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格拉特皮莱塞尔后宫敕令》译注

《提格拉特皮莱塞尔后宫敕令》是中亚述国王提格拉特皮莱塞尔颁布的敕令。其主要内容包括禁止未经阉割的近侍和仆役进入后宫,禁止王室太监、近侍和仆役以及洒水工与后宫女眷近距离接触。这些敕令对宫廷各级人员的行为和活动作出了规定,对违犯规定的人亦有相应的惩罚,是研究中亚述时期的宫廷体系、官僚制度以及女性地位和古代法律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从清代“内廷行走”看朝臣的“近侍化”倾向

"内廷行走"是清代特有的官称,它的出现与朝臣的"近侍化"密切相关。本文通过梳理"内廷行走"人员的构成、来源、身份及其职事特点,认为这些行走内廷的重臣,在日值内廷、与谋国事的同时,实际上已经在皇帝身边形成了"要职"再聚合的办事机制。而朝政处理日趋"内廷化"的结果,使决策越来越突出皇帝的个人意志,朝臣的身份本质上也在向皇帝的"近臣"和"近侍"转变。"内廷行走"官称的出现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与"内廷官"、"内廷王公大臣"、"办事大臣"等概念和术语一样,体现了清代皇权高度集中并在官僚体制上发生的重要变化和特征。     

利用、防范、妥协：占领期盟军对日本宗教行政机构改革

占领时期盟军对日本施行间接统治,通过日本官僚系统推行“非军事化”“民主化”改革,但改革实践证明将日本官僚当作技术工具加以利用的政策过于理想化。在宗教领域改革中,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民间信息教育局对文部省宗务科实际上采取了利用与防范相结合的政策,在废除与保留宗务科之间多次反复,呈现“钟摆化”特点。间接统治对日本官僚虽然具有强制约束力,但占领政策与官僚自身利益相冲突,因此占领前期文部省官僚扮演了被动合作者的角色。占领后期受冷战格局影响,盟总与日本官僚的对立性减弱,民间信息教育局也做出妥协,面临被废除危机的文部省宗务科最终得以保留。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

晋初宗室势力与皇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晋武帝时代先后在泰始、咸宁、太康年间三次分封、调整诸侯王,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晋武帝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权力结构的转化,并成功地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     

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圆寂与西藏地方政府权力格局的变动

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格局因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而急剧变动。按照西藏地方体制,达赖喇嘛通过司伦问政噶厦,行政大权由噶厦行使,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通过两名近侍土登贡培、龙厦总揽大权,两名近侍尤其是土登贡培凌驾于噶厦之上。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力格局立即重组。按照惯例,在新达赖喇嘛执掌大权前由摄政代理,但是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摄政职位的恢复,是由于噶厦反对司伦贡嘎旺秋掌权;热振当选摄政,是土登贡培、龙厦和以赤门为首的噶伦等相互间较量的结果。接着,赤门、龙厦在达赖圆寂问题上做文章,搞垮土登贡培。但是,龙厦设法废除噶伦制度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失败,噶厦权力得到恢复,实权落入赤门手中,新的权力格局形成。     

西汉太一祭祀研究

太一是西汉重要的国家祭祀。秦及西汉武帝前的国家祭祀体系中并无"太一"神,自武帝初年,太一逐渐进入国家祭祀体系。元鼎五年武帝在甘泉宫修建泰畤,专祀太一,太一祭祀从此成为西汉最高国家祭祀。甘泉泰畤的设立,不仅为西汉王朝引入了全新的至上神,也带动了西汉早中期国家祭祀的最大变革。通过对至高祭祀对象与结构的改革,武帝全面变更了秦的旧祭祀格局,建立了汉家法式。     

公孙卿述黄帝故事与汉武帝封禅改制

齐地方士公孙卿在元鼎四年为汉武帝讲述的黄帝故事,看似驳杂,却包含了明确的政治意图和颇具特色的宇宙—历史观念,在武帝封禅改制运动的谋划和展开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武帝的太初改历是对黄帝"迎日推策"的追模和再现,其封禅规划以"汉兴复当黄帝之时"的理论为重要基础,巡行和郊祀改革则分别受到黄帝通神于名山和"明廷"故事的推动。武帝追迹黄帝的种种荒诞行为,不应简单解释为其个人的痴迷盲目,而是政治、信仰和言说在权力顶端交织纠缠的结果。     

可溶盐NaCl和CaCl2对陶质文物的酥粉作用

研究可溶盐NaCl和CaCl_2复合盐破坏陶质文物过程中作用本质,在复合盐溶液的平衡结晶相分析基础上,分析陶质样品中可溶盐溶液的吸收和水分蒸发速率变化,以及采用超景深显微系统、扫描电子显微系统等检测可溶盐NaCl、CaCl_2和复合盐溶液对陶质样品的破坏过程和作用。结果表明:陶质样品破坏的本质在于可溶盐结晶受力过程中微裂纹的扩展和贯通,在环境相对湿度变化引起裂纹扩展贯通过程中,陶质样品表面逐层粉化脱落,质量、形貌和强度都发生着一定程度的改变,其中NaCl结晶体对陶质样品产生的作用力较大,破坏性最强,而NaCl溶液中加入的CaCl_2延长了盐结晶所需要的时间,间接地阻碍了NaCl的结晶析出,反而对陶质样品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研究结果为进一步酥粉陶质文物的保护研究提供科学依据。     

汉武帝时期的改革与酷吏政治

汉武帝时期的酷吏政治是为了解决武帝朝出现的各种矛盾问题而兴起的,酷吏政治与汉武帝时期的行政、监察、司法、财政改革密切相关。武帝时期的改革主要集中于元光至元封年间,以元狩后半段为界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的改革中,汉武帝主要对文景之治遗留下来的问题进行了集中解决,酷吏逐渐兴起;在后一时期,新矛盾随着武帝个人宏图大略的展开而逐渐激化,更重大的改革被推行,酷吏政治达到顶峰。随着汉武帝各项改革的完成,酷吏政治最终走向衰落。本文旨在对酷吏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以及相关问题作具体的分析与阐释。     

三老与汉代基层政治格局之演变

西汉初期设县、乡三老为民师,行教化,在地方政治中建立行政与教化的二元格局,从而在统一的汉法中建立礼俗的脉脉温情,达到稳定地方秩序的功效。昭、宣以后,儒生官吏渐能承担起教化之责,三老逐渐吏化,地方行政一元化趋势渐显,二元格局逐渐解体。但作为汉初长者政治的孑遗,三老并不适应官僚制科层化的发展,因此吏化不可能完全。至东汉,地方小吏中儒生增多,使得教化完全能够由行政系统独力承担,三老教化之职渐由小吏取代,行政一元化格局最终形成。但终东汉之世,三老一直在基层政治中存在,不过职权已经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