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华侨华人研究的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

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当前华侨华人学科建设与学术定位中的一些认识问题、理论问题进行了阐述。主要观点为:学术研究与政策宣传是相辅相成的。相对独立和自由的学术研究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工作和必要前提;华人研究不应该以中国社会为中心,而应该以海外华人社会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摆脱功利主义的考量和民族情绪的影响,坚持理性思考的科学精神;华侨华人研究应该有宽松的氛围、宽阔的视野和宽容的态度。     

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境界——追求圆融

21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如何深入发展?这是一个回顾与前瞻性的交叉问题。回顾,乃是对20世纪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历程进行学术盘点;前瞻,则需展望中国近代史学科在新世纪共同的学术追求与发展趋势;交叉,是在“瞻前顾后”的基础上提出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具体路径。《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性刊物,责无旁贷,愿意为大家提供一个讨论平台。为此,本刊特组织“21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笔谈,邀请国内中国近代史学界不同研究方向、不同年龄层次的学者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探讨这个问题,旨在凝聚共识、寻求突破。参加本期讨论的既有老一辈历史学家,也有活跃在学术界的中青年学者。这七篇笔谈构成一篇大文章,见仁见智,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或从宏观上探讨新世纪近代史研究境界的追求、学科品位的提升、学术发展的趋势,或具体入微,分析过去研究中的弱点、盲点,提出对新世纪近代史研究深入发展的看法。这些观点或许能对新世纪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展开提供一些启示!当然,一期笔谈难竞其功。我们也深知,由于学者的研究领域不同、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这个问题也许不可能有一个大家所公认的结果,重要的是通过笔谈能引起学界对这个问题的深思!我们不追求结果的圆满,只追求过程的深邃。因此,我们诚恳希望学界同仁以本期笔谈为开端,不吝赐稿,深耕我们共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园地,为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尽我们的一份责任。     

让中国边疆学具有更强的时代感

以研究中国边疆的形成发展规律为主要任务的中国边疆史地学科,在经历了20世纪,特别是近20年的迅速发展后,已经进入了21世纪。在新世纪的广阔天地里,这门学科必将获得新的飞跃,我对此深信不疑。     

一部研究中国与东南亚问题的有创见性力作——评《中国——东南亚学》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0年 6月出版的《中国—东南亚学 :理论建构·互动模式·个案分析》一书 ,是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的刘宏博士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该书分四部分 ,由 1 5篇论文集成。在这些学术论文中 ,作者以独特的视点探讨了 2 0世纪中国与东南亚互动的基本模式、海外华人社会商业网络的建构与运作 ,以及当代东南亚国家与社会关系演变等重要问题。第一部分“导论 :理论与分析构架”是对主流学术界民族国家视野进行反思的同时 ,也试图阐释一种不同的分析构架。作者从建构中国—东南亚学必要性入手 ,分析了现存亚洲…     

传统夷夏观与中国疆域的形成--中国疆域形成理论探讨之一

文章主要对传统夷夏观在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认为如果从汉族和边疆民族对中国疆域形成的贡献看,中国疆域的形成可以分为两大时期,唐以前是汉族起着主导作用,汉、唐的两次大统一都是以汉族为主体实现的;唐以后则是边疆民族主导着疆域发展的进程,元、清两次大统一都是由边疆民族实现的。传统的夷夏观是导致这种状况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受传统夷夏观的束缚,以汉族为主体建立的王朝往往难以突破人为设置的“夷夏”界限,对边疆地区采取羁縻统治或“不治”,因而阻碍了疆域形成的进程;而边疆民族所建王朝则没有这些束缚,并不断冲击着传统的夷夏观,中国疆域的最终形成就是伴随着这种观念的不断突破而实现的。     

中国民族学田野工作反思--以五六十年代民族大调查为例

民族学与人类学同体异名,从西方来说,民族学一般指的是欧陆传统,而人类学指的是英美传统。1949年以前的中国大体上也是遵循了这个区分,从学者各自选择的学科称谓上大致可以判断其学术背景。     

近年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研究范式的嬗变

长期以来,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一直致力于描述和批判中国男人对妇女的压迫。中国妇女不是被塑造成为传统父权制的受害者,就是被描绘成新的父权制的牺牲品。近年来,这个强大的认知范式逐渐受到挑战和颠覆。过去那种从单纯的意识形态出发,将中国妇女一概视为父权制牺牲品的论证方式已经淡出学术研究,取而代之的是从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中国历史的复杂性与特殊性。在美国,中国妇女形象总是与美国学术与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美国的中国妇女史学家是在西方的语境中给那些带有西方理论前提的读者来写作的,如何才能真正基于中国历史本身来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性别关系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课题。     

文化名人，一路走好！

这两年有些注定要被我们永远牢记的人走了。他们的思想、学术、言行形象将永久铭刻在历史上。让我们永远记住他们。     

从外籍教授讲座看海外华人学者的研究特点

为了增进与国外学者的交流,扩大国内华侨华人研究学者的视野,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所分别于2 0 0 3年1 1月和2 0 0 4年3月,邀请美国伯克利大学王灵智教授和曾在新加坡、文莱等地任教的饶尚东教授来本所举办为期1个月的学术讲座。暨南大学研究华侨华人问题的专家学者和博、硕士研究生积极参加了讲座,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加深了对该学科的国外研究动态的了解,也客观地认识了国外学者的研究成就和特色。王灵智教授的研讨会以全英文的形式进行。他对国外华侨华人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最新学术动态做了概要介绍和精辟评介,并以…     

近十年来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

西方汉学（中国学）以中国特别是以中国历史文化为重点研究对象,自19世纪初在法国确立起专业学科地位之后,不断发展,现今已演变成为一门综合性的人文社会学科。而中国学者对西方汉学（中国学）的关注和研究也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已展开。近十年中国的西方汉学（中国学）研究也走上了学科化发展的道路,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的学科领域,在翻译文献、解读原始资料、进行理论探索、展开专题研究和跨文化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2011年6月25—26日,"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这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历史系,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来自海内外70余名专家学者就北美中国学研究的历史、成果及其研究和方法理论展开了热烈研讨。作为本次大会的组织者之一,笔者根据与会者提交的论文包括整理后的发言记录,深觉这次会议有不少重要的议论焦点值得进一步思考,遂将其中的部分内容规纳为几个问题在这里进行综述。     

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国学研究

美国重视对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研究 ,尤其是对中国的研究是随着战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大增而兴起的 ,美国对新中国的关注 ,目的是使美国的“中国学”研究 ,从单纯的学术探讨转而公开为美国全球战略、国家利益服务 ,这是战后美国研究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本文探讨的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美国中国学研究状况。     

探寻中国革命史的真义——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史华慈,是揭示毛泽东发展了自己独特的、超出苏联控制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批学者之一,他是哈佛大学历史与政治科学系的荣休教授,因患癌症,于星期日逝世于麻萨诸塞省坎布里奇的家中,享年82岁。     

在探索中开拓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新局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20年来科研成就综述

具有优良学术传统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呈现勃勃生机,边疆史地研究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审慎严谨的科学态度深入开展这一领域的学术探索。20余年间,边疆史地学术领域不仅硕果累累,而且其学术内涵和外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有了长足的发     

史念海先生与中国古都学研究

史念海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和历史地理学家,不仅在历史地理学、中国古代史、地名学、方志学等学科领域中作出了杰出贡献,还是中国古都学的创始人,为中国古都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贡献。概括起来,史念海先生对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开创性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6个方面:1、发起和创立了中国古都学会,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学术队伍;2、创建了中国古都学,奠定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理论基础;3、坚持“为世所用”的治学理念,指明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目的和方向;4、总结和勾划出了中国古都发展的基本面貌和规律,推动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发展;5、不断开拓中国古都学研究的新领域,开辟了中国古都学研究的广阔前途;6、对古都西安进行了综合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     

中国的埃及学研究

诞生于19世纪20年代初期的埃及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目前,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都建立了自己的埃及学,其中规模较大的有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世界各国埃及学研究共同组成国际埃及学家协会,定期召开学术会议,广泛进行国际合作与学术交流,使全世界埃及学研究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本拟就我国的埃及学研究从无到有的发展历程作一阐述。     

邓少琴先生与巴蜀史研究

著名的历史学、博物馆学家邓少琴先生对于长江航运史、地方史志、川康金石、川康史地都有很深的造诣,关于巴蜀史研究尤为学术界称道。他的的钜著《巴史新探》、《巴史再探》、《巴史三探》、《蜀故新诠》,是我们治巴蜀史与巴蜀考古者案头必备的重要文献之一,结集为《巴蜀史迹探索》,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在1983年出版。     

西南联大民主精神长存

这是2002年11月1日下午在北大纪念西南联大建校65周年大会上,朗诵《西南联大赞歌》的一段序曲。     

二十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述评

中华民族的历史也是一部改革史。20年来,中国改革史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改革史著作和论文大量涌现;“改革史”学科范型基本构成;社会改革作用、改革与革命的关系、改革成败规律等史学理论问题有重大突破和发展。“改革史”研究方兴未艾,必将继续呈现勃勃生机。     

世纪之初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短短的数年间，取得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以下四个方面，是新世纪以来史学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