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类书成因初探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类书的产生和发展时期。本文从骈文的产生和发展、抄撰之风的盛行、图书分类的水平、公私藏书的众多、纸张的普及等方面分析了这个时期类书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在这一时期,文献著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新的四分法转变,并且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的领域,出现了按内容性质分类编排文献,以便省览的新书,这就是类书。类书的出现,对保存文献和检索文献,都有重要的意义。《文选》、《弘明集》等作为总集的典型,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的成就。还有,汲冢书的考订、整理也为出土文献的整理,开辟了道路。在对文献的注释方面,这一时期也有重大发展,出现了“集解”、“义疏”等新形式。前者利于资料的保存;后者标志文献注释向高一层次延伸。另外,有些书有自注,既可补正文之不足,亦可免去他人揣测之累。注释范围继续扩大,不仅注经,而且注史、注笔记小说,并能根据有关特点,重视异说的列举和史实的考辨,为后世考异与考辨之先河。北齐颜之推,虽没有整理过任何典籍,但能从具体问题入手,探索文献典籍在流传、整理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本文是作者所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第三章,共七节。第一、二节在本刊本期发表。     

魏晋南北朝时期注释形式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第五节

东汉末年,郑玄杂糅今古文之说,打破两汉经学注释的门户之见。以后的经学家继承这一学风,摈弃墨守一家陈规的陋习,注意兼采诸家之长,于是新的注释形式——“集解”便应运而生了。经书的集解形式很快运用于史书及其它书的注释,并且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在使用。何晏《论语集解》现存的十三经旧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撰”外,汉人与魏晋人所撰各居其半,而魏晋人所注就有三部采用集解的形式,即何晏《论语集解》、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它们都不守一家之说,而集众家之解。何晏《论语集解》采孔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总集——《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第四节

总集的发展《隋书·经籍志》日:“总集者,以建安之后,辞赋转繁,众家之集,日以滋广,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于是采(扌适)孔翠,芟剪繁芜,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之《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显然,《隋志》认为总集兴起于建安时期文集滋广之后,它是从文集中采(扌适)孔翠,各为条贯,合而编之,即不难看出这类总集实际上是一种选集,若就这一点而言,第一部总集当推《诗经》。孔子从三千余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是我国史学摆脱经学的附庸地位,在学术领域内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重要阶段。作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标志是:魏晋以后,经、史、子、集四部分目的确立。众所周知,西汉末年的刘向、刘歆父子是对于我国古代学术及文化典籍进行分类整理的创始人。他们把西汉时期一百多年当中政府收集到的古今著述,从内容性质和学术体系上加以区分,著为《七略》,分我国古代学术为六大门类,这六大类是:一、六艺(即六经),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二、诸子,包括儒家、道家、阴阳家、法     

《华林遍略》编纂考

《华林遍略》的编纂是南北朝类书编纂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类书编纂体例最终确立且流传开来的标志。《华林遍略》吸取了《皇览》以来类书编纂的所有经验教训,尤其是汲取了《寿光书苑》与《类苑》之优秀内容与体例,最终编纂出一部盛况空前、体例严谨的开创性著作。《华林遍略》之后的类书如《修文殿御览》、《长洲玉镜》、《文思博要》的编纂皆是以之为模范,《华林遍略》在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承前启后之功,远远大于类书之祖《皇览》,是中古中国类书编纂成熟的标志。     

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的手工业

本文以《水经注》记载的淮河干支水系径流区域为依据，论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淮河流域纺织业、冶金业、制盐业、酿酒业、瓷器业、造船业曲折而缓慢的发展历程，并概括地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兴衰特点。     

评周一良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周一良先生所著《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以下简称周著或札记),于1985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由《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札记凡11部分组成,共收346个条目,35万余言。周著出版之后,国内外学者引述者不少,称颂者尤不乏人,发表于中华书局的《书品》第三期之北大祝总斌教授所撰《一部别开生面的读史札记——简评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文(以下简称祝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一　概　　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 ,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 ,魏晋南北朝 4 0 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 ,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资治通鉴》之外 ,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 ,明人李贽《藏书》、…     

读《通鉴》魏晋南北朝各卷

清代学者钱大昕说:“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因为“《通鉴》之取材,多有出于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唯《通鉴》可以当之。”可惜,以往治魏晋南北朝史者多以为《通鉴》成书较晚,尤其是魏晋南北朝部分,下距宋代已数百年,不能起史料书的作用,主要拿它当“通史”读。实际上,《通鉴》魏晋南北朝部分的史料价值是不应低估的。 (一) 《四库全书总目》说《资治通鉴》为“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之“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护军

护军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特殊制度,起初作为中央官职,后逐渐演变为地方职官名称,并且有具体治所和统治范围,统治内附的少数民族,成为一级地方行政机构。护军的发展反映出这一时代地方行政制度军事化的特点。     

学术史视野下的魏晋南北朝货币研究

魏晋南北朝货币的著录与研究,起源很早。南朝萧梁吴郡(今江苏苏州)人顾炬,生年不详,卒于太清三年(549),编撰了一部以钱币图案为主的《钱谱》,通过摹绘的手段,记录了当时所能见到的三国、六朝时期钱币。[1]唐代人封演在顾炬的基础上,又增补了部分钱币品种,辑成《续钱谱》一书。南宋洪遵所撰《泉志》在收录钱币摹本的同时,又结合正史食货志中的材料加以简单的考证。     

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1997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

１９９７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刘勇朱华高峰本年度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平稳中继续深入展开。公开出版的论著中：周一良将多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重新结集成《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６月版）一书,更便于研读。张金龙《北魏政治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建筑装饰研究

传世的汉魏六朝文献中,有相当一部分与都城、宫室或佛寺相关,如《两都赋》、《两京赋》、《三都赋》、《鲁灵光殿赋》、《景福殿赋》、《殿赋》、《中寺碑》、《郢州晋安寺碑》等。根据其中对于建筑装饰的描绘可知,当时的大型建筑内外,凡人们进出观望所及之处,如屋顶、檐口、斗栱、楹柱、门窗、外墙、台基勾栏以及殿内的藻井、梁架、壁面等,皆遍布装饰。虽然结合后人注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赋中所述的装饰部位、大致做法与形式特点,但由于缺少形象资料,难以确知其具体样式。本文拟据文献中的描述,对照现存实物及考古发现,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建筑装饰做法及传承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结构更新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主导文化从儒学式微转变为儒、释、道三教并立;胡汉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渐进到兼容;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玛纳斯

玛纳斯为新疆北部重镇,有着丰富而悠久的历史。南北朝时期是玛纳斯历史上最为复杂的时期之一,始终处在几个强大的游牧民族政权与更迭频繁的中原政权激烈的角逐当中,认识这段历史对挖掘玛纳斯地方历史和新疆民族历史文化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的龙祥与五德

龙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关于它的起源,历来存在许多争议(吉成名:《龙崇拜起源研究述评》,《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12期),但有些看法也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如龙的形象产生于原始社会,是在鳄、蛇、鲵、猪等原龙纹的基础上演化而来,在商代初步形成,在汉代已经定型,至魏晋南北朝趋于成熟(刘志雄、杨静荣:《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67、162、182页)。在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州郡地志

从东汉开始 ,出现了一些私人撰写的州郡地志。魏晋南北朝时期 ,此种类型的地志数量激增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时间、内容上看 ,这些地志可以划分为前后二期。东汉魏晋时期地志关注的对象主要是“异物” ,而晋宋以后 ,地志关注的对象则主要是山水风光。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社会思潮的演变。隋唐以后 ,伴随着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重建 ,地理思想日益偏重于实用。从这样的立场出发 ,一些唐代学者对不关心国计民生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撰写的地志给予了激烈的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的民族

魏晋南北朝时期,陇东是个多民族活动的地区。根据史书记载并结合一些碑铭资料,可以看出主要有匈奴族、羌族、鲜卑族以及卢水胡、西域胡等。他们分布范围广泛,人口众多,是当时这一区域的主要人口组成部分,对该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加强,出现民族融合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