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史学”到社会文化史

目前有关社会文化史的讨论中,论者偏重于汲取西方新文化史理论和方法,而对中国史学资源甚少提及。本文认为,20世纪初年新史学的研究取向和方法仍可资借鉴。社会文化史内容丰富,论题亦不限于大众文化一隅,可从多方面拓展和深化。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生活质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

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生活质量主要包括客观生活质量与主观生活质量两个方面,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应当从日常生活的第一主题做起,再渐次向前延伸和发展,而显现出三个研究梯度。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辩证联系,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研究生活质量被史学所关注是史学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     

彼得·伯克的文化史观念初探

新文化史作为当代西方史学的主要发展趋势,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新文化史学家。彼得·伯克在新文化史领域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的文化史观念尽管偏于保守,却是较为谨慎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伯克的文化史观念,有助于深化对新文化史的认识。     

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

西方史学界正在发生着一个转向,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的发展便是这个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个演讲将就这个转向的重要成果进行简要的介绍,并评述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演讲分四个部分,首先介绍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学;然后概述中国史研究的有关成果;第三部分以我自己最近的研究课题为例,来看目前西方史学的这个新趋势对我自己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我还将就新文化史、微观史、大众文化史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的若干问题提出我的一些思考.     

"自下而上":当代西方新文化史与思想史研究

英国哲学家柯林武德云:“一切历史皆思想史。”其意谓理解过去之历史,不仅要明了过去之事实,尤须理解过去人们之思想。诚哉斯言!征诸人类历史,思想之历史恒扮演人类文明史先行者角色,亦最能承受历史风雨之冲刷而沉积于历史最底层。思想史之活跃,或表征一个时代急遽变革,或象征一个时代稳定与繁荣。显然,思想史不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言,还是作为一个历史研究专门领域言,其重要性和意义均无须烦言。鉴此,我们特组织本期笔谈。这组笔谈文章,就内在含量言之,也许颇为有限:或通过历史重演论之本真诠释,欲令世人于重温历史中获得新启示;或通过修辞视野下思想史研究中语境与修辞战略之研究,以冀于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有所创获,并能与国际学术进行一定形式的对话;或通过业已成形的新文化史研究,尤其是自下而上的品质及其与思想史研究之内在关联的分析,召唤思想史研究超越精英阶层、迎接大众时代之到来;或通过对思想史研究之伟大传统、意识形态特征以及研究方法和价值取向的多元性的探讨,寻求西方思想史研究本土化进程多元均衡、和谐发展之可能性。内含固属有限,然诚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H.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掌握过去,理解过去”,乃欲“把它当做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通过有限的论议,寻求一种以史喻今、探求真理和“理解现在”的效果,或许正是思想史方法与理论研究之真义所在。本期笔谈若能对于思想史真义之探寻有些许助益,则于愿足矣。     

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客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从客家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外廷、客家民间信仰的特性、客家的神明崇拜与风水信仰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了评析,以期展现十年来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走向。     

海外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方法浅析

20世纪60、70年代以来,海外学者在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这离不开其时新近的研究方法,譬如区域研究、计量史学和跨学科交叉方法等等。本文将以几部海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代表著作为例,对是类方法加以具体探究,冀对国内近代史研究有所裨益。     

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之我见

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涉及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但重点是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构成、社会建设和社会生活变迁三大部分。中国当代社会史应以剖析社会结构为基础,以论述社会建设为核心,以揭示社会生活变迁及其规律为目标。目前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仍面临种种难题。当下的首要任务是系统而全面地收集和整理有关当代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在研究中,力图把个案研究与社会整体研究结合起来;把静态分析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注意当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政治变动的互动关系。     

当代中国史视角下的社会史研究

新时期以来当代中国史研究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取得了引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近几年来,当代中国史研究出现了新的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了要加强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并列的社会史研究,强调以整体视角来拓展与深化当代中国史研究,这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支配,又有着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在此发展背景下,一些国史学者从宏大叙事转向微观实证,致力于地方、社会层面的微观研究,重视地方史料的发掘与整理,取径民间,以区域或地方为个案进行实证研究,力求在地方史或区域史研究的基础上把握总体史的样态。因此,很有必要从方法论的角度,以社会史为视角检讨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开拓与进展,从而推动社会史这一新的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社会史学整合论

在学科本位理念主导下的社会史知识体系的建构,已经遇到了其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困难,那就是碎割化的学科框架很难对社会历史变迁有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从狭隘的学科意识走向开放的问题意识,才是改变上述流弊的关键;而基于物质交换关系基础上所形成的人的关系网络,则“全息”性地蕴含了特定的社会历史内涵,对于社会史研究中学科方法的整合不啻是一个绝好的透视点。     

略论世界历史上的社会变革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经历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两大时代。期间贯穿了三次社会变革：第一次社会变革是在公元前4000年代末,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的进步,最终导致原始公社制的解体和奴隶制国家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贯穿整个文明时代始终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农民和手工业劳动者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第二次社会变革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马克思认为这两个社会阶段都是以人身依附关系为特征的。前者是完全处于人身依附状态,后者是部分处于人身依附状态,两者的差别不大。第三次社会变革是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这是一次规模最大的经济和社会大转变,概括地说,就是要实现市场化、工业化和民主化,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的现代化只能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08年以来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

国外学术界一直比较重视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2008年以来,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涌现了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构成的研究多集中于人口政策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当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等方面,且呈现出研究进一步细化的特点。与国内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研究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虽然其中有其研究的局限,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前面。这与其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悠久传统有关。此外,其采用的研究方法有的值得借鉴,如近年来国外学者越来越重视在研究中运用数量分析的方法,从而进一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     

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新动向

“20世纪……世界科技发生了深刻的革命……对世界政治,经济,化生活产生更加深刻的影响”。的确,20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发生了重要变化：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通讯、生产和生活方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也带来生产方式的改变;网络的运用使生产的组织     

论西方环境史的政治特点

国内外环境史学者基本认为,环境史是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历史,因此他们对环境史中人与人的关系普遍重视不够。但通过对环境史发展过程及环境史理论的分析,尤其对环保运动与反环保势力的政治特点的概述,人们会意识到生态危机的实质是不同的利益冲突,是社会危机、人与人关系的危机。因此,在肯定环境史独特的生态视角的同时,也应充分认识到它与一般史学分支尤其是政治史内容的密切关系。     

一部展现当代中国社会历史全貌的著作--读《当代中国社会史》

中国社会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全面复兴以来,逐步从历史学的边缘领域走向舞台中心。1996年,为进一步确立社会史学科的性质、任务和地位,加强对社会史研究的“宏观把握、整体架构工作”,由龚书铎任总主编,曹文柱和朱汉国任副总主编的8卷本《中国社会通史》出版面世,描摹了先秦至民国数千年间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图景。     

论社会信息化的影响与冲击——从当代历史进程到世界史研究

20世纪中叶开始的社会信息化已成为有必要加以研究的重大历史现象.社会信息化的由来有其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中的技术、理论和认知上的背景及动因;社会信息化自身不仅在当代世界史中据有一席之地,而且已渗透到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信息化进程给历史研究的对象、资料、理论、方法和手段等都打上深刻烙印.在现今信息时代,对当代世界史,进而对整个世界史展开深入研究时,不能无视社会信息化及其作用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