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习礼：明清杂字中的礼仪知识与礼下庶人

从明清地方性的杂字读物出发,可以勾勒出有别于通过王朝礼制或经学注疏考察“礼下庶人”的知识图景。乡里小儒在编纂杂字时,把庙堂礼典、儒家礼仪与神鬼、佛道、风水杂糅,礼俗互动交融。为使礼仪文字浅白直露以易于民众接受,杂字编纂大都分门别类,并将日用类书中的礼仪格套简化,原先礼仪的段落篇章转换为日用字书中的字词短语。从长时段的知识史历程看,宋元以来的礼仪典制是礼仪下乡的制度保障,士大夫编纂的各类礼仪文本推进了礼仪通俗化,而明清社会变迁促成礼仪下沉到日常的识字读写。礼仪杂字既是明清识字领域发展的新产物,也是涵育明清乡里礼秩的新文类,文字下乡和礼仪下渗相互因应,合力刻画明清时期的中国社会与礼仪。     

谈个体需要向社会群体需要的转化

社会群体需要是以社会群体为主体的共同需要,它并不是无本之木,而是由个体需要凝结、提升而来。人的需要的社会性和社会群体自身的特征是个体需要向社会群体需要转化的理论根据;在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社会互动是转化机制的核心。其中,社会实践是转化的基础,语言符号系统是转化的媒介,社会群体主体的培育是转化的“载体”,个体需要群体化和群体需要个体化的交互运动是转化过程的体现。     

“学霸”与明清地方社会

明清时期的“学霸”是指科举生员中扰乱基层社会的不法之辈。他们利用生员身份所获得的特权,左右选才之途,结交胥吏、胁迫官员,参与或主导地方经济纠纷,干预词讼、扰乱治安,成为影响明清社会的一股力量。“学霸”群体和官方势力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矛盾,不但体现了其群体意识的增强,而且反映出鼎革之际国家权力对社会控制力不断削弱的现实。通过“学霸”这一视角考察基层社会运行和国家、社会之间的力量博弈,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明清社会变革。     

《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简介

王日根先生近著《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一书于一九九六年五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分“明清时代会馆的演进”、“明清会馆的兴盛背景及内部运作”、“明清会馆的社会功能”、“明清会馆的文化内涵“等四章,前有“绪论:令人梦断魂牵的乡土情结”,后有“结论:由社会变迁反观明清会馆的历史地位”,并附有本书的英文提要和主要参考文献,前有杨国桢先生撰写的序言,对该书作了很中肯的评介。     

20世纪初期城市知识阶层收入状况初探

20世纪初期,中国城市社会群体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公务员、编辑、记者、教师、医生、职员、经理、工程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等新型的知识群体,作为社会雇员阶层,他们的劳动报酬决定着他们个人的声望和社会地位。由他们的劳动往往对生产力发展和城市社会进步有较大促进作用,其收入报酬要比普通劳动者高出许多。本文通过对知识阶层收入状况的研究,探讨该时期城市知识阶层能够为城市近代化所做的贡献。     

明清景德镇流民与城市社会探析

明清时期,伴随着景德镇民窑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流民涌入景德镇,促进了城市社会的发展。流民不仅为景德镇"大都会"的确立奠定了基础,而且促进了城市社会管理的转变和行帮制度的形成。流民的活动是我们全面认识明清景德镇社会变迁不可忽视的要素之一。     

《佛教与佛山文化》评介

<正>佛山在明清有天下"四大镇"、"四大聚"之称,工商业史料较为丰富。学术界对佛山镇历史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旅居美国的华人学者、著名社会学家杨庆堃。之后,在国内学术界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热的过程中,佛山镇也常被涉及。直到1990年代,广东学者罗一星《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出版,完整地展现了明清时期佛山社会经济变迁的过程,也将传统佛山社会经济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后,学界对传统佛山的研究处于低迷状态。2015年伊始,由齐鲁书社出版的暨南大学刘正刚新作《佛教与佛山文化》,以通史性的体裁,以佛教与佛山文化为视角,     

也论徽商“贾而好儒”的特色——明清贾儒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学术界对徽商"贾而好儒"特色的争论,缘于没有明确区分"好儒"与"崇儒"、群体特征与个体特征。"崇儒"是对"儒"的尊重、推崇,是明清各个社会群体的共同特征,既非徽商特色,也非其他地域商人群体特色;"好儒"是发自内心对"儒"的喜爱。将"好儒"视为徽商为经商做出的功利性选择,无法解释缘何其他商帮无"贾而好儒"特色。徽商"贾而好儒"是唐宋以来徽州兴起的好儒之风与明清时期重商之风结合的产物。在讨论明清时期贾儒关系问题时,必须明确界定和区分"好儒""崇儒"等概念;应跳出纯粹的商人视角或功利性视角,关注到地域商人群体的文化背景和个人行为动机的复杂性;既要注意历史必然性,也应重视历史偶然性。     

浅析“教养兼施”与中国传统慈善事业

慈善事业在我国历史渊源颇长,尤其是明清时期,中国江南地区的慈善事业高度繁荣。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社会思潮的冲击和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国传统慈善事业面临着新的转型,其主要表现即为"教养兼施"理念与传统慈善机构的结合。     

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

吴仁安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９月版。５０万字。家庭与家族是社会的细胞，区域文化及地方社会经济的形成，一般是与当地社会精英、有声望的姓氏家族的支持分不开的。名门望族的变迁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因此，望族史研究的意义是不...     

从《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集》看明清山西地方的村堡城防

《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集》是研究明清时期山西地方社会的一个重要资料,从其中收录的诸多碑刻材料可以看出明清时期山西地方社会的许多特点。其中关于城堡城防的内容对于考察当时的山西社会有着重要作用。本文即主要通过《明清山西碑刻资料选集》关于城堡城防方面的碑刻记载来分析明清时期山西基层社会的一些特点。     

明清民间公共知识体系、传播方式与自身建构——以明清曲本为材料

本文以明清曲本中的俗曲、民谣、笑话、酒令、江湖方语等为对象,考察明清时期知识体系整体形貌中的一个重要面相。这种知识不仅通过流行娱乐的传播方式,也即民间诵传的接受过程,将多重因素影响下的个人知识逐步演变为民间社会的标准化知识,而且,在无意识状态下,使民间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创造了自身。这种传播方式不仅规定了民间知识的形态,也规定着知识的内容。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民间娱乐的传播方式创造了民间的知识体系。     

秦汉时期“赘婿”和“女户”的综合考察

秦汉时期,"赘婿"和"女户"作为独特的社会群体长期存在。学者们关于赘婿方面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女户方面的研究著作和论文也是甚多,但都没有把这两个群体结合起来做考察的,笔者认为只有把赘婿和女户做综合考察才能较全面的阐释当时社会形态下的历史内涵。秦汉时期依附于女户的赘婿群体社会地位低下,官府视其等同罪人。女户主的相关权益则受到明确保护。西汉后期随着儒家学说统治地位的确立、三纲五常伦理观念的普及以及女子社会地位的下降,赘婿逐渐从正史的记载中淡出。     

《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一书出版

苏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王卫平博士著《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一书,作为苏南发展研究丛书的一种,1999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306千字,六章,分别题为:“绪论”、“江南地区城市发达的背景”、“明清时期江南城市的繁荣与市场体系”、“江南城市社会诸相”、“社会风气的变化与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及其局限”。作者在吸取前人研究成果,尤其是在分析了最近十数年间日本与中国学界江南城市史研究的优长、得失的基础上,对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发展的前提与条件,苏州城市职能的转变和城镇群体的勃兴、江南市场…     

明清苏州商品经济与文物藏家群体

明清时期苏州收藏家群体的形成与苏州明清时代繁荣的商品经济密切相关,在形成过程及其收藏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收藏心态、审美情绪以及处世方式无不打上商业社会的特有烙印。     

"利及邻封"——明清豫北的灌溉水利开发和县际关系

该文结合文献和初步的实地考察,围绕明清时期济源和河内两县的水利开发,讨论县际行政、地方权势及其二者的相互联系,如何对不同时期的引水技术、灌溉利益、农田开发等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揭示16、17世纪豫北灌溉水利发展史中的制度转换和社会变迁。笔者认为,“水利共同体”的结构分析模式限制了水利社会史研究的时空尺度,主张通过对地域联系拓展过程的动态考察,开阔华北水资源和社会组织的研究思路。     

沪杭公路研究(1925—1937)

民国时期,公路交通在浙江省道路交通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交通在浙东地区有了较快发展,尤其是沪杭公路的建成,对于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变迁起到了重要作用及影响。1925—1937年,是沪杭公路建设发挥功效的黄金时期。本文从沪杭公路的建设及其沿线地区社会变迁进行分析,系统地考察了公路建设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试探侗族传统社会初级社会群体之构成、特征和功能

侗族传统社会之初级社会群体主要由家庭、邻里和恋爱同伴等小型群体构成。它们是一种典型的初级形态的血缘、地缘、友谊型社会群体模式。都能充分发挥出各自满足社会和个人需要的多项功能,对民族社会的长期稳定、和谐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浅铺研究

浅铺是明清时期京杭运河水利设置与河工组织之一,其主要功能在于疏通运河淤浅,保持运道畅通。历经明清社会之发展,浅铺、浅夫经历了从"铺"到"堡"、由"征发"到"雇募"的过程,这既是漕运制度的革变之需,也是区域社会的应时之变。对区域社会而言,浅铺同时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解决运河淤浅的空间设置,其存在与区域聚落的成长密切相关;另一种是由浅夫组成的"群体"组织,其来源与管理是区域社群生存状况的真实反映。     

名宦、宗族与地方权威的塑造--以山西寿阳祁氏为中心

本文以明清时期山西寿阳县的祁氏宗族为个案,考察了一个地方大族在基层社会如何运用各种社会资源,逐渐建立其权威的过程.当这种权威逐渐消失后,民众却依然保留着对祁氏权威的历史记忆,继续塑造这一地方权威和利用这一地方资源.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分析,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明清时期华北宗族在传统中国基层社会中的生存状态的了解,还能加深我们对明清华北地区的宗族势力与名人资源、地方权威状态与乡村权力结构等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