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中国大国地位的寻求

抗日战争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力 ,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这种历史性变化撑硬了国民政府的腰杆 ,促其加紧外交上的努力 ,去寻求中国的大国地位。一方面 ,它重新同美、英交涉 ,准备废除不平等条约 ,以谋求中国在法理上的平等地位 ;另一方面 ,则是以大国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施展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国民政府在外交上的这些努力 ,顺应了中国国际地位水涨船高的趋势 ,同时也增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 ,为中国获得大国地位创造了条件。　　一、国民政府对历史机遇的把握大国一般是对国际事务能够发挥强有力影响的国家。它必须在政治、经济…     

2001—2010贸易条件历史分析

本文分析了2001—2010年中国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过程。从历史角度,通过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中所处分工阶段,结合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全面地分析在这一时期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     

国人“夷夏观”的演变及其双重标准——《中国疆域沿革史》读后感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都有"夷夏之辩"的问题,而这种争论伴随着诸多因素不断发生变化.其中由于中国历史上版图的变化,国人"夷夏观"的内涵和外延也在随之变化.特别是到了清代,伴随着国家的统一与分裂国人形成了一种近乎自相矛盾的"夷夏观"双重标准.     

商周青铜器纹饰的渐变及其背景

商周时代是中国青铜器最繁荣的时代,这是一段跨越上千年的历程,其间青铜器的纹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又是与商周千年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     

论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的调整及其与反共的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斗争由失败走上胜利的历史转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对内对外政策上进行了调整。这种调整不仅表现在变反苏反共为联苏合共上,更表现在联苏限共上。本文试就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对苏政策的调整及其与反共关系作一粗略的分析。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逐步演进,国家政治机构的陵替和调整,中国边疆民族管理机构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种变化,从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本身讲,可以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方面;从时间上说,可以划为晚清(1840年～1911年)和民国(1912年～1949年)两个时期。本文拟就中央机构的演变略作探述。     

词汇、观念与思想:思想史研究的路径与方法

正近年来,通过对词汇、概念、术语的分析,研究不同时代观念的推演变化,以推进思想史研究向纵深拓展,成为风气,相关成果蔚为大观。我以为,这种学术现象体现了思想史研究路径与方法的新变化,值得认真思考。在词汇、概念、术语辨析的技术层面上,中国传统训诂学的丰厚遗产可资借鉴。周大璞先生的《训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

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石柏林抗战时期中国政治体制的变化,受着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两大因素的制约。当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后,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这使整个抗战期间的中国政治局势异常复杂。这种复杂的政治局势反映在政治体制上的结果是：设立了民意机关国...     

环境史研究的三个层面

历史学者总是臆断人类生活在自然世界之外。环境史质疑这种假设,并且坚持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对自然施加着影响,同时自然也对我们具有影响。这种新的观念聚焦在三套相互作用的变化之上：地球的各种系统（气候、地理、生态系统）伴随时间的变化,自这些系统中谋求生计的生产模式的变化,以及文化态度的变化及其在艺术、意识形态、科学和政治中的表现。这门新的历史学在其方法上是跨学科的,而在其含义上是跨国界的。     

“五四”时期的傅斯年

傅斯年(1896—1950年)山东聊城人,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颇具影响的人物。对其整个一生的功过是非,难以在有限的篇幅内作出全面评价,本文仅就他在“五四”时期的思想、活动,试作分析。一“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在这一时期,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因而我国的思想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以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为主要阵地,先进的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种新思想的影响和激荡下,1918年11月,北京大学文科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人邀集了部分进步同学,创办了新潮社,出版了《新潮》月刊。     

中国收回旅顺海军基地与50年代中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是由密切转为恶化的逐渐变化时期,中国收回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苏联外交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1933—1934）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闻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专刊导言

<正>在中国历史中很长一个阶段,雕版印刷是居于主流的出版方式。从清朝后期开始,出版经历了印刷方式的根本性变化。大概到二十世纪初,石印本、排印本等现代版本已占有可观的市场份额,大有与雕版印本抗礼并逐渐取而代之的势头。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中国那一代古籍研究者的阅读和写作,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这种印刷方式变化的影响。     

蒋介石的中日苏关系观与“制俄攘日”构想——兼论蒋汪分歧的一个重要侧面

对1933—1934年间的中国而言,怎样综合处理对日对苏关系这一组复合性矛盾,是一个困难而又复杂的选择。就整体来看,蒋介石在此期间并未单纯偏向于“联苏制日”,而是以“中立”促成日苏两国的相互牵制,实现既“攘日”又“制俄”的双重目标。二者在质量上随各阶段矛盾的变化及对矛盾之认识的变化而各有侧重,在时间上则平行不悖。对这种着眼于利用国际矛盾的“二重外交”的评估,是当局者在形势判断上的一个分水岭。它带来了蒋汪两人此期在外交方针上的分歧,并埋下了最终导致他们走上相反道路的种子。     

1927—1928年中共的土地革命实践——以大陇分田与金砂分田为例

中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突出表现在土地政策的转变上,这种政策的转变又反映到历次的分田实践中。以大陇分田和金砂分田为例,分析其所涉及的分田方法、地权问题等,来把握1927——1928年中共土地政策的变化,以更好地了解这一时期中共土地政策的特点。而且,随着中共在各地区分田活动的开展,各项土地政策逐步得到调整完善,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促使中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提升。     

1949～1976年中共文化政策述评

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建国以后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了适应这种形势的变化,中共不断地探索和调整文化政策。并取得了一些有益的成果,有力地支持了党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建设。1949～1956年中共在文化领域主要采取了改造与建设并举的文化政策,一方面对旧的文化进行改     

中国收回旅顺海军基地与50年代中苏关系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是由密切转为恶化的逐渐变化时期,中国收回旅顺海军基地前后苏联外交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苏联远东安全战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试论晚清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几次分化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波澜壮阔曲折回旋而终于奔腾向前的革命史。在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大的政治运动或政治变革都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在知识分子形成的集团中,往往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着剧烈的分化。这种分化,最突出的有过几次:(一)戊戌变法失败后;(二)辛亥     

从"资治"到"救国"--关于19世纪史学经世致用思想变化之研究

自19世纪40年代伊始,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空前的沧桑巨变,直接推动了史学由古代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这种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史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变化,即史学经世致用思想从“资治”到“救国”,从着眼于王朝治乱兴衰到关注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之经世致用的宗旨和参照系的变化。同时,这种变化又对整个19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及其走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