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评介

正陈时龙《明代的科举与经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一书,是近年明代科举与经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本书关注明代科举"一经取士"体制之下,同一地域士子肄习同一经典以应考的"地域专经"现象,选取江西安福的《春秋》经、湖广麻城的《春秋》经及黄冈的《礼记》经、浙江余姚的《易》经与《礼记》     

明代解额制运行期广西科举专经变化研究——以天一阁记载为中心

明初,就已经确定一经取士之法。明代广西科举有了较大发展,专经倾向日益明显,呈现出多元竞争。本文梳理了明代广西科举中式人数以及解额制运行期下各地区专经情况与互动。首先,桂林府一家独大,各经均占据优势,然专《易》经倾向十分明显;其次,其余各府主要以《诗》经、《尚书》中式,二方不断进行激烈角逐,一方强盛则一方式微,有时完全挤占对方的额数;最后,太平、思恩二府中式额数少,零散分布于诸经,但无人以《礼记》中式,体现出桂西少数民族地区士子在择经上的趋易避难倾向。     

“小地方”的科举社会史:明代祁门科举盛衰考论

宋元时期科举欠发达的徽州祁门地区,至明初,凭借着《春秋》专经的优势,一跃成为区域科举的中心地,并获得了"祁门《春秋》天下闻"的赞誉。但从正德、嘉靖年间开始,该地区科举优势逐渐消失,重返科举"小地方"的局面。究其原因,正、嘉之际祁门地区连续发生的学变,士群对科举的背离,导致地方科举由盛转衰。而在此过程中,又可见官方、道巫、士群各方围绕学校改造而产生的利益冲突,以及地方宗族势力升降背景下,下层士人对宗统与道统建构的努力,从而为理解科举、理学、宗族三者的内在关联,提供了一个较为翔实的案例。"小地方"的科举史,亦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     

从南北榜到定额取士——明代会试取士区域矛盾的合理解决

南北榜案、南北卷、定额取士是明代科举中三件极具代表性的大事。在详细考证南北榜案始末,南北卷制定的时代背景和定额取士模式形成的基础上,发现三个事件紧密联系,都与区域公平取士有关。通过南北分卷和定额取士,进士作到了公平录取,取士实现了精细化,公平合理地解决了长期以来科举考试中客观存在的南北区域之争,在科举史上极具创新性。     

清代的科举制度

我国的科举始于隋炀帝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置明经、进士两科,唐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等科。宋代废明经,留进士科,同时为了使考生避免奔疲赴京应试之苦,在地方置举人科,先进行考试筛选,科举制度始渐完备。至元代一度停止科举取士。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更为完备。清代除因袭明代的制度外,更增开贡科,并仿两汉、魏、晋以来荐辟取士之举,曾在康熙、乾隆两朝,创设博学宏儒科,又称博学鸿词科。科举,就是开科举士,给予入学、入仕的资格。清代分县(州、厅)、省、中央三级科举考试的制度,各科都是三年一考,逢着省和中央开考的一年。称大比之年,考试的科目有:制义、帖经、诗词等     

明儒官述泉张公墓志考释

2013年7月,开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开封市西郊采集到一合明代墓志。墓志记述了墓主人张述泉的生卒谱系及与周王府的姻亲关系,对科举取士的追求与建醮礼神的喜好等,这些材料与墓志中涉及到的人物、地名为研究明代历史及开封地方史提供了重要佐证。     

《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评介

志者,史之纬。以志纪史,既是古人纂修方志之初衷,亦为今人研究方志之精髓。张英聘女士的近作《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就是这样一部研究明代地方志书之佳作。全书共计十章,43万余字,对明代南直隶地方志书编修的源流、发展、修志组     

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考补

科举取士是清代最基本、最重要的选官方式.<清史稿·选举志一>云:"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举出身者相比."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乡、会、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全国各地童生经县、府、院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参加各直省举行的乡试,录取者为举人.     

弘治《兴化府志》编撰特点及其史料价值

弘治《兴化府志》是今莆田地区现存的最早一部志书,成书于弘治十六年(1503年),由周瑛和黄仲昭修撰,共五十四卷。该志史料价值十分丰富,是研究明代兴化地区科举文化、人口赋税以及农田水利重要的地方文献。     

略谈清代小说家对科举制度的反思——以《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为例

科举取士是中国古代社会一项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然而发展到封建社会末期,古板的＂八股取士＂逐渐丧失了其积极意义,沦为伤害读书人乃至全社会的毒瘤。《聊斋志异》、《儒林外史》之作者蒲松龄、吴敬梓都经历过科举,作家的痛苦经历使得他们能够痛定思痛,对读书人整体的精神世界做出真实的反映。     

明代科举士子时文阅读初探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的明代,时文作为科举士子的必修课已逐渐成为官方取士最重要的文体。时文阅读由明初的明令禁止到明中期的普及化、群体化发展,最后到明末的士子"非举业不览",每一阶段都与科举制度、出版业发展息息相关、互为影响。时文因其特殊的政治属性而备受关注,在明代拥有最大的阅读群体,士子因切磋揣摩时文写作而结成文社,文社规模的发展壮大也对科举取士产生了不容小觑的影响。时文阅读逐渐将经典的神圣阅读带向了工具性阅读,阅读的工具属性带动了明代出版业的兴盛发展,坊刻、私刻时文刊本的充盈不仅满足了应举士子的阅读需求,为其提供应试捷径,同时还将时文的文学地位大幅度提升,赋予了时文阅读更多的文化属性和内涵。时文的读者、作者、出版者在彼此独立的同时,角色随时可以互相转换,可以说,明代时文阅读活动中的士子承载着多重身份,这种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代士人复杂的心态和价值观。     

明代人才选拔制度的特点及利弊

为适应高度强化的君主专制政权的需要,明代的人才选拔制度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人才选择途径的一元化,科举的更加规范化和程式化,严格资格选官任官,科举取士和学校教育的紧密结合是明代人才选择制度最显的特点,明代人才选择制度及其特点在促进明代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时因其存在有种种弊端,对当时乃至后代也产生了许多消极的影响。     

取士与取官:以筹办洋务时期同文馆学生奖励为例

科举取士为清代士子入仕正途,筹办洋务时期,近代学堂开始兴起,科举取士逐渐为学堂取士所取代.近代学堂取士仿中国传统学校例而加以变通,具有取士与取官混而为一的特点.筹办洋务时期新式学堂初创时取士章程规定与实际运作的探索,影响了随后新式学堂的发展乃至新政时期学堂奖励规制的最终制定.     

科举取士与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发展——以越南后黎朝为中心

后黎朝是越南封建社会从繁荣开始走向衰落的时期,科举取士制度和学校教育不断取得完善和发展,儒学成为正统思想。以儒学为主要考试内容的科举取士与权力、利益相结合,教育以儒学为本,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和发展,儒学的发展又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完善与教育的普及。科举取士、学校教育与儒学在黎朝时期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学究”原是一科别

最早,"学究"一词是专门名称,出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唐代科举有进士、明经等科,其中明经这一科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和学究一经几种。经,指经书。五经就是《易》、《诗》、《书》、《礼》、《春秋》。应科举考试的人中可以应五经     

《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评介

<正>郭培贵新著《明代学校科举与任官制度研究》2014年6月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全书共60万字,宏观阐述与微观考究相结合,将明代学校教育—科举—任官制度三个环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综观全书,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对明代学校的研究特别是洪武时期的研究深入而又具体。科举必由学校,洪武时期在明代乃至中国古代地方官学发展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然而学术界对明代府、州、县学设置的统计却不甚精确。作者通过翻阅大量的地方志,并多方佐证,在逐一考证其设置和     

潘之恒生平考述

潘之恒(1556-1622),字景升,明代南直隶徽州府歙县岩镇(今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岩寺镇)人,万历年间著名的戏曲表演评论家,也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和地史学家,他的主要作品如《亘史》、《鸾啸小品》、《黄海》等已经成为研究明代戏曲演出以及研究徽州地区风土人情和黄山历史地理的珍贵文献.     

明代三级科举录的文献价值——以天一阁藏明代《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为中心

中国一千三百年科举史,明以前留存下来的《登科录》仅《绍兴十八年进士登科录》、《宝韦占四年登科录》和《元统元年进士录》三种,而明代保存至今的《登科录》据统计有58种,其中天一阁独家所藏明代《登科录》就有41种。且迄今为止,未发现唐、宋科举时代的会试录和乡试录。而天一阁庋藏明代《会试录》38种、《乡试录》277种,《武举录》11种,《武乡试录》8种。这三级科举录共同构成研究明代科举制度最原始、最基本、最权威的文献。让天一阁珍藏明代殿试登科录、会试录、乡试录,通过修复、整理、出版,面向社会,流动起来,为广大读者服务,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宝贵的学术价值,这是学术界的呼声和期待,也是文物图书馆业界的使命与担当。     

论明代地缘交通与江西小说的关系

明代江西小说受地缘交通影响,小说作者大多分布于东部、北部等交通相对便利,与邻省福建、南京(南直隶)等地缘接近的府县内。江西籍小说作者向福建建阳、南京等地规律性群体流动,并与小说读者及相关群体共同作用于小说文本,小说文本因此呈现不同特质。     

南宋宗室科举制度探析

南宋科举制下宗室考试有四种方法,有官锁应与无官应举是宗室子弟经科举步入仕途的最主要途径;宗子取应试是针对皇族的一种推恩考试,类似于文、武举特奏名;而宗子量试则属于出官考试,非科举考试。南宋宗室科举是在熙宁二年《宗室法》基础上发展起来,宗子享有别试别取的特权。随着科举取士逐步向宗室权贵阶层倾斜,一定程度上损及平民举子的利益,但这种负面影响不应被过度解读。宗室科举作为宋代宗室平民化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使大量皇室后裔开始融入社会,步入官僚队伍,推动了宗室士大夫阶层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