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佛教《根本説一切有部律·衣事》梵藏本 探析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事》的第七章《衣事》(梵語Cīvaravastu,藏語Gos kyi gzhi)是了解印度佛教敍事傳統和戒律體系的重要文獻之一。由於《衣事》僅有梵本和藏譯本存世,缺少漢譯本,其研究價值長期以來爲國内學術界所忽視。本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系統介紹了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事》的梵藏漢版本和國内外研究現狀;第二部分考察了《衣事》的主要内容和結構,提供了該文獻的吉爾吉特梵本和藏譯本的内容對照表,首次將《衣事》的内容佈局呈現在學術界面前;第三部分以阿闍世故事爲例説明《衣事》對於佛教和耆那教的比較研究,具有其他佛教文獻所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     

章太炎儒術新詮中的近代學術嬗變

章太炎《儒術真論》將真儒術的本質界定爲"以天爲不明及無鬼神"。這一詮釋在理論與方法上是一個自洽的體系,並且以西方傳入中國的近代科學爲知識基礎。章氏一方面從墨家批儒記錄中落實界定真儒術的文獻依據,對儒墨之差異提出了獨到的分析,他試圖走出一條迥異於孫詒讓"本説經家法,箋釋諸子"的路子,强調治子乃"尋求義理"的"主觀之學",從而爲國學旁采遠西新學打開了空間。而另一方面,《儒術真論》的兩篇解説性附文《視天論》和《菌説》,經受斯賓塞進化學説、《談天》等西學影響,采納以牛頓定律爲基礎的新的宇宙、世界支配及運行原理,並將之作爲詮釋真儒術的知識支撑。章太炎儒術新詮,無論從科學革命導致"範式轉換"的普遍視角來審視,還是察之以中國傳統學術的自我調適以及西學東漸從明末到清末的複雜歷史軌迹,都折射出近代中國學術嬗變的某些動態圖景。     

《古典文獻研究》稿約

<正>1.《古典文獻研究》是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集刊,每年出版一辑兩卷,由鳳凰出版社出版。2.本集刊主要登載以古典文獻爲中心而展開的各種專門性研究。關於其他傳統學術問題的研究論文,並所歡迎。内容、主題,均所不限。尤其期望提出新理論、實踐新方法、開闢新領域的各種專深研究。書評、研究綜述等,亦適量登載。史料整理、文獻考證等,視其重要程度,選擇刊發。     

守先待後:史學在中國的地位及演變

中國古人敬天而不曾尊崇一位絕對全能之神。在這樣的世界裏,歷史和史學具有特出的文化地位。通過歷史記載和敍述,史學說明並論證着關於天道、人世,以及文化和政治認同等各項基本理念,也驗證着君主統治的正當性。漢代獨尊儒術後,史學的功能有所變化,但仍注重記録和傳承,並越來越帶有守先待後的含義。歷史撰述的體制化帶來相應的約束,爲野史和傳說留下了發展的空間。不間斷的正史、相對隨意的野史,以及伸縮靈動的民間傳說,共同構成了今天的"歷史知識"。這一切都因19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入侵而改變,不僅史學的社會地位摇擺不定,學校和公衆所關注的歷史内容也有很大的改變,出現了一些帶有西方特色的中國歷史言說。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古典文獻研究》稿約

<正>1.《古典文獻研究》》是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集刊,每年出版一輯兩卷,由鳳凰出版社出版。2.本集刊主要登載以古典文獻爲中心而展開的各種專門性研究。關於其他傳統學術問題的研究論文,並所歡迎。内容、主題,均所不限。尤其期望提出新理論、實踐新方法、開闢新領域的各種專深研究。書評、研究綜述等,亦適量登載。史料整理、文獻考證等,視其重要程度,選擇刊發。3.本集刊設有編輯委員會,採用專家匿名審稿制度。每輯上卷六月底截     

以仁心說 以學心聽 以公心辯 在纪念史华慈追思会上的讲话

在二戰以來杰出的歷史學家當中,史華慈是目光最為敏銳,見解最為深刻的人士之一。他深深地根植于但并未局限于蒙田和巴斯噶的人文主義傳統,該傳統為他提供了判别人類狀况之中存在着的鄙劣與崇高的洞察力,也提供了一種蘇格拉底式的進行自我審視的道德上、智力上的自覺衝動,作為探究人類活動的先决條件。史華慈的鮮明的學術研究     

唐元時代景教歌詠音樂考述

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取義西學:劉師培轉换傳統學術的取徑

<正>西學東漸,是清代中晚期以來中國學術史的一個明顯事實,在這樣的學術潮流之下,固然促使着清儒對傳統中國學術進行總結和反思,從另一方面而言,西學也逐渐地改變清儒對既有學術的認知與看法。隨着西方列强與西方文明對清政府主導統治的中國所造成的影響曰深,張之洞提倡"中體西用",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度夷"的提出,康有為的"托古改制"都是清儒認識到西學的     

唐元时代景教歌咏音乐考述

景教在中國傳播中沿襲了東方教會傳統,注重聖詠音樂的獨特魅力和交流效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録了公元744年來自敍利亞的新主教佶和到達中國後與景教寺院十七名僧侶前往皇家别宫舉行宗教儀式即祈禱歌詠表演活動,使音樂素養較高的唐玄宗對景教從此刮目相看,提高了景教在中國傳播的地位。本文對此進行研究,針對學術界關於景教詠唱音樂來自拜占庭和敍利亞的兩種説法,作者認爲基督教東方教禮儀經文和音樂傳統都始於敍利亞,但它不是在一個封閉環境中由單一民族形成的,而是吸收融合了幾種有特徵的東西方教曲調,有着共通性。作者分析對比了唐代景教、祆教、摩尼教的頌讚音樂,認爲唐玄宗有可能汲取了景教音樂納入道教音樂儀制。最後,文章勾勒了元代景教教會詠唱音樂傳播的大致面貌。     

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綜述

2001年7月21日至24日,主題為“中國哲學與廿一世紀文明走向”的第十二届國際中國哲學大會在北京會議中心舉行。共有250多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其中臺港、海外學者和中國大陸學者大約各占一半,其間共召開了四次全體大會、五十二場次分组會議,有二百零四位學者在大會或分组會上報告了論文。各位代表圍繞着主題比較集中地討論了人們關注的一些問題,如: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研究的問題、對象和範圍有何异同?如何深入研究和發掘儒、道、佛、墨、兵、易等傳統哲學思想原創性貢獻,并揭示其現代意義和價值?參照西方的哲學解     

尤侗筆下乩仙“異世界”的文本考察

扶乩是明清之際江南流行的一種方術活動,清初蘇州才子尤侗在其詩文和戲劇作品等多種文學文本中通過乩仙形象的塑造,營造出一個獨特的乩仙“異世界”。本文通過文獻、文本和民俗研究的結合,揭示乩仙“異世界”寫作中“佳人薄命”、“才子數奇”的隱喻及其心理機制之形成,進而探究小説、戲劇文本中“天上—人間”“現實—理想”二重結構背後的文獻學、民俗學肌理。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

從15世紀到19世紀,惟一與日本有正式外交關係的朝鮮,曾有六十多次派遣使團赴日,這些使團中的文人留下了約四十種類似出使日記的有關文獻,以及相當數量的筆談、唱酬和繪畫。這一龐大的文獻資料是研究朝鮮與日本近世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重要史料,在日、韓學界很受關注。可是,這些文獻資料至今在中國還沒有得到充分的重視。也許最重要的問題是,這些看上去只是記録日、朝之間往來的資料,對中國學界的意義究竟是什麽?本文指出,這些文獻資料的意義是雙重的,它既呈現了這幾個世紀日本與朝鮮的政治關係與文化比賽,也讓我們看到在近世東亞的政治與文化上中國的存在,日朝交往中,無論在政治領域的名分、禮儀、文書上,還是在文化領域的衣冠、風俗、學問、藝術上,現實上的"明清"雖然缺席,但歷史上的"中國"卻始終在發生影響。因此,在朝鮮通信使文獻中,儘管看到的主要是日本與朝鮮之間的複雜關係,但也可以看到中國在通信使文獻中,仿佛是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     

摩尼教“拂多誕”名辨

摩尼教"拂多誕"一詞,西方學界認爲音譯自胡語的教階稱謂。本文在西方語言學研究的基礎上,藉助中國傳統史學的考據法,探討該詞產生的歷史真相,解讀該詞的意蘊。認爲其乃武則天延載元年(694)認可摩尼教在華傳播的產物,原係其時朝廷爲覲見某位摩尼高僧所取名號,而被摩尼教團作爲第二教階的漢文稱謂。     

葉德輝刻書活動探析

葉德輝是清末民初的文獻學家,其所致力包括藏書建設,藏書目録編製、讀書題跋撰寫、書史研究、藏書經驗總結、前人書目考證糾正和訂補等,並延伸到圖書刊刻領域。葉德輝一生共刊刻超過百種圖書。除刊刻内容嚴肅及與本人學術喜好相關的圖書,還刊刻遊藝、房中等流傳甚少的書籍,其刻書幾乎沒有禁區。他不僅重視刊刻個人著述與家集,也重視刊刻海內外未經傳刻或罕見之本,於保存文獻、羽翼學術,居功至偉。葉德輝亦精於校勘之學,一些孤本文獻賴其力得以保存。故葉德輝不愧爲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書家,其貢獻應予肯定。     

歷史中的小說和小說中的歷史——說宗教和文學兩種不同語境中的“秘密大喜樂禪定”

藏傳佛教曾在元朝宮廷廣爲流傳,《元史》等官修史書中的有關記載,源出自元末明初的一部野史《庚申外史》,明代的作家將這段已被小說化了的歷史進一步戲劇化和小說化,遂使藏傳佛教淪爲"淫戲"和"房中術"的代名詞。本文從文獻學的角度釐清漢文化傳統中有關元代宮廷所傳藏傳密法的記載從小說到歷史,再從歷史到小說的複雜演變過程,並利用西夏、元代所譯藏傳密教文獻研究元代藏傳佛教傳播史,從藏傳密教的語境中還原西番僧人於元廷所傳所謂"秘密大喜樂禪定"的真實面目和本來意義,顛覆其於漢文文學作品中被色情化了的負面形象,重建歷史的真實。     

論漢唐兩宋行記的淵源流變

行記是起源於漢魏的一種特殊著述,同時又是一種獨特的文體。漢晉間出現了外國行記、行役記、交聘記三大類别,其淵源各别,寫法各異。唐以後,行記演爲四大流别:外國使臣行記多記域外地理方物、風土人情,文風誇誕;僧人行記謹守晉宋僧人行傳的舊規,采用傳記寫法記人敍事,首尾完整,文風拙樸,充滿宗教神秘色彩;文臣行記文學性最强,内容也最豐富;還有一種綜述體,非作者自作,而是由前人或時人行記改編而成。四種體式長期並存,流傳展衍,至清末民初仍餘脈未斷,成爲中國古代行記最基本的體式。     

唐代士族轉型的新案例——以趙郡李氏漢中房支三方墓誌銘爲重點的闡釋

中古時期士族流動的歷史線索,經過史家陳寅恪、毛漢光等的持續研究,已經產生了豐饒的成果和許多有意味的結論。但流動的複雜過程以及其中的許多細節,因史料缺乏,尚未能揭示出來。本文借用"轉型"範疇,將新出唐初史學家李百藥墓誌銘與其祖父母碑誌和相關史傳資料進行對讀,試圖通過新出史料與傳世文獻的相互映證,對趙郡李氏漢中房支進行重新梳理,重點以喪葬地的改變來觀察漢中房支的流動及中央化進程,以期對中古社會和士族轉型有新的認知,對流行的"唐宋變革論"的起點也提出自己的獨特看法。通過李氏家族幾方碑誌的比較,還抉發出中古時期大族家風家學的一些與衆不同處,文章並對李百藥的文史著述作一點新的評價。     

教育傳承·選擇接受·更新淘汰——略論先秦時期文獻成書、積聚與散佚的内在機制

<正>儘管《尚書·多士》已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記載,但文獻的大規模書寫特别是大量編纂成書則開始於春秋,勃興於戰國。降至戰國中後期,不僅主要經典皆已成書,私家著述並亦載爲篇籍,而且書册之流傳、積聚也有了相當規模。同時,文獻書籍的散佚亦漸次發生。秦火以前,前代故籍和各家著述即有散失不見之篇;入漢以後,秦火不及之書亦大有不能整理恢復之册。成書、積聚和散佚三位一體,共同組成先秦時期文獻書籍發生、發展的核心内容。春秋戰國時期所以成爲中國文獻傳統和書籍生產的奠定、發生階段,具有物質、傳統、社會文化諸方面的原因:首先是竹簡成爲文獻的主要載體,簡牘書     

傳統史學視域下十六國國别史的突破與困境——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評介

<正>中古少數族群漢化一直是學界熱點研討的問題之一,相關成果層出不窮。近年來以歷史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視角來詮釋族群邊界、觀察邊界擴張與收縮,漸成學術之主流。相比之下,傳統史學視角下的漢化研究稍顯清冷,而李海葉《慕容鮮卑的漢化與五燕政權——十六國少數民族發展史的個案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以下簡稱“李著”）秉持傳統史學的研究方法,以慕容政權及家族個案研究爲中心,進一步地梳理慕容鮮卑漢化的過程,爲中古胡族漢化問題做了頗具學術探索價值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