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启蒙运动"说的历史考辨

在各种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定性中,“启蒙运动”说无疑是最为常见的比附之一。事实上,最晚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这种比附在左翼文化人中就已经较为流行。但是,并不能简单地把“启蒙运动”阐释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案”。出于现实革命斗争的需要,共产党人对“启蒙运动”说的认同是有限度的。而且,五四启蒙传统的丰富多元性决定了用“启蒙”来描述五四历史认识主体的复杂性,以及他们所阐释出的“启蒙”内涵的丰富多元性。     

“平等主义”与“性别主义”——简议美国女性主义史学的两条思路

美国女性主义史学至少包含两条不同的思路——“平等主义”与“性别主义”。“平等主义”起源于启蒙人权观念。借助启蒙人权观念,美国女权主义者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一波女权运动浪潮以来,便开始呼吁男女平等。但在现实斗争中,男女平等的诉求遭遇了较大的阻力,女权运动进展有限。女权主义者不得不将思路转向“性别主义”。“性别主义”强调女性为人妻母的传统角色,并以此名义涉足公共领域,突破了“分离领域”的界限。如此一来,“性别主义”便从早期的权宜之策转变为一种越来越成熟的女权主义思路。上述两条思路从现实逐渐延伸到史学研究之中,催生了关注性别不平等和关注女性力量两个类别的女性主义历史书写。     

日本女性民俗研究述略——以女性视角的思考为线索

日本的女性民俗研究于20世纪30年代在柳田国男的启蒙下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确立,逐渐形成了以濑川清子、大藤由纪(音)、仓石敦子(音)、波平惠美子、刀根卓代等女性研究者为主流的研究队伍。她们以女性特有的视角和感性,围绕自身女性的民俗,从以往女性仅仅被视为客体,转变为从女性主体的立场展开研究,采用主位—客位综合视角,尤其在婚俗、女性劳作、主妇权、生育持家、信仰禁忌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女性学者以女性的视角研究女性民俗,是日本女性民俗研究始终如一的特色所在。究竟何为建立在性别基础上的男性与女性视角的不同?是否存在只有女性才能涉及的研究对象、研究课题?这些是今后研究中亟须进一步明晰的问题。     

早期中国电影面面观[上]──纪念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

早期中国电影面面观“上”──纪念中国电影诞生９０周年谭春发早期中国电影四个时期（一）启蒙时期（１９０５年以前）１９０５年以前是中国电影的启蒙时期,是指中国民族电影长时间地接受中国“影戏”,特别是近代欧美国家电影的影响,为未来自身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物...     

广播电视语言传播主体意识刍探

“主体意识”是指主体的自我意识,它是人对于自身的主体地位、主体能力和主体价筑的一种自觉意识．是人之所以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根据。主体意识包括“自主意识”和“自由意识”两方面的重要内容：自主意识是指人意识到自己是世界的主人,     

城中村妇女的发展与主体意识培育

女性的发展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女性主体意识的确立是实现女性发展的关键。主体意识不强是制约城中村妇女发展的主要症结,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她们有被进一步边缘化的危险。因此,城中村妇女必须增强提高自身主体意识的紧迫感。     

重塑城市婚姻幸福——以20世纪50年代上海女性为中心

新中国在城市推行婚姻变革的过程中,国家与城市间的互动重塑了新的幸福观。上海城市女性积极地理解自身处境与环境变迁,由受助者转变为参与主体。1950年婚姻法推行的前两三年间,大批上海女性自我解放、追求幸福的意识觉醒并积极行动起来,是造成“妇女法”认知形成的重要原因。在组织帮助下,上海女性整体性地认知个人的婚姻问题,将其与社会制度相关联;感到生活“有盼头了”,继而从消极认命到勇敢地追求幸福。随着“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全面推进,上海女性的劳动实践和情感表达,则是建设“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新家庭的重要力量,也为“离婚法”向“家庭团结法”的转变提供了支持。被重新定义的幸福强调集体意识、精神认同、重视劳动,这些要素为新的社会主义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思想资源,并成为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的内在驱动力。新中国婚姻幸福观始终处于一种未完待续的状态,它在稳定性和可持续方面长期存在各类问题,仍有待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解决。     

思想启蒙的两种取向之争——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生育节制讨论的历史阐释

1922年桑格夫人来华宣讲“科学节育法”,此后在上海、南京等地掀起了关于生育节制的讨论。优生节育问题的提出与近代中国城市新市民群体的兴起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密切相关，中国知识分子带着羡憎交织的情绪，围绕生育观、婚恋观与性观念、女性地位与权利等话题展开讨论。这次思想启蒙刚动员群众便阻力重重，事实上，单就思想启蒙的个体和国族两个层面的讨论就蕴含了理论与实践的诸多矛盾。节育论者与反节育论者之争反映出个体取向与国族取向两种话语体系在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启蒙与救亡、精英主导与民众动员等方面多相扞格，充分体现了思想启蒙转化为社会运动的内在逻辑困难。     

论严复对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名的启蒙思想家,蔡元培是近代名的教育家。作为思想启蒙,严复对教育的认识直接和明显地影响着蔡元培“五育”教育、“男女平等教育”、“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美育代宗教”等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n但这种影响不是全盘的接收,而是学习中的改造和借鉴中的超越。     

从“哭嫁”看当代湘西土家族女性的地位

土家族的“哭嫁”习俗在土家族传统婚俗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体现了土家族女性对自身地位与权利的争取,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通过对永顺县老司城村土家族女性“哭嫁”习俗的历史人类学调查,透视土家族女性“哭嫁”习俗的现状及其文化内涵,分析土家族女性地位在其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变化,并理清了其发展脉络及原因。     

把性问题坦然地告诉孩子

一般来说,儿童在启蒙阶段,总是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生活中充满了问不完的“为什么”。随着身体的迅速发育,他们对自身也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性问题”便自然而然地“闯”入他们幼稚的心灵空间。如何对孩子说性,如何培养他们对性的健康态度,这是家长的一项教育任务。有一首歌叫“女人是老     

“启蒙”的词意

“启蒙”这个词,广义的说是启发人类无知蒙昧的意思,这是可以通用的广义的概念。但在历史上所使用的“启蒙”一词,则是作为英语的enlightenment,法语的illumination,德语的AufKlarung的译语来使用的。它的内涵较为严密和狭窄。首先它指的是在十八世纪欧洲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下发生的“启蒙思潮”所包含的意义(通称为十八世纪启蒙)。这个思潮在欧洲首先在十七世纪后半期的英国登上历史舞台,接着在十八世纪初期以后,便波及到法国,其次是德国,即从先进     

异质思维的历史误区——对延安时期政治与文艺冲突现象的几点看法

艺与政治二间思维的异质,是使延安时期“启蒙”与“救亡”相互误读,以至步入艺发展误区的主要历史动因。本通过政治家与艺家对“艺”、“政治”以及自身责任与使命的认识差异,来揭示这一时期艺与政治相冲突的表现特征,并对中国现当代学历史上的独特现象——由于艺主张的分歧而进行的政治批判运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讨。     

“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笔谈——什么是启蒙运动

近代启蒙是近年来学术界十分关注的一个前沿问题。鉴此,本刊特约请国内一些富有思想深度的学者,共同探讨“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问题。学者们或者站在历史的情境之中,解读卢梭的“公意”学说和自由思想及其对于近代启蒙的意义,从而回答“什么是启蒙运动”问题;或者以康德的启蒙学说为切入点,深入剖析20世纪中国两次启蒙的缺陷;或者考察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向学说的前瞻性与历史局限;或者通过对启蒙限度的考究,凸显正当信仰的重建在科技理性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本组笔谈注重史实,富有历史使命感。本刊相信,在倡导科技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这组笔谈应当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笔谈的组织工作得到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于文杰博士的协助,在此特致谢意。[编者按]     

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续）

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史的角度还是史学史的角度来看,抗日战争的爆发,都具有转折性的意义。李泽厚等人在回顾中国现代思想史和史学史的演变的论着中,提出了颇为着名的“启蒙舆救亡”双重变奏的论点,认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中国富强的过程中,不断在“启蒙”或是“救亡”这两极中摇摆。     

启蒙在中国的百年遭遇

“启蒙”,就是去掉蒙蔽,叫人明白。从语义学上说,作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精神现象（或曰文化现象）,“启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合乎人性的文化欲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作为一个引起了精神领域的革命,     

20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

本章通过对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等五个重要理论观点的形成及其基本涵义的历史考察,探讨了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在20世纪的变迁。文章认为,基于国粹意识的“反满说”,开拓了研究的新方向。“理学反动说”则是在此基础上的继往开来,并注入了具有现代意义的西方科学的方法论思想,成为20世纪研究的重要范式。“每转益进说”与“内在理路说”,试图以继承与发展的观点重新解释,从而对“理学反动说”提出了新的挑战。“早期启蒙说”则勾划出由17世纪早期思想启蒙到19世纪近代思想启蒙的一条主线,首创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清代学术的新范式。文章指出,上述研究范式之间的起伏消长,反映了20世纪中国社会思潮的变迁,而这种社会思潮的起伏消长反过来也影响甚至决定了研究范式的变迁。     

五四精神和激进主义

对“五四”的再认识,首先就要打破既定观念。十七、十八世纪的启蒙先驱者,将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自然的、道德的,都要摆在理性的法庭上重新认识。如果不经过这个过程,不重新再认识、再评价那些已被自己接受的既定观念,就根本谈不到启蒙。这是我对“五四”进行反思、主张新启蒙的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五四新文化启蒙

“五四”前后的新文化启蒙(以下简称‘五四”新文化启蒙)是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表征.其波及面之广,声势之大,都是以往任何时期的启蒙思潮所无法企及的.陶行知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与文化启蒙密切关联,对此进行探讨,既有助于了解新文化运动,更有助于了解陶行知的思想.一、对辛亥革命失败的反省     

解析《祝福》人物层面结构的文化内涵

《祝福》中封建权势者、封建卫道者、底层劳动者和我形成了一个颇具匠心的人物层面结构,该结构使一个几乎无事的悲剧生发出独特而厚重文化内涵——在与启蒙对象的艰难对话中,深刻体现了现代启蒙知识分子与传统文化社会的隔膜,以及现代启蒙知识分子自身在五四特殊德启蒙文化语境中思想灵魂的惶惑与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