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遗俗与明人日常生活——兼论民族间物质与精神文化的双向交融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大明帝国,恢复汉唐衣冠文物制度,号称"胡风"一洗殆尽。其实并不尽然。无论是明代的制度建设,还是明朝人的日常生活,无不受到蒙元遗俗的影响,风俗确乎存在着因袭难变的一面。风俗因袭难变的面相,转而又可证明"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并非存在着统一性,且各民族之间的物质与文化交流,存在着一种双向交融的倾向。至于"崖山之后再无中华"之说,仅仅说对了一半,即崖山之后的华夏文化,已经不再如同宋代以前的华夏文化,但并不证明崖山之后中华文化已经沦丧殆尽,而是变成了一种经历蒙、汉乃至满、汉融合之后的华夏文化。     

13世纪蒙元与高丽关系变化及原因分析

蒙元与朝鲜半岛高丽政权的关系十分密切。初期,由于蒙古民族的扩张本性,朝鲜半岛的重要地理位置,以及高丽在蒙古扩张中的战略意义,使得蒙古前四汗对其武力相向,后期由于双方统治者的更换,成为双方关系的转折点,两国开始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交往。     

透雕龙纹饰件时代之再考辨

近于《收藏家》2003年5期读到了徐琳同志《顾林墓出土白玉镂雕龙纹饰时代考辨》(以下简称《考辨》)一文,将玉饰时代定为明,这对龙纹饰件(图1)馆藏已有20余年,正如《考辨》所言,鉴定记录及馆藏文物帐册上年代均为南宋,笔者与陈建强同志合作有《明万历顾林墓出土玉器述评》一文,也将其年代定为宋,在此,笔者不揣冒昧,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顾林墓出土玉器、镶金玉器共有10件,除了这一对竹节形透雕龙纹饰件外,另有玉提携1件,系汉代玉剑(?)改制,唐代玉带头1件,唐代人鹿纹玉佩1件,工字玉佩1件,青白玉簪2件,镶金嵌宝玉蝴蝶1件,玉扁圈1件,其中除了工字玉佩、青白玉簪、镶金嵌宝玉蝴蝶饰片明确为明晚期作品——也就是所谓的“时作玉”,一件光素扁圈年份难以确定之外,其他玉器都明显地早于墓主的生活时代,或为汉、或     

骑马民族文化渊源初探——兼论与日本古坟时代文化的关系

骑马民族化,把它置于一个考古学化类型来研究,以期揭露古代人类赖以生存的又一种社会经济形态。近年来世界一些国家的学,对此已有所尝试,并有述披露于世。但是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在我国还有待于去开发。之所以有如此局面,在笔看来,是由于人们对游牧或畜牧民族和骑马民族一词的提法不明所致,即在对化性质的界定上,什么是骑马民族化,它与畜牧或游牧民族化有什么区别,今之学术界,尚未给予一个明确的厘定。     

榆次中都城考辨——兼论旧志资料之运用

中都县的历史沿革,涉及山西榆次、平遥两地诸多历史议题。爬疏早期史料可知,先秦至北魏初期的中都县原在今平遥境内,榆次的中都则是北魏时期由平遥移置而来的,二者属前后继承关系。北宋以降,《太平寰宇记》《大明一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逐渐将两座中都的史事相混淆,相关观点又为方志所沿袭和进一步演绎,由此造成不少争议。梳理中都城文献记载脉络,提示我们在新志编纂工作中,应注意对明清旧志中的上古、中古史记载寻求史源,对其加以必要的史料辨析。     

论阿玛尔纳时代埃及与米坦尼的关系

阿玛尔纳时代早期,埃及和米坦尼都积极发展两国关系,将两国友好关系推到顶峰.阿玛尔纳时代后期,埃及面对中东错综复杂的局势,做出了疏远米坦尼的外交决策,而米坦尼面对赫梯的威胁,力图保持与埃及的友好关系,为此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埃及与米坦尼关系的恶化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化轴心时代与古代游学之关系探微

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几次重大飞跃都与游学活动紧密相关。思想和文化是在不断碰撞而后交流之中前进的。论文在回顾和分析轴心时代形成的背景和条件后指出,古代游学活动是推动轴心时代的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禮的字形考辨——兼论禮、豊与豐的关系

禮是我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概念,不仅含义丰富,而且字形演变情况复杂。对于禮的含义,学界认识比较统一,但对其字形的解读,尤其是对豊字偏旁的认定,却众说纷纭,分歧较大。同时,由于字形相近,人们对禮、豊与豐的关系仍存在模糊的认识。从禮字字形入手,系统梳理禮字形体演变规律,对禮字解析的各种旧说进行是非评定,并对禮、豊与豐的关系进行辨析,或能对相关争论提供一些新的理解与认识。     

论审美与时代的关系:以中国唐朝为例

对于美的思考是贯穿人类整个历史的,也是深深植根于其所在的时代之中。唐代主要以丰腴富丽、雍容华贵为主流审美取向,这与其时代的开放自信以及国家前所未有的富强都是紧密相连。因此,不同时代的人们对于审美的看法也会局限于当时社会的发展程度,具有一定的特殊时代性。尽管审美文化是"一种更高的,更远离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但它终究还是要存在于时代基础之上。     

隋朝兴衰与山西之关系

隋朝短祚而亡,本文拟从隋朝与山西的关系这一全新角度探析隋之兴亡。建立隋朝的杨坚,与山西渊源极深,杨氏的祖先就出自山西。在隋朝建立过程中,杨坚深谙天下安危系于并州,在篡周过程中争取到并州总管李穆归附,对消除敌对势力起了关键作用。隋开国初年,隋文帝推行宗王出镇制度,命亲信皇子出任并州总管,控制这一"天下精兵处"。隋炀帝在位期间曾三次巡游山西,这与其控制山西的方略改变有莫大关系,第三次巡幸遭遇"雁门之变",隋炀帝不得不委派干将镇御山西,其人正是日后推翻隋统治的李渊父子。山西与隋朝兴衰实有深厚渊源。     

元代陕西行省研究

元代陕西行省设立早,起初临时处理军政,且与四川时合时分,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后自为一省。陕西行省与行御史台、宗王等分治最为典型。因西台负责四省监察,蒙古军都万户府迁治凤翔及安西王等出镇,陕西行省长期充任西部军政大本营。然军事权偏弱,还有所谓"未尝提调军马"的"旧例"。这是前期四川设行枢密院,蒙古军都万户府与其不相统摄,平章多不兼都万户,直接支配军队有限等所造成。任职或镇守陕西的,往往是廉希宪、赛典赤、阿思罕、乃蛮台等重臣及安西王、湘宁王等显赫宗王。该省"舞台"或可窥见元朝廷各种政治势力的角逐乃至厮杀。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山西地区不仅是明朝初年分封宗室相对集中的区域,而且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最迟到嘉靖、隆庆年间,山西藩府已发展成为明朝境内数量最为庞大的宗室人口集团之一。作为寄生性的特权集团,明朝藩府人口的估算须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玉牒》所记的宗室人口数量应该视为户数,而不是口数。时至明末,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已超过20万。     

元代类书在元史研究中的价值初探

元代类书是元人采摭当时或前代文献重新编排而成的资料汇编,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有关政治、经济、科举、教育制度等方面的材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元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元代类书还收载了蒙古字体、译语以及元代避讳用语等内容,保存了元代语言文字的一些珍贵记录,而其中有关元代宗教艺术方面的内容亦为难得。凡此皆可说明元代类书对于元史的研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蒙古汗国与元朝关系的考察

本文认为 ,蒙古汗国是在兼并草原诸部的基础上 ,按游牧民族传统建立起来的 ,具有浓厚的家产制政治特点。这体现在国家分封制结构和汗位继承方式上。忽必烈虽然打败了阿里不哥 ,但作为全蒙古大汗 ,他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全体宗亲的承认 ,拖雷系与窝阔台系以及拖雷系内部的阿里不哥裔、蒙哥裔、忽必烈裔之间此伏彼起的斗争 ,也说明蒙古汗国分裂的事实。进而认为 ,元朝是从蒙古汗国分裂出来并经过扩张后建立的国家 ,与西方蒙古四大汗国建构历程相似。四大汗国与元朝并无宗藩从属关系。     

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考论

元代前期贵州土著民族的内附大致经历了"附→叛→附"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总体上是以"附而复叛"、"时附时叛"为主要特征的,金山洞摩崖是元代贵州土著民族内附的有力见证。元中央政府对贵州土著的管控前期宽严相济,后期趋宽趋柔,以土司制度为主,辅以郡县制度,呈现出以土官为主,土流结合的趋势。随着内附平稳期的到来,元代贵州各土著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诸方面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也为贵州在明代建省打下了基础。     

东魏北齐史官制度与官修史书——再论史馆修史始于北齐

东魏迁都邺城,学术文化中心转移,北魏太和以来积累的文明成果萃集邺下,为东魏北齐史官制度的发展与《魏书》编纂提供了良好条件,并由此形成了史馆修史与大臣监修制度。大臣监修与史馆修史二者一体,史馆是一专门修史机构,似在宫禁集书省与起居省内,已不同于北魏秘书省之史阁。大臣监修改变了北魏以来秘书监、丞典领国史的传统,入馆修史加兼著作,脱离了秘书著作系统。著作从秘书省游离出来,与集注起居形成更加密切的关系。东魏北齐沿承北魏,置集书省和起居省,北魏以守尚书典注起居,东魏北齐以散骑常侍等侍官监领或撰修起居注。史馆修史与起居集注,造就了《魏书》、《齐书》、《齐纪》等史书。东魏北齐史官制度变化的依据为礼制的修订,唐代礼多因循北齐,故其史馆修史制度亦上承北齐。     

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探析

本文依据文献史料,对元大都孔庙、国子学的建设过程进行梳理,对建筑平面进行复原,确定其用地范围与基址规模,并通过分析探寻其设计规律与手法,发现设计中采用两套平格网．孔庙、国子学的基址规模与大都城市平格网的基准长度存在倍数关系,基址边界均在11步×12．5步的平格网线上;建筑群内部的平面布置受8步×10步的平格控制,总平面中重要控制线大多与网格线对应。根据这一规律,本文进一步对明清北京孔庙、国子监进行分析,发现明太祖、英宗两朝对元代孔庙、国子学展拓时,基址规模仍受元大都城市平格网控制,而永乐朝重建孔庙时沿用元代8步×10步的平格网,将东西廊庑分别向内收进一格,从而揭示元、明建筑模式与基址规模的内在一致性。     

试论安徽沿江平原商代遗存及与周边地区的文化联系

本文以安徽沿江平原地区的商时期遗存为考察对象,将该地区商时期遗存划分为两种,其中沿江西段为"薛家岗遗存",东段地区为商文化"大城墩类型"。通过与周边地区比较,对两类遗存的年代、性质及文化特征进行了分析。为了揭示沿江平原地区商文化的来源,本文将该地区所见商时期遗存与周边的江淮西部、宁镇及江汉东部地区进行比较,得出了商文化南下对安徽沿江平原的东、西两段地区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其主要原因应与商王朝对铜矿资源追求及南下路线的不同有关。     

清代北京的旗民关系——以商铺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以清代京师(北京)内城商铺为切入点,就旗民关系的变化作了考察。清朝定鼎北京之初,实行旗民分治两元体制,强迫民人迁出内城,但是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文章第一部分,考察内城商铺的发展。嘉、道以降,以三项制度(编查什家户、铺保制度、户口调查)的实施为标志,表明清政府完全接受民人定居内城的事实。第二部分,以契书为基本史料,从商铺的分工、商铺的转手、商人的构成等方面,就内城商铺与商人群体作了考察。指出京城经商人群的最大特点,是包括旗、民两个部分。旗人经商,并与民人频繁互动,密切了彼此关系,促进了旗民分治制度的瓦解。     

郑和与金陵大报恩寺关系考

明代金陵大报恩寺及其琉璃塔是由著名航海家郑和参与建造的世界奇观。大报恩寺的直接前身为建于吴末晋初的"长干寺",乃是南京地区历史最为古老的寺、塔之一。这里曾经是瘗藏唐三藏玄奘大师的顶骨舍利之处,是明代南京唯一依皇宫建筑体制起造的佛教寺院,也是明代早期总管全国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僧录司"所在,拥有全国佛教管理和佛学中心之地位。该寺还与明成祖身世之谜及成祖夺嫡易位乃至建文出家失踪诸史事相关。在其长达16年的建造过程中,郑和自始至终都参与其中,从而对该工程之完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