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的原因

清代自乾隆后期开始,银钱比价发生重要变化,始终处于银贵钱贱阶段。特别是鸦片战争前后,不少地区一两白银兑钱二千甚至更多,对民生、经济影响至巨,而对于其中的原因,建国以来多数学者把它归因于鸦片的大量输入导致的白银大量外流。我们认为,这种认识并不全面,导致鸦片战争前银贵钱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鸦片大量输入这个外部因素,也有清代货币体系本身的内部原因。     

咸丰年间货币流通的民间形态——徽商志成号商业账簿研究

本文依据咸丰年间徽商志成号经营账簿中的有关货币资料,研究了银钱流通的民间形态、民间用币的类型和种类,以及货币的比价变化,从中揭示出行会组织、民间约定惯例对银钱民间流通的影响;洋钱等民间货币的流通,显示出民间用币多样性,以及货币制度的紊乱;货币比价的变动,既是地方金融市场货币流通规律的反映,也与战争的影响密切相关。     

清末银钱比价波动与地方官府赋税征解(1901-1911)

清末十余年间,在国内外种种因素交互作用下,银钱比价波动具有阶段性特征与区域性特征.受银钱比价波动阶段性的影响,地方各级官府的赋税征解经历了一个由征钱解银到征银解银发展演变的过程.地方各级官府在赋税征收中私自采取的种种抑勒浮收行径,是造成银钱比价波动具有区域性特征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地方官府财政税收行为与货币金融市场之间构成一种复杂的恶性互动关系.这种恶性互动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演变,则导致清末币制更趋紊乱,吏治更加腐败,国家财政日益困窘,商贸运营严重受阻,民生愈益艰难,从而大大加剧清政府统治的危机.     

全球视角下嘉道银贵钱贱问题研究

嘉道年间发生于中国的银贵钱贱,一般认为是鸦片输入引发白银外流所致。实际上,19世纪上半叶,美洲金银大幅减产对世界主要国家的白银购买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世界范围内白银购买力的上升。处于世界白银流动末端的中国,这一时期白银购买力上升更为显著,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其白银购买力变动趋势与国外白银购买力上升密切相关;同时,中国银钱比价与白银购买力变动一致,钱计物价相对稳定。因此,这一时期银钱比价上涨的长期变动原因是银贵,而非钱贱。     

清代前期多元复合货币结构下的困惑与对策

清代前期发挥作用的是白银、铜钱以及会票等民间自律货币并存的多元复合货币结构。清初废银论及萧条说,将白银作为社会衰败的原因,是从货币的职能和功能进行了片面的解读,白银的货币化表明中国的价值尺度实现了摆脱铜钱的根本转换。银钱比价的变动,决不是两者在供求上简单的数量关系,而是反映了基于金属货币的自然特质在质量不一、金属货币的非货币化前提下不同阶层货币占有的不均匀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从而出现"白银陷阱"。突破金属货币数量限制的尝试仅限于基于基层共同体和行业组织人的信任为基础的自律货币会票之类,一国一通货性质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由于缺乏制度改进在清代前期未能实现。     

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

晚清货币制度演变述要张国辉清王朝自１６４４年建立全国政权后，推行的货币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旧制，即银两、制钱并用的双重本位制。大数用银，小数用钱。银钱比价在顺治三年（１６４６年）规定：银１两合制钱１０００文。但在市场上，这个比价并不长期保持不变，实际上...     

清中期以前的铸钱量问题——兼析所谓清代“钱荒”现象

本文认为清中期以前铸钱量并不少,似不存在“钱荒”问题,当时的“银贱钱贵”,与白银的扩大使用、不断内流有关,政府不断铸钱以追求人为的银钱比价,还曾造成铜钱的大量增加,成为制钱贬值的原因之一。     

晚清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变动及其影响——以“丁戊奇荒”中的山西为例

当发生较大灾荒或战争时,社会上货币的流通结构与规模、物资的市场贸易与运输均会出现与平时显著不同的变动。通过对"丁戊奇荒"中山西银钱比价变动的初步探析,可以发现,灾荒中的银钱比价呈现出钱价明显上升的剧烈变动,但其上升幅度远不及物价,且灾区钱价的涨幅水平与灾情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性。随着赈灾活动的大规模开展,短时间内出现了1877~1879年的全国性钱价上涨局面,这对灾区及外部地区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赈灾成本,严重削弱了赈灾效果,并造成了全国性的金融波动。此外,与既往观点不同,发生"丁戊奇荒"的1877年才是中国19世纪后半期全国性"钱贵银贱"现象出现的时间节点。     

试述晚清户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

清代的户部银库事关中央财政的出纳,执行着类似国库的功能。本文拟从外省银两的解缴、人员设置、银钱的收发、存储等角度对银库制度作一梳理,并详述庚子之后该制度发生的变化,以期明晰清代银库制度的得失和清末新政时清政府财政体制的变化。     

试述晚清戶部银库制度与庚子之后的变革

清代的户部银库事关中央财政的出纳,执行着类似国库的功能.本文拟从外省银两的解缴、人员设置、银钱的收发、存储等角度对银库制度作一梳理,并详述庚子之后该制度发生的变化,以期明晰清代银库制度的得失和清末新政时清政府财政体制的变化.     

论光绪时期银价下落与币制改革

银钱比价在同治皇帝统治的后几年的飞速上涨,曾经引起朝野人士的密切关注。面对中国金融市场上变化莫测的情势,当时的人们不懂得这是商品经济恢复发展的产物,不了解贵重金属驱逐不太贵重金属的货币运动规律,只是对落后的制钱制度的动摇表示莫大的恐慌。惊慌失措的清朝财政大臣找不到平抑银价的有效措施,只好被动地随着市场上比价变化的幅度,调整田赋商税的征收     

浅谈清代铸钱体系中的“卯”

在清代银钱货币体系中,清政府将制钱作为主要的货币调控手段,独揽铸造权力。在具体的铸造过程中,清政府“分卯鼓铸”,山将“卯”作为铸钱过程中的铸造数量与成本控制工具。呵见,“卯”在清代货币铸造中具有重要地位。     

大国优势与清前中期经济发展模式的再思考

正20世纪30至8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就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展开了三次大讨论,其中,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的清史学者着重从清代前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商品经济的发展、雇佣劳动的变化等方面展示清代经济发展的成就及局限,认为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国一样,17—19世纪的清代经济正缓慢地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转型,突出表现为清代经济中已经孕育出了较为成熟的资本主义萌芽。此后,吴承明、许檀等学者在反思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研究范式的基础上,突出清代经济中市场需求与专业     

北京政府整顿各省官银钱号问题研究(1912-1916)

北京政府着力整顿各省官银钱号,其措施主要为限制与取缔其纸币发行权,设立监理官,将官银钱号改组为省银行,中央设平市官钱局,移交经理金库业务等。对官银钱号的整顿,反映了北京政府统一币制与财政的决心,也侧面反映了北京政府强化中央金融体制、推进金融制度现代化的决心,显示其统治力向全国各地的推进过程,一些政策影响深远。但是随着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造成政局动荡,一些措施无法持续深入,加之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导致了对各省官银钱号的整顿始兴终败。     

“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交流与融合:清代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由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与会学者对清代民族文化的发展、满洲文化的特点、清代满洲与汉、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清代满洲文化与境外民族的交流,进行了深度探讨。会议议题还包括清代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满文文献、文学艺术等方面。     

清代文献图像中的宫廷相风活动

相风是用于指示风向的气象仪器,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一些学者分析梳理了相风的历史与演进,但目前对于清代相风的发展研究较少本文基于清代图像、档案与御制诗等,剖析清代宫廷的相风实践。     

甘肃银钱票的新发现——兼论甘肃官银钱局纸币的发行与流通

<正>银钱票是银两票与制钱票的统称。银两票,是指自清末到1933年废两改元前,以银两为单位发行的可兑换纸币。在华外国银行,各省官银钱局（号）及私营银钱业等都曾发行过银两票,且种类繁多,名目纷杂。制钱票,就是指清末公、私所发行的以制钱为兑换单位的纸钞及兑换券。本文所谈银两票、制钱票,是指甘肃官银钱局在光绪三十三年发行的银两票、制钱票。     

清代广东的银元流通

清代实行的是银铜平行本位制度,即所谓“银钱兼权,以为上下通行之币”,只有银两和制钱是法定贷币,二者同时流通。可是,广东的情形却与全国不同,外国银元(光绪后还有自铸银元)在广东的使用十分广泛,成为一种非常引人注目的现象。本文试图对清代广东地区的银元流通状况及其广泛使用的原因作一些评述性的探讨,以就正于专家和致力于金融史研究的同志们。     

晚清浙江厘金的开征及收支结构

厘金是咸丰年间实行的临时性筹饷措施,并逐渐成为中央和各省的主要财政来源。先行研究关于浙省主要厘捐的开征时间有几种不同说法,而收支数量按照江苏的银钱比价进行折算,并非按照收支原数呈现不同货币所占比例。浙省厘金的收支结构,既受各厘捐征收办法影响,也与大宗货物的结算紧密相关。光绪中后期清廷试图通过整顿、提调等方式加以控制,而浙抚多次奏请减免或减征厘捐,双方为此进行了多番博弈。进一步看,地方财政的日益独立,对晚清政局的走向产生了较大影响。     

试述北京的钱铺和庄票

私营钱铺又名钱店、钱号、钱庄、钱局、钱银号、银钱局、票号、汇兑局、银钱帐局等。也有的钱铺称作银行,但这个“行”字是行业的行,即经营银钱生意的意思,与现代银行不同。现对私营钱铺及其发行的纸币作一个简述。一、私营钱铺概述从我国货币史的整个过程看,私营钱铺出现较晚,是随着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而兴起的,有文字可查的历史仅有二百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