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地区魏晋告地文书中道教思想考释

近年来在甘肃省武威、张掖地区相继出土了一批魏晋木牍,这些资料均是古墓随葬品,且大多是衣物疏和墓葬祭文,对研究汉晋以来的道教思想有重要意义。魏晋时期民间道教在河西地区产生很大的影响,从出土的告地文书可以看出魏晋时期河西地区丧葬习俗中的道教因素。     

马鞍山东晋“建元二年”墓分析——两晋偏室墓研究之二

马鞍山地区发现的东晋“建元二年”墓墓葬形制较为特殊,发掘简报认为是前后室砖墓。结合该地区吴晋墓葬的发展,认为其形制为主室附加侧室,并将其与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全面考虑南方地区(长江中游和下游)平面形制近方形晋墓的时空发展,探讨两晋社会变迁对墓葬文化因素的影响。     

浅析荥阳北周村东魏造像碑

北周村东魏造像碑是河南现存较为完整的佛道造像碑,碑体高大,雕刻内容丰富。该碑始造时应为佛教造像,后来因需要又将主尊释迦佛改刻成道教祖师形象,成为佛道造像碑,反映了当时道教利用佛教造像来宣传道教教义。本文从其雕刻内容和时代风格以及道教造像的发展等方面进行分析,来看北朝晚期嵩洛地区道教对佛教造像的改造和依附。     

四川剑阁县隋唐道教摩崖造像调查简报

为实施"四川散见唐宋佛道龛窟总录考古调查", 2017年至2018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对四川剑阁县境内小型道教造像群进行了考古调查。此次调查5处隋唐时期小型道教摩崖造像,开凿时代基本早于鹤鸣山道教摩崖造像,为研究川北地区隋唐时期道教历史、文化、造像艺术提供了实物资料。     

中国古代道教法印研究

一在中国古代印章中,道教印是一个重要的群体,其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是国家政权设立任命的道教事务机关和道宫所用官印;第二朝廷封赐给道教首领、重要人物的封号印及各种道阶的等级印章;第三是道教内部各门派的主持人依传统尊号或社会公认的名号所制作的各种印章;第四是道教人物或各道教组织依道书、道经与尊神名目,刻制各种施法时使用的印、章、玺、宝,此类中的个别印章也有由朝廷颁给的,本文统称这类印章为道教法印。前三类道印或有关道教的印章多见於文献记载,现今所存实物品种较少,受多种因素影响,著录及公开发表的数量更少;从印文角度看,除极个别残缺甚重者外,这三类印章一般都能辨认识读。但第四类即道教法印的情况就大相径     

河南博物院藏八方星座铜镜再考

河南博物院藏八方星座铜镜所铸图案与铭文有着浓厚的道教特征,是嵩山地区道教传播的重要物证。本文结合铜镜本身信息、六朝后道教派别发展历史等因素,认为该镜是唐代上清或正一道士随身佩戴的用以修行、护身的法器。该镜不但反映了唐代嵩山地区上清派与天师道两派的宗教活动情况,也展现了两派间互相交流、借鉴、融合的演变过程,是研究唐代道教发展与流变的宝贵实物资料。     

天师道“蒙秦治”考

蒙秦治是东汉汉安元年（142年）张陵创立天师道时设置的二十四治之一,是南方丝绸之路古道上距离成都最远的道治。卿希泰先生主编《中国道教史》（1988年版）说它在越郡,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道教史》（1990年版）说它在夔州。有关天师道“蒙秦治”的一系列问题,值得探讨。一、蒙秦治缘何得名二十四治各治命名皆有缘故。蒙秦治缘何得名？这与汉代酉南地区居住的蒙人、秦人有关。据胡厚宣先生研究：“蒙人者,其本义为勇士伪装,披戴虎皮。甲骨卜辞中,蒙字作,从从虎。”“蒙人即因首创用技戴虎皮作战而用为氏族部落的名称②。”古代蒙人…     

江西道教文化遗存探讨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道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精神支柱之一,对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化思想都产生过深刻影响,它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宗教神秘主义体系。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奉老子为教祖,以《道德经》、《正一经》、《太平洞极经》为主要经典。道教累积了大量遗存和献资料,是我国传统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江西是道教活动和传播的主要地区,道教物极为丰富。     

王凝之之死与晋宋天师道的渊源

隆安三年(399)王凝之在会稽死事,历来少有人做专门的探究。本文从道教史的角度对凝之死事中的几个细节进行分析,认为王凝之的举动并不符合晋宋天师道的相关规定,他不是一个典型的五斗米道信徒。进而,王氏家族乃至东晋高门士族的道教信仰,也更多带有东部地区传统信仰的特色,而非来自汉末汉中的五斗米道。最后提出应该充分重视早期道教史上的东部传统与西部传统互动交融的历史事实,不应一味强调汉末米道—六朝天师道之间一线单传的模式。     

唐五代墓葬中的腰坑略论

与汉代以前用于放置殉葬和随葬品的腰坑不同,唐代墓葬中出现的腰坑,属于道教丧葬仪式的遗存。唐、五代墓葬腰坑中放置的安魂石盒、神怪俑具有安魂镇墓的作用。五代时期,使用腰坑的习俗主要在南方地区,多发现于高等级的墓葬中。腰坑和用于通地气的金井是两种不同的墓葬设施。     

早期道教流播河陇地区特征初探

东汉末年天师道传入河陇地区,从秦陇氐、羌族定居的范围沿着河西走廊一路向西,沿途吸纳当地本土民众,影响遍布河陇。天师道在该地区流播时吸取当地民族文化,体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并融入当地素有的巫鬼道、方仙道传统,使之成为道教思想内涵的一部分。     

三张“二十四治”与东晋南方道教“静室”之关系

本文着重从道教史内部重新考察了三张“二十四治”与东晋以降南方道教“静室”的关系,认为“二十四治”组织本身就是三张以后理论化的产物,而南方道教“静室”本有自身的历史渊源,其实质亦与“二十四治”迥然有别。将“静室”与“二十四治”相联系,实乃东晋至南朝道教整理者拟托的结果。     

龙显昭、黄海德主编《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简评

巴蜀地区是我国道教发祥地之一,历代高道辈出,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迄今对巴蜀道教史的全面研究仍相对滞后。已出版的几部《中国道教史》,由于其涵盖面宽,对巴蜀道教的记述均较为简略。因此,对巴蜀道教的历史及其文化的研究,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研究地域性道教历史及其文化,需要从大量的地方文献中搜寻史料,而散处各地的道教碑文,当是此种地方文献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但以前在这方面一直没有进行全面的搜集、校订和编辑工作。如今喜见由龙显昭教授（四川师范学院文化史研究所所长）、黄海德副研究员（四川省社…     

吐鲁番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的性质与发展

吐鲁番古墓出土了几十件随葬衣物疏,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相关社会意识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目前为止,专门研究这些随葬衣物疏的论文并不多,笔者所见,仅有马雍先生的《吐鲁番的“白雀元年衣物券”》,侯灿先生的《吐鲁番晋——唐古墓出土随葬衣物疏综考》和郑学檬先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随葬衣物疏”初探》等几篇。另外,与本论题内容相关的还有黄烈先生的《略论吐鲁番出土的道教符箓》一文。 在如何理解这些随葬衣物疏的性质问题上,以上诸先生的观点并不一致。黄烈先生认为:“十六国高昌时     

清代甘肃灵台蛟城庙长寿殿壁画二十四诸天像初探

甘肃灵台蛟城庙长寿殿壁画是平凉地区清中期代表性佛教、道教融合艺术遗存,主体为十八罗汉和二十四诸天,壁画保存完整、内容丰富、造型生动、技法娴熟,其神像文武兼备、男女各异、个性鲜明。其中,二十四诸天尊格选择与一般斋天科仪有所不同,诸多造型均以道教神祇典型形象出现,并将佛教摩利攴天以道教斗姆元君的形象展现出来,这些都是佛道艺术融合及世俗化的典型例证。     

“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考释

近年钤有"九老仙都君印"的织物在江苏的明代墓葬中屡次发现。通过考证,可知此印文来源于茅山道教,名号指向道教教祖太上老君,同时道教认为该印具有诸般神力。以现有"九老仙都君印"钤印织物的发现情况来看,随葬此物是流行于明代中期常州地区的一种地域性葬俗,证明了当时茅山道教对于周边世俗丧葬习俗的影响力。     

姓氏出状元

唐玄宗先天元年依例举行科举考试,有个考生姓“常”名叫“无名”,因姓名奇特而引起了考官们的兴趣。唐代对道教比较重视。而道教经典《老子》一书,开篇第一句便是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所以,虽然他的文章不可能取为状元,但“常无名”这个名字的道教昧儿很浓,被信崇道教、尊崇老子的主考官们看中,常无名也就阴差阳错地被取为状元。     

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

本以敦煌书中非佛经类献为核心,从敦煌高僧与佛道义理沟通,普通僧众和世俗信众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中的佛道融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考察和分析,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教与道教相融合的具体情状,并揭示了不同层面的佛、道融合所具有的不同特点。     

试论佛道二教对陇右唐人小说的影响

佛道两教是在唐五代时期得到长足发展的宗教形式,对各类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陇右地区是佛教东来经过的第一个地区,道教也在陇右地区得到广泛发展,两种宗教形式在陇右地区的传播对陇右唐人小说创作主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陇右唐人小说作家中,大多数作家的作品无论从题材、主题,创作方式等方面都打上了佛道两教的烙印,表达了创作主体对...     

漫谈巴蜀道教文化

一、巴蜀道教化源远流长。道教旅游资源众多。原始道教产生于蜀。有化源流方面的继承性和必然性。距今约4800年的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绝品物——神坛和通天神树等,就以独特的形式展示了古蜀人的原始宗教崇拜情结。此后,巴蜀地区一直流行敬鬼信巫风俗、灵魂观念等。后有字以来的史籍。载有黄帝问道于青城和峨眉的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