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太尉职能的演变

秦统一六国后,创立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统治机构,以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继承秦制,汉朝的官制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三公中"太尉"一职职能特殊,从秦到汉,其职能的演变有助于后人对秦汉官制的进一步研究。     

秦汉军队中的“司空”

秦汉军中设有"司空"之职,负责行军宿营和攻城、守城作战中的土工作业以及对犯法吏卒的拘禁和审判。战国后期至汉初,此类官职是由中央或地方政务部门的"司空"兼任,平时办公,战时随军出征。这是西周春秋大臣身兼民政和军务的延续,也是上古政治及官制重要特点的遗存。战国以降,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逐步确立,施行文武分职。作战部队中的"司空"也逐渐脱离了军政不分的状态,西汉中叶以后改称"军司空"、"军中司空"、"营军司空"等,成为专职军官。东汉以后,军队中的"司空"组织不再见于记载。     

三公制度形成原因考

三公制度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三公学说始于春秋战国时期,后代学者将秦代与汉初中央的三位高官——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也泛称为三公,但其时这所谓的三公不管地位还是权力都是不相等的,尤以丞相职权为重,直到绥和元年成帝采纳廷尉何武的建议设三公,并"正三公分职",三公制度才成为继丞相制度之后重要宰辅制度。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西汉末年三公制度的形成呢?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君权与相权间的矛盾、政治儒学化的泛滥以及当时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     

我国历代宰相的称呼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丞天子,助理万机”辅佐帝王执掌朝政的官员,通称宰相。宰是主持,相是辅佐之意。但在历代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并非如舞台戏曲所反映的宰相只是一人、一个称呼,而要复杂得多,宰相的称呼也就多种多样了。殷代、西周把替君王家管理内外事务的人称为宰,而真正总揽百官的则称冢宰,冢是最大的意思。春秋时,正式设立左右相的是齐景公。战国时,各国都设相国或相邦、丞相,为百官之长。秦代宰相称丞相或相国、国相。西汉沿置相国,或称丞相,与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主持国家最高政务。西汉末,丞相改称“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合称“三司”,共同处理国务。东汉不设     

“司马”原来是官名

正"司马"一姓大家都很熟悉,历史上也有司马相如、司马迁、司马光等著名的文学家或史学家。其实,"司马"是古代的官名,后来以官为姓,成为姓氏之一。司马作为官职,在西周时开始设置,与司徒、司空并称"三有司",亦称"三有事"。司马为朝廷重臣,掌管军政与军赋,常常统兵出征,所率军队为六个师或八个师不等,相当于大将军。春秋时,各诸侯国官制中都有司马一职。有的诸侯国还设有大司马,此外还有左司马、     

秦汉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空”

秦与西汉政府在郡国县乡设置过司空,掌管水利、土建工程,役使罪犯劳作,并负责徭役征发和追缴逋贷等事务。朝廷有邦司空、中司空,九卿属下也有监管刑徒劳作的多种司空机构,附设诏狱。西汉末至东汉前期,陆续撤销京师郡县的各种司空部门,仅在三公中保留司空,残存的罪犯劳动组织改称作部。其原因主要是国家统治政策以及刑法、徭役制度发生变化,罪犯劳动在经济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严重下降,致使司空机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浅谈“南海Ⅰ号”出水的锡器

夏代末期至秦汉时期,中国先民用铜、锡、铅等金属烧制、锻造形成各种器物,开启了近15个世纪的青铜时代。青铜时代,人们开采锡矿石,并提炼锡,来增加青铜器的硬度。商代,中国出现了纯锡制器物,河南安阳小屯村殷墟遗址出土了锡块和外镀厚锡层的虎面铜盔,大司空村殷墟遗址出土了6件锡戈,春秋战国时期,云南省楚雄万家坝古墓出土了50余件锡制饰品,《周礼•地官》中记载“职金,掌凡金、玉、锡、石、丹青之戒令”.     

殷周“冢宰”辅相说与宰官源流考

先秦典籍屡见"冢宰"类于后世宰相为君主最高辅相的记载。近代以来,学者中虽有力主冢宰辅相说可信者,然终以否定论为主流。究其实际,宰本是上古贵族家内职役,多与饮食有关,殷商时已成为职官,至周代演变为各级贵族的家务总管,掌财用为其常职,进而发展为君主的最高辅相。春秋以降,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文献彝铭中的宰官职权在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呈现出复杂有别的面貌,但冢宰或太宰在殷周曾为君王最高辅相的历史之迹依然有端倪可寻。伊尹、周公以宰职摄政之故典和上古封建政体所决定的周代家国同构的王朝政权组织应是宰职演变为君主最高辅相的根因,亦是中国古代将宰相名号制度溯源至"冢宰"的缘由所在。     

西夏“辅主”考论

西夏军队的基层组织为"抄","抄"有"正军"和"辅主"。正军大致相当于军抄的首领,辅主相当于军抄的副首领。在军抄中辅主的地位要远远低于正军。     

西周三事大夫考

<正>"三事"、"三事大夫"、"三有事"屡见于《诗》、《书》等西周文献之中。从东汉郑玄以下,注家倾向于将"三事大夫"等同于"三公"或"三有司",而这一说法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周金文中"三事"的解读。根据《尚书·立政》,"三事"实指常伯、常任、准人,而两汉普遍流行的看法是,常伯、常任为天子近官,相当于汉代侍中。后一说其实更能贴合《诗》、《书》和西周金文。试作辨析如下。     

战国秦国及秦王朝对家臣系统的整合——以简牍所见“家啬夫”、“吏舍人”为切入点

战国秦国、秦代的家臣群体,是新贵族制和官僚制的产物,又带有王制向帝制时代过渡的鲜明印记。其中,卿爵给设"家啬夫"一职,其来源可追溯到商鞅变法时期对一定爵位者可接受门客和庶子的制度。战国末秦国拥有五大夫以上爵位者可有"家吏"。至秦代,这一给设资格已收缩至卿级以上爵位者。进入汉代以后,继续收缩到列侯以上。而简牍所见"吏舍人"、"新地吏舍人"等,反映了战国秦国和秦代舍人范围的广泛性。国家通过对主、舍关系立法加强管理,并通过推动舍人本身的吏职化以及鼓励举任等,将舍人吸纳到官吏体系中,同时对敌对贵族势力中的舍人进行严厉打击。随着官僚制度的完善,官方供备体系进一步完备,秩禄体制下的"吏舍人"群体逐渐趋于消失。     

北宋三司与宰相职权关系新探

学界沿袭宋人说法,称北宋中枢行政呈现某种"分权"格局,即所谓的"宰相主民""三司主财",这实质上是对史事的模糊化表述。在政务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三司与宰相的职权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军国要务"多由宰相裁决定夺,三司往往并非动议的发起者,也不具有裁决权,其奉行宰相"指挥",与一般意义上的"有司"并无二致。另一方面,三司能够稳定且高频度地参与御前会议,其独立取旨权得到制度保障,得以直接奉行乃至影响君主旨意,颇具"使职"行政特点。以上两点,体现了三司在政务处置中的多重角色。而其成因,或与北宋三司来源于五代藩镇财政使职以及北宋君主意图维持多元决策和出令渠道有关。     

司马迁学术渊源谈——释“司马氏世主天官”

古代史职的演变经历一个过程,巫师要求具有超凡异禀,掌史职,观测天象,是历史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司马氏家族史学渊源在此。其家族具有掌天官的传统。巫师职掌演变到了司马迁“究天人之际”,是一个巨大进步。杨向奎先生指出太史公父子向往封禅,本来是神→巫→史的职守。司马迁是一位伟大史学家,也是值得称道的哲学家。     

东汉“原陵监丞”封泥考略—兼谈汉代陵园职官

2010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邙山东汉陵区内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状为方形,封缄方式为方槽式检,背面有三道绳痕嵌入泥中,正面阳文篆书"原陵监丞"。通过与已发现的其它东汉时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较,明确了该封泥的时代。"原陵"作为东汉的第一座陵园,目前具体位置并未确定;"监丞"为东汉陵园食官"食监"的副职,主要负责祭祀,因此,"原陵监丞"封泥的发现,对东汉帝陵的方位及陵园职官的研究有积极意义。本文还通过已发现的有关两汉时期的封泥、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对汉代陵园职官的具体构成和分工进行了梳理。西汉时期,陵园周边具体的管理机构有陵庙、寝园、陵园,陵庙、寝园有令、丞、郎;陵园除令、丞、郎外,还有校长;食官有令(长)、丞。东汉时期,陵寝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机构减省,不设陵庙、寝园,陵园兼有原来寝园的职能,陵园职官有令、丞及校长,食官有食监、监丞。     

羊年漫谈“青瓷羊”

<正>羊是中国远古社会中六畜之一。早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我国北方的草原地区原始居民就开始择水草丰美的河湖周边,牧羊狩猎,以获取基本的生活资源。自古以来,"羊"寓意着吉祥,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便说:"羊,祥也。"早在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和汉代的瓦当上就出现了"吉羊"的字样,正是最好的实证。羊的造型出现在文物上的例子也很多:商代的青铜四羊方尊知名度极高;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以羊为造型的青釉瓷器,数量之多、制作之精良,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在这午马扬     

宗人斧与西周官制

《周礼·春官》中的"宗伯"一职,在以往著录的西周金文中未见记载。因而史学界对西周王朝是否设有宗伯之类的职官,多持怀疑态度。金文中的"宗伯",始见于春秋中期的洹子孟姜壶铭文,因而引起史学界对《周礼》中"宗伯"一职的颇多推测。斯维至先生说:"金文所见,宰的地位本不甚尊,司寇与司马同职,宗伯始见于春秋中叶之器,是以西周之时实仅司徒、司马、司空三事执政,固未尝有《周礼》六官之事实也"。张亚初、刘雨同志因"大宗、宗伯     

汉代铜镜上的“九子母”图像——对“三段式神仙镜”的再认识

仔细辨识"三段式神仙镜"上区图像,并结合铜镜铭文,可知"三段式神仙镜"上区图像应为"九子母"画像,此类铜镜宜定名为"九子镜"。这种铜镜大概于东汉后期首先由四川地区的工匠制造,后流传到陕西,一直到三国魏晋时期还有零星生产。     

“偃师邢渠孝父画像石”研究

"偃师邢渠孝父画像石"是流失海外、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一块东汉画像石。该石图文内容丰富、画像精美生动,从当朝民间孝行事迹的记述,到函谷关关楼建筑结构的绘制,皆是难得珍贵的史料。本文解读了画像石上五则孝行故事和关楼图像,对画像石镌刻年代、用途性质、装配位置、墓主身份、关楼及出行图与人物的关系、画像石的出土时间和地点作了初步探讨。     

重探日本“中世贵族社会论”的领域

<正>内藤湖南所开创的京都学派东洋史学,在理论上的一大特色就是以唐宋变革论为标志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而具体到中世阶段,又以"贵族制论"(笔者更愿意称之为"贵族社会论")闻名。这一学说强调东汉至中唐的中世时期门阀贵族占据社会中坚、垄断政治权力,在各方面都表现出贵族文化色彩。除此之外,日本学界又有两种学说与之针锋相对。一种是"历研派"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演进法则为理论框架的汉唐时期上古说;     

也论汉墓中的“天仓”——兼谈汉代人有无升天观念

汉墓中明确与"天仓"有关的材料共两类:一类为画像材料,见于东汉晚期的四川和河南地区;另一类为题刻文字,多附于墓葬壁画和画像旁,且多与车马出行的题材有关,广泛分布于东汉前期至三国时期墓葬艺术流行的各大地区。目前所见明确的天仓画像皆与天门组合在一起,表达着墓主升天成仙并在天界永享荣华富贵的愿望。题刻有"天仓"和"大仓"两种,反映了升仙与求官、富贵等普遍愿望的结合。无论是考古材料还是文献材料,都反映出土升天成仙的愿望作为一种可能性在汉代尤其是东汉以来已经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