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人文与清代官员仕途研究

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给史学研究者带来研究方法的变革,越来越多专题性历史数据库的涌现,对人文学者掌握和利用数据库的技术手段方面也带来新的挑战。在将清代缙绅录建设为史学量化数据库的过程中,利用人物姓名、籍贯等关键信息构建有效的内部连接是追踪官员仕途迁转的关键,而跨数据的外部连接能够进一步拓展数据分析维度,补充科考名次、出生年月、家族背景等影响仕途的重要因素。利用明经通谱中的拔贡名册和缙绅录连接比较,可以得到各科拔贡生员入仕的人数比例。在分析拔贡不同的入仕途径过程中,不能忽视履历、方志等史料中对官员捐纳等信息的搜集,同时在任职时间等方面,这些信息可与缙绅录数据库中的信息互补,勾勒出更完整的官员仕途路径。在团队跨学科合作方面,缙绅录就开发检索平台、互动式可视化界面都进行过尝试,但存在成果难以维护和共享利用等问题,为数字人文在史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思考借鉴。     

嘉道时期的模范满官那清安

那清安是嘉庆和道光时期重要的满人官员。他正直善良,忠孝仁义。37岁时以科举入仕,在29年的仕途中历任尚书、都统、侍郎等十四衔,频繁调迁,公务繁重。那清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尽心尽职,谨小慎微,入仕以来有功无过,所获奖掖无数,堪称清代吏治史上的奇才。     

论明清徽州望族的衡量标准及其类型

明清时期,由于徽州经济、文化的发达昌盛,各类望族星罗棋布于徽州社会.本文认为,衡量明清徽州望族是有一定标准的:第一,家族培养出的登科入仕者的多寡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第二,家族财雄人繁、经济地位的崇高是衡量望族的又一重要标准;第三,科甲与商游结合、贾儒兼融型家族是微州望族的最佳形态;第四,以手工技艺擅名的家族也是徽州望族之林中不容忽视的重要成员.与衡量望族的标准相对应,明清徽州望族大致可分为官宦型、商贾型、官商结合型、手工技艺型四种类型.明清徽州望族类型具有多样性,衡量标准呈现出多元化特征,研究徽州望族应坚持动态的发展的观点.     

明清招远杨氏家族简论

明清招远杨氏依靠科举入仕,实现较大发展,成为胶东望族,在基层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是明清胶东社会的一个缩影。     

政商之间——近代上海沙船商王永盛家族衍变史

王永盛为上海著名沙船商号,是咸丰年间沪上八大船商之一。另一方面,王氏堪称科甲望族,在上海船商中官绅化成就最高。在官绅化的过程中,家族财力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捐纳成为有一定科举功名的王氏成员入仕和仕途爬升的常见方式;反过来,家族也凭借成员获得的政治资源保障甚而获取商业利益。"以商济政"、"以政哺商",政商之间的良性互动为他们的经济利益上了保险。     

近代苏南义庄家族的习业教育

近代苏南义庄家族普遍重视习业教育。义庄或助子弟习业之资,或办习业机构,视习业为不能应举子弟谋求生存发展的必要阶梯,重视程度不亚于科考。从义庄对子弟习业表现出的重大关切,既可管窥近代苏南社会的发展变迁,亦可端详义庄家族积极面世的教育心态。     

中晚唐五代科举与清望官的关系

本文以唐德宗至后周恭帝期间 (分四个时期 )的宰相为例 ,考察其社会出身、籍贯、科第情况 ,进而分析其变化。从四个时期宰相的入仕途径来看 ,总的趋势是科举出身者逐渐占主导地位 ,以门荫升迁宰相的机率逐步衰落 ,非科第出身者升迁宰相的机率也大为减少。中晚唐士族兼进士出身者在诸色入仕和升迁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 ,直到五代才略有下降 ,小姓兼进士出身入仕、升迁的机会亦大于寒素兼进士出身 ,表明科举出身在诸色入仕与升迁过程中 ,对士族和小姓更为有利。五代宰相中士族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科举出身者 ,说明在社会动荡中士族的门第已不及科第更能持久地维系其社会地位的不衰、家族的不败。     

眉山苏氏家族教育探析——以三苏时代为中心

在科举制进一步完善的宋代,作为一个普通庶族地主家族,眉山苏氏因其应时、得法、成功的家教而崛起。围绕科举而进行的苏氏家教,培养出了苏涣、苏轼、苏辙等进士出身、以文学政事通显的科宦族人,为苏氏家族在文学、仕途上作了铺奠。三苏子孙凭借家族背景,或科举入仕,或荫举得官,维系着苏氏家族不至迅速衰落。另一方面,苏氏后裔于仕途虽不显达,却在文学经术上见知于世,形成著名的苏氏家学。可以说,良好的家族教育是眉山苏氏家族振兴、维系的文化保障。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守望相助:明清陇上大族与地方社会

家族在传统社会结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社会运行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族源谱系看,陇上大族因逃避战乱、经商或宦居于此的占多数;陇上大族十分重视修治家谱和治家,因为修治家谱、追本溯源是大族团结族众的先决条件,而治家重在定家规家训,其核心理念表现为敬宗爱族、长幼有序、耕读传家以及施予族人。正因为如此,大族在规范社会秩序、促进社会保障以及强化社会聚合进而有效实现社会自我治理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唐代斋郎探析

唐代斋郎非官非吏,而是唐人众多门荫入仕的途径之一,是可能进入仕途的一种出身。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及出土墓志材料,对唐代斋郎的渊源、设置、职责、服饰、出现的仪式场合、选拔及其在不同统治者时期的社会地位作了分析。     

明清江安雷氏家族文化成就初探

江安雷氏家族自古是当地望族。在明末清初至清中叶,该家族人才辈出,允文允武,连续五代取得了一定的文化成就。在他们当中,出现了五位高品级的将领,两位举人,以及一些勤政的地方官员和文采不凡的文士。这使得江安雷氏也成为泸州地方家族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个。     

明清易代斗争与山东地方家族命运的嬗变——以莱阳宋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易代斗争,给山东地方家族的命运带来深远影响。以山东登州府莱阳县宋氏家族为例,该家族于明朝末年便以科举、仕宦、文学、结社诸多成就,成为饮誉海内的著名文化世家。但明清易代之际,该家族积极参与抗清运动,遭受重创,给家族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摧毁家族经济基础,引发清廷猜忌与仇恨,埋下牢狱祸患,造成人丁不兴,导致家族教育衰落等。入清后,尽管宋氏家族部分族人归附清廷,积极参加科举、踏入仕途,但却没能挽回家族衰落的命运。宋氏后人命运多舛,屡遭牢狱之灾,宋氏家族一步步走向没落,成为明清易代的牺牲品。     

清代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分析——以山西榆次常氏为中心的考察

以代际流动这一社会学视角为切入点,研究商人家族代际流动问题,有助于从动态的历史性角度找出影响代际流动趋势的因素。晋商家族代际流动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征,文章以榆次常氏家族为例进行了分析。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初,子代多继承父业进行经商,从商人数比例远大于从事其它职业的比例,其成员通过捐纳或结交官员上行流动。嘉道年间,东掌制趋于完善,财东不直接参与商业经营,家族人口产生富余,致使未从事商业的子孙转向读书科举或另谋它途。晋商家族代际流动状况还揭示了特定时代商人阶层的发展动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晋商家族商业破产,社会地位整体下降,而重视读书科举教育的家族成员转型为新精英阶层。     

明清时期杭州的文人治生

明清时期,杭州的一些文人出于各种原因参与治生或经商,涉及领域十分广泛,这些文人治生的途径和手段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主要集中在授徒、谋职于书院、卖文、出售书画、刻书、医卜、游幕、业农、经商等方面。他们多根据自身的特点、条件,采用一种或两种乃至多种治生手段,以达到自己的治生目的。促使他们从事治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因家贫、厌倦或失意于科举仕途、去职后生活所迫等。     

清代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

清代是云南儒学发展的成熟期。作为地方的云南盐业社会,儒学的传播有上层、中层、下层三个层次。上层的儒学传播包括地方官员提举与地方文化精英的学额争取及文庙儒学教育。中层的儒学传播包括书院、义学在内的儒学正统基层教育及地方家族儒学教育。底层的儒学传播包括面向民众的圣谕宣讲、地方大众教育慈善及其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道德伦理建设。云南盐业社会的儒学传播实践,建立在国家与地方的互动基础之上,呈现出一统性与地方性。     

清代江西棚民的社会上升流动——以铅山篁碧村为中心

清代江西棚民的历史实践显示,下层民众实现上升流动的过程非常漫长,大概可分为四个阶段:获得相对稳定的谋生方式,定居入籍;从事山货贸易,积累财富,投资公益事业,跻身精英阶层;支持、资助族人读书业举,考取科举功名,获得官员任选资格;谋取官职,并为子侄创造入仕的机会。明清棚民群体的社会角色与普通民众无实质区别,并非全是学界妖魔化的贼寇。传统时期社会上升流动的实质不是读书考功名,而是普通人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统治者或特定群体授予和让渡的一部分统治权力的过程。     

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

苏州潘氏是徽商后裔,亦是江南著名的科第世家。潘氏家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学宗宋儒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既是明清以来,尤其是晚清士商相混的结果,也是徽州和苏州两种不同地域文化整合的结果。而潘氏族人慎言慎行如履薄冰的仕途实践经验、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则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江南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于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观。     

晋中商人的角色特征与阶层流动分析

商人阶层是晋中地区最具特色的社会群体。他们一方面结交高官 ,另一方面以多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 ,追求塑造本阶层的社会中坚形象。但是晋中商人不具有独立于主流道德伦理之外的意识系统 ,他们的社会角色是一个尴尬的双面角色。同时 ,晋中商人具有浓厚的士首商末意识 ,经商致富后他们的人生走向大多再次回流仕途。随着晋中社会向近代迈进 ,商人阶层呈现出旧阶层淡出、职业化凸显的特色。     

近年来汉唐之间荥阳郑氏家族研究综述

和许多中古世家大族一样,汉唐间的郑氏家族也经历了一个兴起、壮大、鼎盛、衰落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家族冠盖连绵,人才辈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给当时的社会以长远、深刻的影响,为世人瞩目。郑氏家族的崛起可追溯到西汉时期官至大农令的郑当时,在其影响下,子弟任二千石高官者达六七人。东汉郑兴、郑众父子及其同宗郑玄皆为著名的经学家,在古代经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从此,郑氏家族逐渐走上了以经学传家、以通经入仕的稳定发展之路。魏晋时期,郑浑及郑袤、郑默父子官位显赫,名重当时,郑氏成功跻身于世家大族的行列。由于子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