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为增产挨了批

1975年10月，那是我上山下乡到农村的第六个年头。我同母亲去了远在长沙谷塘公社东风大队新塘生产队的外祖父母家。其时，正值晚稻即将成熟之际。走在山前屋后的田野之间，只见那菜碗般粗大的禾蔸、沉甸甸的稻穗、金灿灿的谷粒，我随手点了几穗，每穗都在一百七八十粒，且粒粒饱满，颗颗滚壮，和自己所在生产队那年年亩产只有两三百斤的晚稻相比，那可是天壤之别。     

一块钱

我出生在1966年。那是农村穷得舔灰的年辰,生产队里一个劳动日才值1角多钱。小时候,我的身上从来没有过钱币的叮当声。     

尿错地方也有罪

1969年1月,我和四位同学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上海“下乡”来到安徽的濉溪县（今属淮北市）白沙公社王楼大队吴楼生产队插队。1970年的春节过后,我比其他上海知青提前回到了我所下乡的生产队。回到生产队后我发现我原先住的房子被调换了,换到了仓库旁边的一间小房子里。     

难忘当年挣工分

正人上了年纪,总爱回忆,我也不例外。与家人闲聊,说起当年挣工分,女儿充满了好奇,来一句:"我也是醉了。"这就是代沟,因为每代人都有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那年月,农村管理体制是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     

见证新疆农村“大包干”

1980年初,我应新疆于田县委书记卢凤章的邀请,从和田报社调到于田县做农村调查。不久,我便来到了一个被人遗忘的角落,城里人很少光顾的极端贫困的生产队——十月公社十大队五生产队。这个队1979年年终结算,社员每人一年的收入只有5．15元,每个劳力的收入也只有11．10元,一个劳动日值4分钱,只能买半个鸡蛋（当时一个鸡蛋是8分钱）。这是个以生产粮食为主的生产队,可自己生产的粮食只能解决口粮的一半。我和司机、翻译三人克服种种困难,在这里调查了三天,写出了《来自一个穷队的报告》。     

陕西扶风中颜村发现西汉窖藏铜器和古纸

1978年12月下旬,我馆配合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在太白公社长命寺大队中颜生产队清理了西汉时期窖藏一处,出土了铜器、麻纸、麻布等文物九十多件(套)。中颜生产队位于县城东面八公里处。1978年冬,在村西南四百米的高地上发现了汉代建筑遗址。其面积约有二千多平方米。     

十六岁的知青生活

1969年元月6日,是我人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我远离父母第二次“断奶”、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日子。我随常德市一中六八届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下放到石门县官渡公社,我们初73班的24名同学被分在东红大队的东风、东红、永忠三个生产队。我和3个男同学、4个女同学下到永忠生产队。那年,我刚满16岁。     

十六岁的知青生活

1969年元月6日,是我人生中刻骨铭心的日子,也是我远离父母第二次“断奶”、走上独立生活道路的日子。我随常德市一中六八届200多名高、初中毕业生下放到石门县官渡公社,我们初73班的24名同学被分在东红大队的东风、东红、永忠三个生产队。我和3个男同学、4个女同学下到永忠生产队。那年,我刚满16岁。     

在北大荒邂逅丁玲

前不久,在新华书店得丁玲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间》一书;又闻丁玲纪念馆在黑龙江省鹤岗市落成的消息,使我又回忆起在北大荒宝泉岭农场认识丁玲那些难忘的岁月。1958年,我作为准右派(中右)从军队下放北大荒宝泉岭农场五分场第二生产队劳动改造。因为我拼命干活表现突出,在生产队拥戴为青年突击队队长。干出了成绩后,从生产队调到总场机关粮食出口科工作。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物资产品、生活资料极度匮乏之际,要我参加农场主要农副产品(如粮食、豆类、畜禽蛋乳等)的销售工作和掌握大量售奖售商品票证(粮油票、布票、棉花票以及烟票副…     

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简报

(一)李家山位于江川县龙街公社早街生产队村西,东南临星云湖,西北距晋宁石寨山仅四十余公里。1966年11月间,早街生产队在该山西南坡修梯田,发现了一批青铜器和玛瑙、玉石等装饰品。江川县委将上述情况转告我馆,我们曾派人会同该县文化馆工作人员一起做过初步清理。1972年1月18日,     

只惟实不惟上──平息“鱼塘风波”

70年代末开始的我国农村改革,是在不断排除“左”的干扰中进行的,中间伴随着一次又一次规模不等的争论。那时,我在人民日报社的农村部工作,不免经历了多次风浪。一次围绕着鱼塘承包问题的争论,就是其中之一。广东一个叫陈处兮的读者给我们寄来一篇调查报告,那上面说：广东高要县沙浦公社沙一大队第六生产队社员陈志雄,是个养鱼能手,技术高超,他经营的鱼塘平均每亩产量比当地生产队的鱼塘高一倍半到两倍。他和妻子从1979年开始承包集体鱼塘,专业养鱼。他承包后的变化可归结为三个大,即鱼产量大增,本人收入大增,生产队集体收入大…     

我在农业学大寨中的经历

正1975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诵念着"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的毛主席指示,回到了我的出生地——贵州兴仁县大山区新寨公社的一个彝族村寨,怀着"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革命激情参加到了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学大寨改土治水那时学大寨,主要是在"三秋"生产结束后,以生产队为单位,划定一个小区域,利用冬春农闲季节开山炸石、砌堡坎以保土保水。每个生产队还要组织10多人的专业队互相支援,各自记工分。队员自带工具、午     

廖鲁言在长治

1961年3月,为了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内部严重存在的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及农村的其他问题,毛泽东主席在广州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全     

一个小学生在1958年的经历

1958年,我11岁,上小学（上半年4年级,下半年5年级）。由于生活在贫困、闭塞的中原农村,见闻十分有限。初中毕业前,我（包括我的许多同伴）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所以这里记述的,只是我个人的经历,只是当年我所在的那个公社、那个大队、那个生产队的一些情况。     

陕西绥德汉画像石墓

1982年3月绥德县苏家岩公社苏家圪坨生产队发现一座古墓。我馆于同年6月进行发掘。苏家圪坨生产队在县城东南35公里处。墓地位于村南台地上,背靠王家堰头,面临无定河水,墓向350°,四周没有其他墓葬遗迹。墓室结构墓壁石砌,用长方形石块细錾出面,错     

农村基层往事

<正>1975年3月,我结束了为时21个月的知青生活,作为所在区随县环潭区首批两个(另一个是刘春发)"亦工亦农"2人员之一,被任命为随县环潭区河武公社党委副书记。当时按每月37.50元给我们发工资,其中20元交生产队记工分,年底参加生产队分配,17.50元作为生活费。由于我所在的生产队分值不高,年底分配时,扣除粮、棉、油实物折款后,基本上没有什么现金分配。也就是说,当时的"亦工亦农"干部,月工资也就是17.50元,仅够住村下队吃派饭时付给农户的饭钱。这种农不农、干不干的身份一直维持到1977年底才正式转为国家干部,吃上了财政饭,定行政25级,月工资37.50元,其中粮贴2.50元。     

自行车

<正>青年时代的自行车,已经离我们远逝,可那美好的记忆依然鲜活。其实简单平实的生活,更让人留恋和回味。我们这些出生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人,对自行车都有着诸多幸福的感觉和美好记忆。我真正触摸到自行车或者说是第一次学骑自行车,还是在上高一的时候。那天,在村里开粉笔厂的舅舅骑自行车来我家,前几次我曾偷偷爬上自行车原地蹬一阵子,听着链条"嗞嗞"作响,挺开心的,这天我把自行车偷偷推到南边生产队的场院里,让我叔帮我学骑     

高考使我成为“超级人才”

恢复高考那年,我高中毕业不到两年。我的家乡是一个穷困、偏僻的山村,我所在的生产队一直是个党员空白队,我高中还未毕业,大队党支部就给我安排一个"政治指导员"的职位,意在重点培养。我生性耿直,加上一些懵懂,不到     

挣工分的那些日子

大约从1958年开始,中国广大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实行生产队集体制,大家一起劳动,靠“工分”量度劳动量的多寡,分配一年辛辛苦苦得来的劳动成果.“工分”在当年的重要程度,犹如社员的命根.因为平时生活要向生产队借粮,年终再按工分分粮食还给生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