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里成长

抗日战争时期的1938年3月10日,由中共妇女界领袖邓颖超、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等老一辈革命家组织的战时儿童保育会,在抗日战争中抢救了数万名无家可归的难童。通过对这些民族后代的辛勤培养,造就了李鹏、李铁映等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建设人才,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贡献。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后代,2002年4月重庆市政府决定在原中国战时儿童保育总会旧址(现重庆市求精中学校址)修建纪念碑。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儿童福利政策述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采取一系列措施急救难童,重视难童的教养工作。尽管在整个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儿童福利政策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其制定的“善种、善生、善养、善保、善教”的儿童福利政策,还是初步显现了现代儿童福利观念的某些特征。应该说,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难童救济与教养方面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李家应与浙江第一战时儿童保育院

战时,获救难童何以栖身,是拯救儿童的工作的重心——即使战时环境再艰难,也得为孩子们提供一个遮蔽风雨的地方。李家应团结全院教职员工,克服交通阻断、经常得不到总会的经费接济等重重困难,办起了有150亩土地的农场、畜牧场,组成织布、做鞋、缝纫、织袜等工艺组,用生产来维持和改善全院师生的生活。李家应与孩子们相处7年,深受孩子们的爱戴,她用全部的爱心去拯救和关爱这些儿童。在她们的精心照料下,难童们体会到了"第二个家"的温馨与有组织纪律的乐趣,逐步改变了过去的种种陋习,变成一个茁壮成长的文明人。     

抗战时期的伪军

伪军,是日本在侵华战争中利用汉奸及国民党投敌分子组织的军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采取"以华制华、分而治之"政策的产物。他们在日军的监视下成立,听     

抗战时期永安粮市与粮食“公沽”

民国27年（1938年）后,闽海战事日益趋紧。国民党福建省政府经行政院批准,从4月29日起．省府及所属104个单位先后由福州开始全面搬迁永安．沿海上百家工商业户也随省政府内迁。     

康大姐和延安第二保育院

当战局逐渐稳定下来时,战时儿童保育会工作的重心也就跟随发生了变化,在延安康大姐的努力下,保育院的工作由原来"保"字打头抢救为主,转为"育"字率先养中有教——要让许多出征干部子女和烈士子女摆脱颊沛流离的状况,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更要使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步具备强壮的体魄,充实的灵魂,以致将来成为健全的国民,肩负起民族的希望。     

抗战时期国民党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述论

抗战时期,新桂系主政安徽,建立了以皖西为核心的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新桂系借鉴治理广西经验,结合敌后抗战实际,加强根据地建设,使根据地在敌伪环伺的险恶环境中,一直坚守至抗战胜利.大别山敌后游击根据地在抗战中发挥了一定的战略震慑作用,牵制了日军兵力,配合了正面战场作战,打击了日军有生力量.但由于国民党政权自身的局限性,根据地内党政协同不够、派系斗争激烈和民众动员工作的有限性,使根据地未能持续发展壮大,逐渐走向衰微.     

安娥和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

儿童是民族的幼苗,是民族的延续,是中国的希望,因此儿童问题是有关社会和民族的重大问题。抗战时期,为抢救民族后代,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与各界知名人士成立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以拯救受难儿童为己任。安娥作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的发起人之一,更是拿出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身于这项民族解放事业的特殊工作中去。     

全面抗战时期国民党党务干部任用与朱家骅的人际网络

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始终未能建立起规范的人事制度,传统社会中固有的人情私谊依旧在党内延续。战时朱家骅先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与中央组织部长,基于自身人际资源与过往经历,其主要从中山大学校友、留德学人等群体中选拔党务干部,并日渐构筑起个人在国民党内的权力网络。而在国民党新旧党务主持者的代际轮替中,朱家骅与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之间互相清洗汰换干部的行为,导致派系斗争愈发激烈。国民党党务干部的任用规则与逻辑,不仅折射出现代政党体制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共生共存现象,同时也是一场党性与人性的较量。     

抗战时期的广东国民党及其重要活动

由于日军全面侵华,已直接危及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国民党党员也面临亡国亡党灭种的威胁,在全国军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日的压力下,国民党已从“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国策转变为联共抗日的正确国策。广东国民党的方针政策也随之改变。     

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

抗战爆发后,中国士兵在前线浴血奋战,伤者颇多,但国民党军中医疗力量极为落后,主要依赖中国红十字会在平津、上海等前线进行救护工作。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随南京国民政府西迁,将主要医护人员与工作人员迁往武汉,并继续从事战地救护工作。西迁武汉后,为适应战局变化,中国红十字会决定调整策略,放弃以往在大城市设置医院救护伤兵的做法,改为成立医疗队,组织精干医护人员,配以切合战地实用的医疗器械与药材,奔赴各个战区进行战地医护工作。     

开封县征收“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始末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不顾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悍然撕毁《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重陷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是年秋,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决定开征“河南省剿匪戡乱特种捐”（以下简称“特种捐”）,以弥补地方财政之不足。国民党河南省政府财政厅公开使用“剿匪戡乱”字样,在国统区的财政部门中尚属首例,从而更加暴露了国民党河南省当局反共反人民的本来面目。     

试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民众动员能力不足的主耍原因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充分调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国民党制定并实施了民众动员政策.但是由于其阶级局限性,经济上实行统制政策,政治上坚持个人独裁和国民党一党专政,文化上禁锢抗日言论、摧残进步文化,且不断制造国共摩擦,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其史治的腐败等原因,造成其民众动员能力严重不足,致使国民政府形成了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     

我所知道的抗战时期鄂中挺进军的三任总指挥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迁都重庆,湖北省政府迁到鄂西的恩施。当时的荆州、宜昌既是四川门户,又是鄂西屏障,自然成为抗战的战略重地。国民党在荆州和沙市设有鄂中挺进军总指挥部、湖北省第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和区保安司令部,专署辖沔阳、天门、潜江、监利、石首、公安、松滋、江陵、荆门等县。     

抗战时期广东儿童教养院难童保育工作

1937年7月,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大片领土迅速沦陷。日寇在侵略过程中制造了大规模的血腥暴行,造成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难民人口占当时中国人口的15％以上”。其中,“15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占难民总数的33．7％强”,其中处于孤苦无依状态急需社会救济的难童应在百万以上。在日军烧杀抢掠的威胁下,这些难童身心备受摧残,贫病交加,无依无靠,在死亡线上挣扎,有的甚至被日寇运往日本进行奴化教育。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水利建设

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为了解决经济困难,发展农业生产,积极兴修大量水利工程,发展农田灌溉事业。本文对边区水利建设的措施与政策、特点与成就以及经验教训与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卫生防疫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深刻复杂的历史原因,陕甘宁边区疫病横行。人畜死亡率很高。这对于陕甘宁边区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发展生产,坚持抗战,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十分不利。面对这一严峻现实,边区政府通过多种渠道,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制定了卫生防疫的方针政策,大力开展卫生宣传,建立健全了一系列卫生组织,使广大群众学到了卫生知识,增强了卫生观念,从而使边区的人畜发病率、死亡率都逐渐下降,其中的经验教训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统平津站遭日军破坏内幕

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为了大力强化统治机器以增强其统治机能，除了军事上扩军备战外，对于情报特务机构，也进行了重点发展以扩充实力。1938年5月，将原在陈立夫管辖下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走私活动

抗战时期,驻扎在各地的国民党军队广泛地参与了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走私活动,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由于国民政府有意让军队以经商来解决经济困难、军队内部军系复杂、军人拥有武力以及腐败盛行等原因,使国民党当局难以制止军队卷入走私大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