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元债券百年纪——兼与《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作者商榷

中国革命政府债券是孙中山开展反清革命活动所印发的筹饷债券之一,其正背分别印有英文及法文,译文为:“中国革命政府约定付给持券人一百元。本政府在中国成立后一年,由广东政府官库或其海外代理机构支付。1906年1月1日,总理孙文(签名)。”所用纸张为白色水印纸,有法文SECURITAS(信用债票)的水印。1986年,柏文在台湾第十一期《泉坛》杂志上发表了《百元债券八十年纪》一文,对该项百元债券及两种加盖银票作了分析介绍。①转眼又过了二十年,就在纪念百元债券印行一百周年之际,笔者见到张小杰在2005年第一期《广东钱币》上发表的《中华革命…     

“中国革命政府百元债券”加盖票应是钞票

<正>孙中山早期在海外为革命活动经费筹款时曾印发了多种票券,其中包括1906年印制的"中国革命政府百元债券"(彩页5图1)。冯自由、张永福所撰《乙丙两年印行之革命军债票》、《南洋与创立民国》书中都有记载。但他们没有提及为何债券只印英、法两种文字,后又为何在票上加盖"中华革命军银票"(彩页5图2)和"中华国商民银票"中文字样以     

所谓“借一还五”的同盟会筹饷债券考

正在2014年第四期《中国钱币》上,曾刊出笔者《孙中山发行百元面值中国革命政府债劵之售价考》一文,列数了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团体在开展反清斗争各个时期所发筹饷债劵借还之比的变化情况:从兴中会时期"借一还十"的军需债劵,到同盟会前期"借一还四"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再到同盟会后期"借一还二"的中华民国金币票,乃至辛亥革命爆发后粤省军政府"借一还一点五"的第二次执照,得出结论为:筹饷债劵发     

百元债券一百十年纪——兼与张小杰先生再商榷

正2006年是孙中山先生印行百元面值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一百周年,笔者曾在《中国钱币》上发表《百元债券百年纪》一文以志纪念,同时对张小杰先生在《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一文中的观点进行了商榷。十年来,笔者对该百元债券的研究一直在继续,曾先后撰写了《也谈中华革命军"第一票"》、《从莫理循旧藏英法文百元债券墨书加盖票谈起》、《孙中山先生发行的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及其加盖票新考》、《一张盖有同盟会印章的英法文"中国革命政府债券"——兼谈     

《亲历“〈解放日报〉事件”》质疑

《炎黄春秋》今年第4期刊登了赵元三的《亲历"〈解放日报〉事件"》一文。这篇文章以"亲历者"的身份出现,给人印象讲的都是真的,似乎"红革会"要求把《红卫战报》和《解放日报》夹在一起发行,是"合理的",而《解放日报》和上海市委硬是不同意,是有意制造麻烦,因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解放日报》事件",最后因"中央文革"的干预,并责成上海市委要"端正态度",答应他们的"革命要求",才使事件得到解决。好像这一事件不是造反派而是解放日报、上海市委挑起的。     

革命者的斗争精神

<正>"革命"一词,原义为变革"天命"(古有"天子受命于天"说)即更替朝代。《周易·革卦·彖传》:"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即天之阴阳寒暑变化造成四季更替,商汤推翻夏朝、周武王取代商朝的变革"天命",顺天时应人心。近现代,革命的词义扩大,已不限于政治,还泛指各     

《新青年》：知识分子的国之青春梦

《青年杂志》创办之前,陈独秀已经亲身经历了清末革命党暗杀清朝权贵、辛亥革命、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二次革命”、袁世凯滑向帝制自为……短短几年时间里,走马灯似的政治剧目让他越来越看不准未来的时局。那时,大家都觉得封建专制推翻了,民主共和了,中国有希望了。可是现实的发展总是与期待的理想格格不入。就像鲁迅在《小杂感》里调侃的：“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革命根据地发展时期银行事业概述

革命根据地银行,是在根据地有自己政权和自己经济的条件下产生的。没有根据地,没有自己的政权和自己的经济,便没有自己的银行。因此,根据地银行与根据地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斗争息息相关。笔者在《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4期发表的《我国革命根据地早期银行事业概述》一文,主要概述北伐战争和土地革     

我了解的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

《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发表了王晓中的《中顾委主持解决"西北问题"》一文,对于中顾委解决"西北问题"作了一个较好的评说,但认为西北革命根据地肃反是"一场自上而下、自相残杀的内部‘肃反’运动","手段竟是刀砍和活埋";并认为西北局高干会对"西北‘肃反’的性质和责任     

安阳地区在浚县进行文物普查试点工作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国发[1977]13号文件批转国家文物局《关于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加强文物保护管理的报告》的精神,使文物工作更好地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安阳地革委决定在今冬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之前,对全区文物进行一次全面的普查。为了作好这项工作,地区文管会以(?)县作试点,集中各县文物干部、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学员,以及(?)县各公社的文教干部、部分中小学教师进行了必要的学习和训练。中共安阳地委宣传部、中共(?)县县委、地革委文化局的领导同志到会做了动员报告,并传达了国务院[1977]13号文件和安阳地革委批转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关于在全区开展文物普查工作的报告》,学习了有关的文物政策法     

同盟会“借一还四”军需凭证又一实例

在2007年第4期《钱币博览》上,曾刊出笔者《说说“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务”真相》一文。以英国收藏家黄中行先生所藏盖有“南洋同保兴业社之图记”的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作为孙中山亲赴越南为刚成立的同盟会筹集革命经费之实证,从而否定了《世纪伟人孙中山》一书中称该债券是宋嘉树在美国旧金山发行的虚构之说。     

《十五月斗争歌》里的党史故事

《十五月斗争歌——为红二十五军长征而作》(以下简称"斗争歌")最早收录于1982年出版的《长征诗歌选》(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编者李安葆并未注释此歌的出处和作者.老红军战士徐兴华同志在1935年抄写"斗争歌"的手稿时,特意注明"作者姓名待查".后根据《鄂豫皖苏区革命文化史略》(内部资料,1996年10月鄂豫皖苏区革...     

孙中山何时以“革命党”自命

正孙中山(1866~1925年)及其追随者何时以"革命党"自命,并以"革命"号召国人?关于这个问题,孙先生本人并无确切说法。他撰于1923年的《中国革命史》自述"革命源起":"余自乙酉中法战后,始有志于革命。"这番话是孙先生晚年对生平的追述,所称早在1884~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便"有志于革命",只可作泛义理解,尚不能说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孙氏已决定"革"清朝的"命"。吴相湘在《孙逸仙先生     

一张孙中山签发标明“借一还四”的军需凭据

笔者在2007年第4期《钱币博览》刊出的《说说“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真相》一文中提到：根据孙中山1905年9月30日《复陈楚楠函》得知，每券千元，实收二百五十元，大事成功，还本利千元。即“借一还四”。但是这种出售债券的具体做法，并未在债券上标明．最早撰文介绍该债券的冯自由在文章中亦未提及，以至《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民务兴利公司债券》一文的标题注释中，出现筹足二百万元只须印制千元票面的债券二千张的估算错误。     

谈辛亥革命老人刘莘园挽王天培联——兼与陈德远先生商榷

《贵州文史丛刊》2012年第1期刊发陈德远先生《挽王天培联不是刘莘园先生所作》一文中,认为《辛亥革命老人刘莘园遗稿》(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中关于挽王天培:"功在定黔、罪在定黔、乱世为人真不易;朝言革命、暮言革命、先生结局竞如斯"一联,非刘莘园所作.     

更正

<正>刊登在《黑龙江史志》2013年7期第50页的《"北满"移民数量减少及其对策》一文,作者张云燕、马伟,现补正如下:参考文献:[1][日"]满史会"编.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满洲国史(分论)(下),1990.[2]浅田乔二.矢内原忠雄的殖民论(下).驹沢大学《经济学论集》,第20卷第3号.     

动乱年代的采访

正侥幸存在的《农村青年》文革是"革"文化的"命",不用说,也就是"革"文化的载体——刊物的"命"。到1966年年底,除了《红旗》等几家刊物外,大批的刊物都先后停刊。有一份叫《农村青年》的刊物,居然办到1967年底,发行量高达30万份。《农村青年》怎么会如此幸运?它原名《农村知识青年》,文革前由上海办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成立后,第一书记柯庆施认为,未来是属于青     

“京剧革命”源头补遗

<正>读《炎黄春秋》今年第8期王红领《"京剧革命"与李琪之死》一文,对李琪同志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高尚品格深为敬服。而就所谓的"京剧革命"种种,愿就所知补说一二;当时我在中国戏剧家协会《戏剧报》工作,很多事是亲历。江青的"京剧革命"是有批有树,两手交替。早在1962年她就开始抓批《李慧娘》、《谢瑶环》等,直至批《海瑞罢官》,罪名一律是反党。1962年秋,我在办公室曾接到中央办公厅一个电话,     

《豫报》创办始末及其与《河南》之关系

《豫报》是河南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刊物,1906年12月在日本东京创刊,共出版了6期。它的创刊宗旨是“改良风俗,开通民智,提倡地方自治,唤起国民思想”。由于政见不同,自第五号起《豫报》股东分化,一部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激进派创办了《河南》杂志,备受海内外注目。在这种情势下,《豫报》在1908年4月30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即第六号后便停刊了。     

专制帝国的改革为何难以成功

<正>《炎黄春秋》今年第10期发表了李维民先生《清末新政"破产"的教训》一文,对拙文《从清末改革想到当代革命》(今年第4期)提出批评和商榷。李先生认为清末改革的失败原因,并非我所指出的"在危机沉重压力下,清王朝无力驾驭大幅度的急剧变革",而是因为清末改革"搞得太晚,太慢,太假了"。恰好拙著《危机中的变革》一书即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再版,该书的主题即是谈清末改革,我为该书写的《再版序》解释了为什么专制帝国的改革难以成功,可以作为对李维民先生批评的回应。相信这场一百年前的充满矛盾与困境的、复杂而丰富的改革运动,会引起当代国人浓厚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