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的竞争:明代南直隶地区《春秋》专经现象研究

因明代乡试分经取士的原则,使得同一解额区内,所业本经相同的科举群体,存在着竞争关系。受此影响,明代南直隶地区的《春秋》经取士,大致呈现为两个阶段的变化。正德以前,《春秋》经科举成功者几乎为徽州籍士子独占,嘉靖、万历之后,苏州开始崛起,常州、镇江等地也纷纷占据一席之地,地区间的《春秋》经竞争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元明之际地方科举传统因国家干涉造成的中断,科举竞争加剧背景下科举人士的改经与科举家族的新旧更替,以及商业出版冲击下地方习经风气的流转等现象。对南直隶科举《春秋》经现象的考察,为重新理解地方科举人才地理的分布与演变、地方科举的兴衰更替提供了一个较翔实的案例。     

明代解额制运行期广西科举专经变化研究——以天一阁记载为中心

明初,就已经确定一经取士之法。明代广西科举有了较大发展,专经倾向日益明显,呈现出多元竞争。本文梳理了明代广西科举中式人数以及解额制运行期下各地区专经情况与互动。首先,桂林府一家独大,各经均占据优势,然专《易》经倾向十分明显;其次,其余各府主要以《诗》经、《尚书》中式,二方不断进行激烈角逐,一方强盛则一方式微,有时完全挤占对方的额数;最后,太平、思恩二府中式额数少,零散分布于诸经,但无人以《礼记》中式,体现出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士子在择经上的趋易避难倾向。     

闽人张以宁经学思想考略

明代初年,闽人张以宁不仅在政事、文学领域取得重大成就,而且在经学研究上也有独到之处。其《春秋春王正月考》体现了独特思路,取得了较高成就,对当代学人重新评价具体明代经学著作、分析明代经学发展阶段和探讨明代学者解经思路都有启示意义。     

赵汸《春秋》“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说论析

在《春秋》学史上,元末《春秋》学家赵汸研治《春秋》的最大特点是以义例说经。他考论鲁史与《春秋》之别,明辨史"例"与经"义"之分,提出了系统的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书法义例说。其《春秋》义例学说,是在依据《左传》及杜预注、融通三传史法经义说、批判继承诸家义例书法说基础上的发明,不仅体系颇为严密完整,而且在方法论层面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春秋》诠释学系统。赵汸的《春秋》义例学所体现出的会通经史、据传求经,由《左传》到《春秋》、由考证史法而辨析经义的治经理路,以及力纠唐宋以来舍传求经、虚辞说经、附会穿凿之弊端的经学理念,是其《春秋》义例学说的主要价值和贡献。     

《经学队仗》的科试背景及其在明代的应用

《经学队仗》是明永乐二年朱景元为适应科举经义、论、策对仗作法列举资料需求而做的类书.与明代八股文的形成密切相关.(朝)李仁荣《清芬室书目》明确记载为明永乐间朱景元撰.唐宋律赋、宋元经义以及宋元经学类赋等与科试有关的文体格式讲究队仗以及考试内容对儒家经典的崇尚,这些都是《经学队仗》之所以在明初产生的背景.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乡社学教读之法则习尚一经传注、对偶、对仗之文,以为举业根本,说明队仗之文在乡社学校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经学队仗》在乡社学科试教学中被广泛使用.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辨体知类,分理篇章——刘咸炘《礼记》学探微

刘咸炘经学思想的根本是"六经皆史",其读书治学的首要在于"辨体知类",故其《礼记》学能够在晚清民国独树一帜而别具特色。刘咸炘认为《礼记》的体例是"儒家丛书",宗旨为"儒门大义",其本质与诸子异体同实,俱为说理之文。因此,他提出研治《礼记》分理篇章的学术方法,摒除《礼记》中与《仪礼》类似的曲节仪度之文,专取其中说理之篇如《礼运》、《礼器》等,进而比类相连、贯通章句,又标举礼学的大义在于"养生送死事鬼神"八字。凡此,在不动摇《礼记》经典地位的前提下,开创了《礼记》研究的新方法。     

两汉经学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经学历史悠久,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到清末废科举为止历经两千多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汉代又是经学最昌盛的时代,今文经古文经交相辉映,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曰:"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在随后的历朝历代,经学始终是封建社会的思想支柱,不论其如何被表述,理论基础始终是汉代经学。     

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学究”原是一科别

最早,"学究"一词是专门名称,出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有进士、明经等科,其中明经这一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几种。经,指经书。五经就是《易》、《诗》、《书》、《礼》、《春秋》。应科举考试的人中可以应五经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西汉诏令称引经传四题

<正>西汉中期以降,经学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极大提高,于皇帝诏令中多有体现。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2页),儒家思想超拔为汉王朝的统治思想后,诏令中称引儒家经传者屡见不鲜(按,西汉时期的"经"指"五经",即《易》《书》《诗》《礼》和《春秋》。西汉通行今文经,六经中《乐经》已不存在,因此只有五经。其中《礼》指《仪礼》,时称《士礼》,《春秋》通常指《公羊春秋》。"传"指《论语》《孝经》一类的准经以及解释说     

万斯大的春秋学

万斯大（1633－1683），字充宗，又作统宗，别号褐夫，时又称跛翁，浙江鄞县（今宁波）人。是万泰的第六子①，浙东大儒黄宗羲的及门弟子。他专研经学，今存经学著作有五种，合称《经学五书》②。这部《经学五书》，依其内容，可分为三类：（－）《周官辨非》，专辩《周官》一书的真伪和成书时代。（二）《学礼质疑》、《仪礼商》、《礼记偶笺》三种，论辨和勘正礼书中的字句、仪节、制度等。（三）《学春秋随笔》，辨正前人诠释《春秋》的缺失，并阐明孔子的书法。斯大的经学研究，他的老师黄宗羲有相当高的评价，宗羲说：“学不患不博，患…     

当西方史学遭遇中国经学——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与清代《春秋》经学

理雅各翻译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1721)刊刻的《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为底本,并将其作为译注的重要参考,但理雅各的《春秋》译本与封建帝王的春秋学格格不入。理雅各视《春秋》为史书,他持"真实性"原则否定了《春秋》的褒贬之义及书法、义例,又因"真实性"原则消解了康熙《春秋》的编者在褒贬之处寄寓的经世之用。理雅各与康熙《春秋》编者的激烈冲突,反映出19世纪西方史学与东方经学两个学术体系的扦格难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窒碍。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春秋经传——先秦史学的中坚

《春秋经》和三传历来在经学史上是重要角色,同时,它们在先秦史学中又是居于中坚地位的、富有活力的家族。孔子据鲁史作《春秋》,从多层意义上讲都是中国史学史上的大事:孔子依据鲁史为材料整理编次,借修史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运用不同文辞表达褒贬观点,于是,《春秋经》就成为后人所能见到的、我国最早一     

建国以来“春秋笔法”研究述评

"春秋笔法"是《春秋》学的重要内容,建国之后,随着新的学术视角的介入,"春秋笔法"研究在继承传统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对《春秋》笔法有无、《春秋》义例和文化成因等方面作出了新的探讨,同时越出经学研究视野,在春秋笔法对史学、文学的影响研究,以及跨学科及综合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开拓和创新,呈现出多样化的研究态势。目前,"春秋笔法"研究在理论构建和关联研究等方面还亟待进一步的深化和拓展。     

敦煌经籍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读许建平《敦煌经籍叙录》

敦煌经籍文献是敦煌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已知的敦煌经籍文献主要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九经,它们或为白文,或为注疏,抄写年代大多在六朝及唐五代,在辑佚、校勘、版本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对文字学和音韵学的研究也极具意义.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缁衣》所引《尚书》文字考－－兼释《《战国楚竹书·缁衣》有关的几个字

上海博物馆最近公布了该馆所藏并整理的一批“战国楚竹书”材料,其中包括《礼记·缁衣》篇等重要经学文献。作为差不多同时代、存在文献学上宛密关联的出土材料《郭店楚墓竹简》也保存了今本《礼记·缁衣》篇文字。两种出土文本记载的《礼记·缁衣》,主要有6处援引了《尚书》的有关文字。这几处引文,对于比勘传世文献,研究经学史上诸如版本、异文等一系列有关重要问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本文结合古文字、古文献的考释,作些初步讨论。     

顾炎武与清初《春秋》经学

清初《春秋》经学力求杜绝宋元以来《春秋》经解之中的空虚、穿凿,顾炎武提倡、鼓励广辑传注解经,《左传》因产生年代最古,以及详实的叙事,在众多传注中确立了它的学术优先地位。顾炎武将《左传》杜注带入研究视野,其方法影响及乾嘉汉学,但又明显带有清初经学的特点,而顾炎武对《左传》义理的质疑则承袭了历来学者对《左传》义理的不信任,带有普遍共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