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隋墓志所见大兴城城郊地名释证三题

在近年披露的百余方新出隋代墓志铭中,地理信息尤以长安城郊地区为多,如《梁衍墓志》所云大兴县"高望原",为唐宋之前唯一记录;《曹瑾墓志》所云"马头空",为隋以前文献所仅见;《朱幹墓志》所云"轵道乡"名称,原为北周乡名,隋代建立大兴城后,轵道乡或被移置到了禁苑以外,或省废了这一乡名,因而隋代文献中亦仅此一例。本文拣取这三则有关隋代大兴城城郊地名而予以释证,并探讨其地名渊源及其沿革,以期再现当地历史人文演化的踪迹。     

唐代守明州司马宋元质墓志考略

唐代守明州司马宋元质墓志于2006年采集于西安市西三环红光路立交附近。由墓志可知,宋元质本人崛起于行伍,后仕虔州司户参军,终于守明州司马。会昌四年(844)卒于京兆长安县辅兴里第,同年葬于长安县承平乡李村。该墓志的发现为研究唐人入仕及唐代长安城乡里分布提供了新材料。     

唐京兆万年县三乡之里村补证

长安、万年县乡里考是唐都长安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对于万年县乡里村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是仍有许多里村的具体位置无法确定或存在疑问。本文论述之唐代万年县三乡即浐川乡、崇义乡、崇道乡。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查阅大量详实的唐代墓志资料,比对墓葬出土工地信息等,对万年县所属三乡以及三乡中6里11村的具体位置进行了考证。值得一提的是,笔者还重新划出了三乡的边界线,并绘制了位置示意图。     

唐代杜江及夫人翟氏墓发掘简报

杜江及夫人翟氏墓位于唐代长安城南七里永寿乡毕原,发掘于2012年。两墓皆为斜坡墓道带甬道的刀形单室土洞墓,出土器物较少。据墓志记载,二人皆终于长安义宁里私第,杜江先于夫人九年而卒,卒后同茔异穴合葬。两座墓葬纪年明确,为唐代历史考古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隋代东都洛阳城四郊地名考补——以隋代墓志铭为基本素材

对隋代东都洛阳的历史地理研究,特别是关于城坊的考订,前贤已多有用功并成就斐然,而对东都洛阳四郊地名的整理,鉴于传世文献相关记载的匮乏,尚待掌握较为充分的出土墓志资料方得展开。新近出版的《隋代墓志铭汇考》,适为本文的研究及撰述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本文旨在以隋代墓志铭为基本素材,并结合传世文献与今人成就,对隋代东都洛阳城四郊的河南与洛阳两县所辖乡、里、村、原、园、桥、山、屯等地名,分门别类,稽考订补,期能继踵前贤,略进一程。     

新见唐牛氏墓志与唐幽州城里坊、乡村研究

现存北京市朝阳区文物管理所的唐牛氏墓志为研究历史上北京城的发展与变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据史料记载,唐代幽州城共有26个里坊,其郭下的蓟县共有22个乡。牛氏墓志志文中提及的牛氏去世前的私第"幽都宁台里"为确定唐代幽州城的26个坊里名称增添了最后一块拼图零片,而其葬地蓟县"忠信"乡则为研究唐幽州城郭下蓟县管辖的22个乡增添了一个新的乡属名称。     

新见唐代宦官《杜英琦墓志》疏证

唐代宦官杜英琦因参与宪宗朝迎奉佛骨而史上有载,墓志问世,又勾勒出志主参与平定吴元济、李师道等更多史事。墓志在补史之余,又佐证了史书上的一些记载。通过研读墓志及相关史料,再次领会了"二重论证法"在史学界的圭臬地位。     

西安市长安区新出唐《韦昶墓志》发微

2015年8月,在西安市长安区高望堆村北,发掘了唐咸通四年(863年)韦昶墓。据墓志记载可知,韦昶为唐顺宗永贞年间(805年)宰相韦执谊之子。墓志记载了韦昶的出身和历官、家族谱系、宅地葬地等内容,补充了史书对韦昶生平的记载,订补了唐宰相韦执谊一族的谱系,反映了"二王八司马"事件对韦昶家族的影响。墓志中提及韦昶的宅地、葬地,为研究韦执谊等在长安的居住地和葬地,提供重要的线索。     

长安新出隋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释读

长安新出隋代开皇十五年《元纶墓志》是尚未披露的新资料,据此可以研讨北魏以迄于隋代的拓跋元氏家族的世系关系以补正史籍,以及昭成帝一系定著在长安的子孙与周隋统治者的政治关系和其社会地位,也为隋代职官、地理与书法诸方面提供了真实而丰富的史料信息.     

唐裴怀古墓志铭考释

2003年春河南孟州新出墓志,志主裴怀古为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著名将领,曾受命讨抚桂田及出使突厥.两<唐书>有传.史、志相较,不少记载可补史阙.墓志的出土为研究唐代前期和裴氏宗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资料.     

汉安成故城考

依据相关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河南省正阳县固城寺古城遗址应即两汉时期的安成故址。隋大业初,安成废省入汝阳。     

宋代施渚镇考

宋代施渚镇位于今湖州市埭溪镇。其地名变化过程包含三个阶段:唐时叫做上强,宋元时名为施渚,明清时更名埭溪。施渚镇位于连接湖州与杭州的陆路交通要道上,故北宋在此设税场征收商税。南宋时,江南运河交通地位愈发重要,施渚镇所在陆路通道之地位下降,导致该镇及税场被废除。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在此兴起埭溪市,最终成长为镇。施渚镇之兴衰是其所在地区交通格局及商业格局之变迁的反映。     

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2010年发掘简报

江苏镇江花山湾古城遗址位于镇江市区东北花山湾的丘陵土岗上,城垣依山加筑夯土而成,1984、1991年曾先后两次对该城址进行了考古发掘。2010年,镇江博物馆再次对其进行了考古勘探和发掘,发掘面积114平方米,分为东城垣和城内2个发掘区域,在东城垣发现了1处城门遗迹,推断其为史料记载的唐宋罗城"新开门",并判断城门始建于唐代晚期,宋代加筑,南宋时废弃。     

英藏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初步研究

敦煌写本《孔子家语》的“十”卷并非“七”卷之误,它说明早期《孔子家语》的分卷与方法与今本不同,很可能就是二十一卷。但就文字、内容及注文来看,敦煌写本与今本基本相同,差别并不大,这说明《孔子家语》在唐以后的流传形态是基本稳定的,并不存在结构性创伤,所谓“唐本”与“宋本”的区分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存世《出师颂》墨迹本与刻本关系考

本文将《隋贤书出师颂》墨迹本与传世《出师颂》的八种刻本进行排比梳理,归纳出三个系统:即“萧子云”系统、“索靖”系统、“隋人”系统。通过各本文字校勘比较和文献考证,证明“索靖”系统刻本的母本即史载北宋“宣和本”,“隋人”系统即史载南宋“绍兴本”,而此两本与北宋《兰亭续帖》所刻“萧子云本”,俱出自同一个更古的祖本。进而对辑入《出师颂》文字的《文选》一书的版本进行分析,论证“绍兴本”应是隋和初唐书家的临摹本,即《隋贤书出师颂》墨迹。     

唐代长安称“西京”之时间考

唐代长安在历史典籍中又经常被称为"西京"。关于其改称"西京"的时间,《旧唐书·地理志》等记载为天宝元年,这应当是错误的。其改称的准确时间应为《通典》、《唐会要》记载的开元元年。实际上,早在开元元年之前,自高宗、武后时期起,已经逐渐有称长安为"西京"的现象。这种情况,可以追溯到隋朝以"西京"与"东都"的对应称呼。     

开封城墙西门北侧古马道勘探与试掘

开封城墙源于唐汴州城,北宋时期为东京城的内城,金代末年曾将其南北两墙稍加拓展,后经明、清之际的多次重修,一直沿用至今.2000年5月至7月,开封市文物工作队在开封城墙西门的北侧进行了勘探和试掘,发现有三层不同时代的马道相叠压,为研究开封城墙的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考古资料.     

宋代桑税考论

宋代桑税肇端于晚唐和五代十国时期,除与桑蚕业、丝织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关以外,唐宋之际两税法制度的变迁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宋代赋税体系内,桑税是国家正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征税方式北方以桑功计量,南方则依据桑地征收。桑税的出现是土地作为征税对象进一步细化的结果,也是宋代两税区别于唐代两税的一个重要特征。     

隋唐长安城规划主题——皇权永祚的龟鼎之城

关于唐长安前身——隋大兴城的规划思想,以前很少谈论。其实隋宇文恺规划设计首都大兴城,除了按照传统体现天子尊贵的“九五”数字外,并创造性地在都城平面图中暗含若干代表鼎足的等边三角形,用以体现“定鼎”——掌握政权之意。同时,在都城中轴线南端——明德门外,埋置石龟,与鼎足结合表明“皇权永祚”。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2020年度发掘简报

隋唐长安城东北角夹城及十王宅遗址位于隋唐长安城遗址东北部。2020年,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东城墙与夹城墙之间的道路南段进行了主动发掘,清理道路、车辙等遗迹,并解剖了东城墙墙基。本文即是对2020年度发掘工作主要收获的简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