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棉花:鸦片战争之前外域原料的规模化入华

时至清代,棉纺织业成为中国产值最大的手工业,原棉需求愈旺。在输华白银短缺的情况下,印度棉花一度成为外国输华货品的第一大宗。印度棉花的批量入华印证,在鸦片战争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东方产品"而不是"西方产品"在中国行销走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化的外来原料输入,涉及中国最重要的两个经济领域-—农业和手工业。耕织结合系中国传统社会自然经济结构的核心,此时中国的棉花经济,已不单纯是一个局限于中国境内的国内经贸体系,而是开始受到异域的影响。英国等赖此重建对华贸易结构,海外棉也首次与中国千家万户耕织结合的小农、小手工业经济相结合。     

略论港英政府的鸦片专卖政策(1844-1941)

鸦片是英国用以打开中国大门的利器,平衡早期英中贸易的砝码。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继续扩大鸦片贸易,将香港变成输华鸦片的转运中心和走私基地,同时,为增加岁入,特许香港政府实行鸦片专卖、自由吸食的政策,致使烟毒泛滥,成为香港     

皮毛：清代北美对华贸易的重要货品

北美皮毛对华商路的开拓者是英国人,美国随后介入。美、英皮毛输华量在1801年达到顶点;两相比较,早期,英国占有优势地位,略后,美国反超。中国人原先穿用皮种多为陆地动物,而北美输华的主要是海洋动物皮毛。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前,一般的国际贸易多为资源性经营,但人类的过量捕杀势必造成珍贵动物资源濒于灭绝。这是18和19世纪之交的国际皮毛贸易由盛转衰留下的深刻教训。     

七七事变与英国的远东对日政策转变

自从近代以来,作为西方主要大国的英国在远东地区,特别是在中国拥有诸多权益,因此对于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一直极为关注。然而,直到七七事变之前,面对日本在华势力的渗透和侵略活动,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一直采取纵容政策。七七事变的爆发以及日本侵华战争的扩大,终于使英国认识到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并排挤其他西方国家的野心,英国对日政策由此转向强硬,并在八一三事变中达到顶峰。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是整个国际形势和中国战场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对于中国的抗战事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将对七七事变与英国对日政策的转变过程及其原因进行探讨,以深化我们对于抗战时期英国远东政策的认识。     

英国援华会关于工会工作和抵制日货史料两件

本文包含两篇英国伦敦马克思纪念图书馆(Marx Memorial Library,London)收藏的英国援华会成员玛丽·谢里丹·琼斯(1)和乔治·哈代(2)的工作报告。英国援华会,即China Campaign Committee,直译为中国运动委员会,成立于1937年9月,由英国友好人士和左翼和平团体为援助中国抗战而成立。左翼书社的创办者戈兰兹担任主席,李斯特维尔伯爵任会长。抗战期间援华会一直坚持从政治、经济、宣传三方面援助中国,在整个国际援华组织中表现最为突出,有中国"在西半球最忠实的朋友"之称。援华会成立后发展迅速,在英国民众中多次发起援华运动。1938年春,英国共产党党员玛丽·谢里丹·琼斯和乔治·哈代加入援华会,分别负责抵制日货和发动工会运动,进一步促进了援华运动的发展。     

英国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在向英国通报时,刻意隐瞒了第五号要求。英国确认第五号要求存在后,最初认为其或系作为谈判筹码而提出,但很快改变了看法,认为第五号要求并非"愿望"。英国向日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如果日本对华所提要求损害英国在华利益,必须先与英国协商;二是日本不得违背英日同盟的宗旨。在英国的干预下,日本决定暂缓对华提出第五号要求。由于一战时期深陷欧洲战场,英国无力东顾,不愿中日间发生战争。日本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国一方面说服日本不要诉诸武力,一方面力劝中国接受最后通牒。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是英国斡旋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的根本目的。     

澳门与早期鸦片贸易

19世纪初叶以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澳门是列强对华鸦片输出重要的转运地。一些本质同一、形色有别的鸦片掮客商寄生于此 ,遂成暴富 ,兴风作浪。葡萄牙当局在澳门实行鸦片垄断营销政策 ,引致与他国 (主要是英国 )鸦片商的严重冲突 ,并导致鸦片输华孔道由澳门至黄埔 ,又到伶仃的依次转移。澳门鸦片问题还引起清朝禁烟政策的几多演变     

马士曼与近代最早的铅印中文书籍

在苏精对19世纪传教士中文印刷历史研究的基础上,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印度塞兰坡英国浸礼会旧址和收集保存在当地的一些书籍和资料,进一步探讨19世纪早期马士曼等英国浸礼会传教士在印度塞兰坡所开展的中文铅活字印刷事业,认为马士曼等人于1813年翻译出版的新约圣经中的《若翰所书之福音》(《约翰福音》),应系近代应用铅活字印刷技术所印出的第一本中文书籍。而且,塞兰坡的铅活字印刷影响到马礼逊、台约尔等伦敦会传教士在中国沿海和南洋的铅活字印刷活动,两地之间既有竞争,也有相互激励和相互影响,共同推进了近代早期西方铅活字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引进与发展。同时,还探讨了新教在亚洲传播过程中传教与经商、宗教与文化传播相互交融的复杂关系。     

赫德的权力错位和矛盾性格

赫德1854年来华,1861年以总税务司身份总揽中国海关权柄近50年,他一方面作为“中国政府的臣仆”活跃于清帝国的政治舞台,以“是一个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服务机关”的税务司公署为大本营,维护清王朝的权威与利益,一方面又作为英国在华的重要代理人,为英国资产阶级谋取在华最大权益。他既谨慎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绥靖日本原因探析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在中国的侵略扩张不仅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损害了英国在华的殖民利益;英国本应与中国携手同力结成反日统一战线,制止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扩张;但英国却奉行了一条以牺牲中国,谋求把自身损害降到最低的对日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探求英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推行对日绥靖政策的原因,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正确处理当今国际关系仍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     

晚清时期《北华捷报》上的中国声音

《北华捷报》是由英商创办的一份重要的近代在华西文报纸,其初衷是服务在沪外侨,开拓中国市场。由于与英国在华外交机构及租界当局关系密切,该报在来华西人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不仅西方人多在该报发表西人对华观感,关注中外情势的中国人对之也十分重视。自太平军投书该报批评列强助剿政策开始,中国人即在该报发表文章,在一些涉华问题上与西方人进行论辩。本文尝试以关键词检索的方式,对晚清时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文章的基本情况做一总体考察。中国人在《北华捷报》上发表的文章大多与中外关系有关,西学东渐、传教问题以及中国治权等问题皆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争。对这些文章及其引发的反响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北华捷报》,它并非仅仅是在华西人独霸话语权的新闻媒介,中国人亦能通过亲自用英文撰写或翻译的形式,在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英早期茶叶贸易——写于马戛尔尼使华200周年之际

400年前,英国人尚不知茶为何物;200年前,饮茶却已风行全国,至今常盛不衰。马夏尔尼使华,与茶亦有密切关系。抚今思昔,探讨一下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将是饶有情趣的。 一、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 中国是世界上产茶的母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即已发明饮茶。至于英国,饮茶则只有300多年的历史。直到公元17世纪初,英国人才听说中国有茶,却     

李提摩太在中国的传教经历

正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为晚清来华著名传教士。他于1870年受英国浸礼会派遣来华传教,先后在山东、山西、上海等地活动,在华活动时间长达45年,曾被清政府赐予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勋章,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来华传教士之一。他在华期间,除了传教、赈灾及参与中国政治外,还与中国各宗教人士广泛接触,从基督教传教士视角考察研究了中国宗教情况。     

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北大核心CSSCI

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和非洲等半殖民地实行的外交政策,最早是由英国针对俄国提出并推行的,其根本目的是扼制俄、法等国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以和平方式维持本国在华贸易优势。然而,英国在推行该政策时"执法犯法",最终只能将其转手于美国。     

再议英国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19世纪末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列强在中国和非洲等半殖民地实行的外交政策,最早是由英国针对俄国提出并推行的,其根本目的是扼制俄、法等国对中国的瓜分,同时以和平方式维持本国在华贸易优势。然而,英国在推行该政策时"执法犯法",最终只能将其转手于美国。     

鸦片战争时期英国对华侵占地的目标转换

香港是英国通过鸦片战争在中国夺取的重要出海口岸,但是,在鸦片战争前期,香港并不是英国试图在华攫取的第一个目标,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不被英国政府视为是“理想之地”,英国对香港的夺取,从一个方面反映出英国对华战略的若干调整过程.     

西学传播者还是传教士——浅析傅兰雅在华活动及其影响

英国人傅兰雅在中国始终坚持传播西学与传播宗教相分离的原则,对西学东渐做出了贡献。他创办学校、编纂杂志、翻译西书等活动使近代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兴趣日益浓厚,他在华期间的活动对近代中国产生了一定影响。     

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远东均势政策及其对英日关系的影响

20世纪20年代,英国政府在处理英日关系时不断运用均势政策。在华盛顿会议和关税谈判中,英国为了恢复各国在华的均衡态势,采取了抑制日本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北伐战争期间,英国的在华利益受到了冲击,英国政府出于抑制苏联、打压国民政府的考虑,希望联合日本干涉革命,但随着中国局势的变化,英国又调整了政策,拒绝在济南惨案中支持日本。在推行均势政策的过程中,英国所采取的措施与日本的外交政策在很多方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由此造成两国关系渐趋冷淡。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

1938年英国远东政策演变的动力机制可概括为“引子与合力”机制。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英国虽同情中国抗战,却在事实上奉行中立政策。中国于1938年9月要求国际联盟援用《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对日本进行制裁,此事成为促使英国援华的“引子”。中国和英国议会均借此契机施压,使英国政府难以回避援华问题,美国亦通过对华桐油借款做出示范,各方的合力最终推动英国政府向中国提供了平准基金借款。在英国对日政策方面,1938年的“宇垣—克莱琪”会谈和两次“近卫声明”亦发挥了“引子”的作用。在此基础上,美国率先抨击日本对“门户开放”原则和《九国公约》的破坏,中国和英国议会亦积极督促英国政府对上述问题表明态度。在各方合力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在1939年1月的对日照会中正面揭露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公开承认日本是侵略者,英国的远东政策也随之走向清晰。     

曾纪泽与中法战争时期的英国调停

1883—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英国的数度调停,目的在于独立操纵中法和议,以维护英国在华优势地位及列强共同侵华的统治秩序。曾纪泽维护中国国家利益和尊严的外交立场和活动及其对清政府政策的影响,是英国调停未能如愿成功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