明显不足等问题,为此,从保护村落传统空间格局、延续传统建筑风貌特色、完善村落空间场所功能和打造村落民族特色景观等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长财村村落遗产保护的现实路径,以期能为我国朝鲜族聚居地区传统村落遗产的原真性、特色性保护提供有益参考。     

人口的增殖流动与明清华北平原的村落发展

影响村落生长的因素主要是村落人口的自然增殖与流动。融入型人口流动改变了村庄的姓氏结构,它是多姓村落形成的主要原因,而寄居型人口流动不但在一定时段改变了村庄的姓氏构成,对村落的裂变以及村落数量的增加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它是村落裂变分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社会组织、仪式实践与象征权威——青海三川地区水排组织的民族志研究

水排组织是青海省民和县三川地区的一种地缘型民间社会组织。在传统社会中,它曾起到管理村落农事、化解村际用水矛盾等作用,如今还主要在农事仪式实践中延续其功能。借助神灵崇拜建构起象征权威力量,是中国地方社会运作的重要机制,水排组织主持的跳"纳顿"酬神仪式亦是如此。它达成了村落群体内部的精神凝聚与社会团结,促进了村际乃至族际社会秩序的整合,凸显出乡村社会自我有序治理的"实践智慧"之所在。这一建构起乡村内生性社会秩序的实践智慧,对于当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有其借鉴意义。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活态性特征及作用机制研究

基于传统村落活态性内涵,从村落人口、物质遗产以及非物质遗产3个方面构建传统村落活态性评价指标体系。通过访谈问卷、实地踏勘、文献查阅等方法获取数据,根据发展路径的差异划分传统村落类型,对分属旅游发展型、传统技艺型、综合开发型和生活服务型的湖南省永州市4个传统村落活态性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失活现象在各类型传统村落中较为普遍;②不同类型传统村落人口活态情况差异明显,其中旅游发展型村落人口活态性最好,生活服务型村落人口活态性最差;③不同类型传统村落物质遗产失活程度相对较轻;④不同类型传统村落非物质遗产失活程度整体较高。     

江苏省地理景观与美丽乡村建构研究

乡村审美空间蕴含着内在和深刻的人地关系理念内容,比经济效应有更深的自然情怀,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感情基础,也是现代景观规划的重要研究课题。城市化发展过程中自然地理脉络破坏对于乡村景观是致命的。探讨以多尺度层面的地理景观建构乡村审美空间:在区域大尺度范围内设计地理视域观赏空间;在镇域中尺度范围内将生态文明和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安排在景观空间格局配置中;在乡村小尺度范围内造就素雅含蓄的村落景观。江苏省乡村具有四千年的历史,留下珍贵的人地关系文化遗产和审美烙印。从地理景观形态结构、格局演化进程与机理响应对照乡村审美空间景观,建构和谐安宁的画面境界;最终造就广阔地域的"美丽乡村"。     

成都平原环境考古调查与研究

随着成都平原地区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先秦时期人地关系问题逐渐引起重视。近年来在宝墩遗址、金沙遗址、高山古城、红桥村遗址等一些典型遗址开展了环境考古调查和研究工作,在古气候与古蜀文明发展、古洪水、地貌与聚落变迁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研究表明先秦时期成都平原的先民在活动空间的选择上呈现一定的避水现象,洪水是影响古人活动空间选择的主要因素。季风的减弱、气候的不稳定、突发性的洪水以及稻作农业的传入等综合因素可能是古蜀先民从山前地带走向成都平原的主要原因。在今后研究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人地关系时需要综合考虑古气候、河流、地貌,灾害等多种自然因素的影响。     

耪青与社会流动——近代东蒙地区社会转型的过程透视

近代东部内蒙古地区的耪青制度是随华北的汉移民传入的,由于宽松的人地关系和产权限制等因素,这种制度得到很大的发展。在这种制度下,精耕细作的汉农业化在蒙地获得了推广。耪青传播的同时,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流动,既有各种类型的移民的迁移,也有蒙古游牧民和流民的固定。社会流动的第一波浪潮发生在清代东蒙的南部地区,耪青关系以汉人与汉人间的关系为主。随着人口增长和土地细分化,耪青关系减少,南部蒙古人在贫穷和动乱的影响下向北部流动。在清末民国时期,北部蒙地形成农业开垦和移民流动的第二波浪潮。在非开放区内,形成了普遍的蒙人与蒙人之间的耪青关系。正是耪青和社会流动,促进了近代东部内蒙古乡村社会的转型。     

关于极端干旱地区人地关系历史演变的初步研究——以塔里木盆地为例

纵观极端干旱地区生态环境与人类活动关系的全过程,可以看出:在气候环境自然演化的背景下,人地关系存在着时间与空间上的两种变迁。从历史时期看,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地关系大致经历了依附自然、干预顺应自然、干预自然、回归自然四个阶段。从空间上看,表现出人类"逐水而徙","依水而居"的相互关系。各个阶段以气候环境变化为背景,以水资源为主线,表现出人地关系演变的时空特征。塔里木水系的瓦解和塔里木盆地的沙漠化以及胡杨林植被面积的缩小,说明近100年来人类活动对人地关系的演化逐步起主导作用     

基于文化景观理论的贵州石阡楼上村人地关系及景观变迁研究

乡村遗产不仅是指乡村中的建筑遗产,它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因当地村民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当地的风土共同形成的活态遗产,具有强烈的物质与非物质属性,是理解该族群存续历史的必要物证。对传统时代人地关系的构造与特征进行研究是乡村遗产价值评价的基础。贵州楼上村是我国西南地区喀斯特地貌之上、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之下,在汉族传统耕读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长期互动、交融之中形成的景观生态聚落。楼上村文化景观遗产中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机制充分说明,文化景观是人类与自然在漫长历史时期相互影响、相互适应中形成的共同作品。这种和谐稳定的人与自然共同体,包涵与之相关的所有可视的物质要素,以及虽不可视、但在景观塑造中发挥内在源动力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构成良性、互适的人地关系模型的基础,也是作为活态文化景观遗产最核心的价值所在。对于乡村遗产保护来说,关键是如何管控、引导各要素变化的方向——首先要明确乡村遗产的价值,其次要设定乡村遗产保护的目标,最后才能划定乡村景观变迁的可接受区间,以及划定景观变迁的底线。     

乡居·镇居·城居——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

生活环境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清末开始的地主由乡村向城镇的迁移是一个较为普遍的历史现象 ,居住环境的改变对地主日常生活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社会活动的内容和交往关系上 ,而且反映在社会活动的空间范围上。这两方面的影响表现在江南离乡地主身上的结果便是个性束缚的减弱和个人能力的增加。     

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流动商贩是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正规商业不相同。本文以正规商业和流动商贩的引力可达性指数,比较两者在同一区位的可达性差异,依此将两者的空间分布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这些类型在空间上呈同心圆、扇形与多核心相结合的分布模式。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发现以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为代表的社会力、以国际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和具有不同监管强度的政府力均对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有显著影响。     

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流动商贩是城市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空间分布格局与正规商业不相同。本文以正规商业和流动商贩的引力可达性指数,比较两者在同一区位的可达性差异,依此将两者的空间分布关系划分为五种类型,这些类型在空间上呈同心圆、扇形与多核心相结合的分布模式。通过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发现以人口密度和人口结构为代表的社会力、以国际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和具有不同监管强度的政府力均对正规商业与流动商贩的空间分布关系有显著影响。     

豫西北传统村落——焦作北朱村空间结构研究

北朱村坐落在河南西北部,是一处历史悠久的山前平原区农耕聚落。村内现保存有较多的传统民居建筑、保存完整的祠堂和品类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真实地反映了中原地区传统村落的演变方式和发展脉络。对北朱村村庄的选址、村落空间构成、地方建造技术和特征的调查分析,有助于我们了解豫西北传统村落的价值和特点。     

对景迈山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思考和探索

景迈山古茶林遗产构成要素之一的传统村落,已有5个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同时因景迈山申遗带来的地方发展机遇和世界遗产申报要求,也使得传统村落保护面对许多问题和挑战。景迈山遗产保护的实践表明,传统村落作为活态遗产,需理解其是原住民"家园"这一核心功能,通过延续社区与村落的生产生活关系,建立符合其文化传统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方式,运用"整体保护、活态保护"保护方法,引入共同决策机制,根据现实条件,不断探索协调平衡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工作路径。     

日常景观视角下的村落价值

中国现存大量的传统村落,其保护利用的工作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遗产话语体系语境里突出价值的概念,并不适用于评估这些"日常的""普通的"的乡村遗产的价值。日常景观关注的是人们日常活动的场所和生活文化的表达,其所反映的社会文化发展趋势、文化多样性和平等性的多元视角,以及对于场所精神的理解,可以适用于解读普通传统村落的价值,超越传统的遗产价值体系,更好地建立起传统村落与当下更广泛社会议题之间的联系。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传统生土建筑空间 创新性研究——以新疆喀什为例

近年来“乡村振兴战略”已被确立为我国当前乡村发展的核心战略 , 其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被明确提出并实施。该战略的根本指向就是让乡村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这也是中央对其发展所设定的远大目标。乡村是我国乡土文明、自然遗产、文化历史的真实写照。自古以来,乡村不仅是中国农耕文化最直接的活态存在,也是中国社会最基层的伦理道德体系,更是一部代代相传、久远悠长的纪录上下五千年中华民族文明史的“活史书”。在经济迅猛发展、社会面临变革的当下,面对生活方式、社会发展体系、传统与现代相互交织等深层次变化,乡村面临着人口流失、农耕荒废、村落生存环境质量低下、文化丢失等严峻问题。乡村建设问题已迫在眉睫,成为当前人居环境建设的主要问题之一。而面对这一系列问题,国家出台了乡村治理方略,其中央一号文件里写到 :“划定乡村建设的历史文化保护线,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随着国家的高度重视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乡村建设在建筑领域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传统建筑是人居环境构成的主题要素,同时也是地方文化的一大载体。怎样发挥好乡村振兴战略与传统建筑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文章探讨的重点。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传统村落保护变迁

在现代文明发展趋同的瓶颈下,中华民族作为多民族的文明集合的追根溯源指向传统生产生活保存较好的村落,近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决策到民间行动,出现全面的传统村落保护热潮。近十几年来从作为乡村经济发展工作中的一个分支,到成为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到主导乡村文化意识形态发展,传统村落保护经历了从附属转向引领乡村发展的过程。从时间脉络而言,传统村落保护已历经前两个发展阶段,正处于逐渐趋向第三阶段的转折期,呈现明显的传统文化回归趋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