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徽商家庭商业教育述略

明清时期,受徽州商业经济的影响和家庭中从商父兄的引导,徽商子弟克绍箕裘者众.因而,商业教育成为明清徽商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将子弟缔造成激烈商战中应付裕如的商人,明清徽商着重从知识、素质、技能三方面对后继从业者展开全面的职业培训,以期为其很快适应市场和占有市场提供保证.本文对这一现象加以总结和研究,旨在揭示我国古代鲜为人知的经商家传,并为现代商业教育提供借鉴.     

明末清初江南艺术市场与艺术交易人

明末清初,江南地区商业经济的繁荣,催生出艺术市场的繁荣,徽商收藏家和书画交易人的活动空前活跃。一时间,苏州、嘉兴、杭州等地成为江南地区艺术品集散的重要地区。尤其徽州地区,由于经济实力的增长,至明末及清初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艺术市场。艺术市场的繁盛,自然催生出了一批徽商收藏家,也由此诞生了一批书画交易人。江南地区的有些书画交易人同时也是北方鉴藏家的眼目,这样也使得南北艺术品交流逐渐频繁起来。     

论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徽商研究不仅是徽学研究中的基础领域,也是明清商业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徽商研究硕果累累,学界就徽商经营的主要行业、主要地域、主要方式、资本积累,以及徽商的特色等,形成了大体一致的意见。但徽商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如徽商兴起与发展的原因、徽商衰落与近代转型、徽商精神的总结与凝练等等,仍然是众说纷纭,未有一致的认识。本文拟就这几个问题进行梳理,并略陈管见。     

试论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

文章从文化生态学角度,论述了徽州地理环境对徽商和徽派民居建筑的影响,认为:1、徽州人商业活动起源于徽州物产"结构性失调",徽州"地狭人稠"促使"徽民寄命于商";2、徽商经营行业受徽州地理环境影响,以徽州物产余缺为基础;3、徽州群山环抱,陆路交通闭塞,新安江等水路从而成为徽商境内外贸易的主要通道;4、徽商投资产业多在徽州以外地域,明显受徽州物产和市场因素影响;5、徽州民居建筑在选址、用地、材料、结构、造型等方面,与徽州地理环境和谐、协调。     

从历史与地理看徽商

徽商作为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它的兴起与衰落有很多因素。地理环境因素对其兴衰有重大影响。     

从民间歌谣看徽州商业生活习俗

徽商是徽学研究的一个热点课题,学术界对徽州商业生活习俗问题关注不多。本文从民间歌谣的视角,对徽州的商业生活习俗进行了整体研究和审思,认为徽州民谣反映了徽商白手起家积极求富的习俗心态,反映了徽商族人相扶、诚信勤俭和以义为利的优良习俗,反映了徽商早婚习俗、爱情生活和徽商妇从一而终的风俗观念,还反映了徽商妇受理学思想影响的民俗特征。并从民间音乐艺术的角度,对相关民谣进行了一些文化阐释。     

明清时期徽商在巢湖流域的经营活动

明清时期,由于巢湖流域农业的发展以及当地人以农为本、少事商贾习俗的影响,徽商遍布巢湖流域大小城镇和集市,在流域内从事商业经营,并形成了较为明显的经营特色.徽商给巢湖流域的市镇发展带来了生机和活力,对于沟通城乡市场,使之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光绪徽商护票及其价值

清代商人护票现已不常见.最近,笔者从安徽省档案馆发现了6件清代光绪徽商护票.从这些护票中,我们可以研究徽商百货业经营的税收和经营、徽商商品运输路程以及清代光绪厘金护票制度等问题.     

人口压力、地域开发与徽商兴起——一个长时段的考察（770-1600）

唐宋以来,徽州地区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口压力加速了徽州的地域开发。其中,宋代徽州商品化农业的发展和山区对外交通条件的改善促进了徽州山区商业和商人的发展。明中叶以降,徽州人乘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繁荣之势,大量外出经商,徽州商人也从唐宋时期的地区性商人发展成为明清时代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徽商＂。     

徽商妇的"琵琶行"--论明清徽商妇的品质特征及贡献

在徽州地区特有的民风民俗的影响下,徽商妇在生活和生产中形成勤劳、节俭、孝悌友爱、坚守贞操等品质特征.她们在家庭中扶幼恤老、操持家务;劝夫从贾、助夫经商;谆谆教子、从儒从贾;乃至躬自操劳、亲营商业,为徽州家庭的稳定以及徽商的发展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她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商帮史研究中商人身份的判定问题——以徽商研究为例

准确判定商人身份,是商帮史研究立论的前提和基础。在以往的徽商研究中,对徽商身份的判定存在三个值得注意的普遍性问题:一是将"徽商之子"视作"徽商",其结果是对明清士商关系和商人社会地位变化的讨论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二是"徽商"概念扩大化,即将历史上的宁国商人等其他地域商人纳入徽商研究范畴,或将非徽商资料误为徽商资料,从而模糊了徽商研究的学术边界;三是将"徽商"与"徽州籍商人"等同起来,从而忽视了商人的自我认同,或将"徽商"概念推及长期与徽州几无联系的徽商后裔,从而无助于揭示徽商问题的本质。在今后的商帮史研究中,研究者应高度重视对商人身份的判定,严格恪守史学的求真原则和历史原则,同时也应注意制度与"人"的结合。     

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

宋元时期徽州商人十分活跃。徽商萌芽于两宋,兴起于蒙元。徽商兴起的根本原因,是由徽州经济结构决定的,而非所谓的地理、文化因素。宋元时期徽州商人的活动,加快徽州地方物产商品化,促进徽州人口流徙,推动徽州社会阶层分化。该时期的徽州商人属于专业商人,在经营过程中,获得大量财富,改变了徽州人的职业观,激起时人对四民观的审思;改变了自身和徽州经济面貌,形成区域经济中的徽州模式。宋元时期的徽州商人是明清徽商的基础。     

明清徽州商人的家族观念及其超越

明清时期,徽商是一支较为活跃的商人队伍,他们以儒雅、诚实、守信、以义为利等为全社会树立了新的商人形象.徽州商人发展的内在机制在于:它超越原来在家乡的家族观念,进而立足于乡井观念之上,在外经商时立意树立徽商的正面形象,着意隐匿那些被人们认为不良的形象.在服务家乡方面,他们坚守儒家道德,通过设置家族性的和超越家族的宗族、会社等组织,使徽州社会经受住了社会震荡的考验,既保持了良好的社会秩序,又实现了经济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的竞争应对之术

清代江南基本由徽商开设的棉布字号,谋求经营之道,单个字号运用各种竞争手段,慎选布师把好收布质量关,联号经营扩大和占有市场份额,品牌战略开拓和扩大销路;字号群体则从事前防范,到经营规范,到事后惩处,字号资本主依靠自身的力量、同业的约束和官府的权威,在应对字号商标的假冒方面,作了种种努力.而当与加工雇佣者发生矛盾形成冲突时,更是齐心协力,以谋求商业利润的最大化;与加工管理者踹坊主发生利益纠纷时,又坚持维护拥有自由选择加工作坊是权利,以掌握经营主动权.     

明代徽州盐商盛于两淮的时间与原因

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称雄淮扬,基本原因难以归之于实行并不久长的弘治叶淇变法,也很难归之于万历四十五年袁世振突然实行的纲运法,而很可能应该归之于明代中后期两淮盐业的运作实态和徽商的所作所为.由边商内商到内商,到内商之有力者,到囤户,到纲商,徽商是在盐商的这种不断分化中占了先机而逐渐称雄的.     

也谈“贾而好儒”是徽商的特色——与张明富先生商榷

张明富先生认为"贾而好儒"不是徽商特色,而是明清商人的普遍特征.本文不赞成这种观点,指出:一,张明富先生的论证方法有问题,单纯的例证法不足以证明某个事物的基本趋势、基本倾向.二,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也得到了同时代人的认同.这一特色的形成,是与徽州这一特殊地区密切相关的.三,张文所分析的明清商人普遍"贾而好儒"的原因,从逻辑上说是不能成立的.四,儒家观念并非传统商人未能踏入近代门槛的主要羁绊,能否超越儒家思想的屏障也非中世纪商人与近代商人的最大区别.     

徽商衰亡主因探析

徽商的衰亡固然与商帮生存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政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等因素相关,但外部因素并不足以完全摧垮一个盛极一时的商帮集团.本文认为,徽商衰亡的主因,一在于商帮的核心价值观是取儒而非取贾,二在于徽州文化与徽州社会由初期的开放走向封闭,三在于商帮集团的封建性质,三者共同构成了徽商集团走向衰落的内因.     

士绅的坚守与权变:清代苏州潘氏家族的家风与心态研究

苏州潘氏是徽商后裔,亦是江南著名的科第世家。潘氏家族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科举与经商迭相为用的二元价值观、学宗宋儒与讲究实用的家学传统,既是明清以来,尤其是晚清士商相混的结果,也是徽州和苏州两种不同地域文化整合的结果。而潘氏族人慎言慎行如履薄冰的仕途实践经验、行善与积福密切相连的因果报应观,则生动地反映了清代江南上层士绅的行为方式和源自于社会生活的伦理道德观。     

《汪氏典业阉书》研究——清代徽商典当业的一个实例

《汪氏典业阉书》是研究徽商的新资料。其内容反映了徽州典商跨入近代社会门槛时资本运作的情况。阄书之“总帐”载明清代徽典资本构成为两部分：“承祖业分受财本”和“生息资本”。其中社会存款约占总资本的28％。“墨议”中“四典并无会票在外”一款说明徽典普遍经营会票,具有良好的商业信用。汪氏典业析产和徽典经营会票不能获利的情况表明,在当时市场条件下,徽商资本已难以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