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穆文化民族主义史学思想的形成

在20世纪的中国史学中,钱穆的史学独树一帜,是文化民族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钱穆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发轫于30年代中期,形成于30年代末,以《国史大纲》的完成为其标志。以考据起家的钱穆最终转向对考据学风的批评,是因为他认识到一味埋首考据,不利于民族精神的张扬,所以他站在民族文化的立场上对新考据派作不遗余力的批评,这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内在动因;基于民族危机的刺激而产生的救亡意识是他文化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现实动因。自《国史大纲》完成后,钱穆学问研究的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为中国文化招魂、续命遂成为他一生的志业所在。     

书斋

《中国通史(上下册)》编辑推荐:傅斯年之侄傅乐成传世史学巨著首次引进著名史学家许倬云先生著述推荐在中国通史之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比肩钱穆《国史大纲》的通史类著作100余幅精细战争地图揭秘纷繁战事     

从《红楼梦》看清朝的奴隶制度

<正>以传统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从秦到清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阶段。不过,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观点并不一致。如钱穆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说：“以政制言,中国自秦以下,即为中央统一之局,其下郡、县相递辖,更无世袭之封君,此不足以言‘封建’。”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周谷城教授也提出,从周武王灭商到秦统一,中国的政治是封建制度,之后变为统治于一尊的郡县制。瞿同祖曾研究了封建社会的土地、宗法、阶级和政治制度,认为周武王在全国建立了系统的封建组织,而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封建社会。     

论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的融合——由钱穆对“科学派”的批评展开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立足于民族主义的立场,批评以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为代表的“科学派”所为,乃一种追求纯粹客观却不关现实亦无意义的史学研究。钱穆只看到此派科学主义史学的一面而忽视了其民族主义史学的一面,因而其所谓“科学派”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说法,不是一个完整的判断。同时,钱穆忽视了科学主义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亦未正视他自己在治史早期追随“科学派”时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倾向。基于历时性考察,作为现代性观念在历史学中的两种不同表现,科学主义史学与民族主义史学是融合共存于钱穆与“科学派”的著作中的。从这种融合的视角看,钱穆与被其批评的“科学派”在治史理念上同属现代史学的范畴,皆强调史学研究目标之致用与求真的结合,二者在史学思想上“大同而小异”。     

解构历史书写的一种尝试——以钱穆“士人政府”为例

《秦汉史》和《国史大纲》是钱穆的两部重要史著,但两书对西汉政制的解读全然不同。解构两书不同的历史书写,尤其是对比其对史料、史事的选择、解读的差异,可以考察钱氏治史风格的变化,也有助于理解历史书写的本质特征。     

叶龙 钱门传薪人

钱穆去世已24年,叶龙还保存着当初上钱穆课时的笔记,接下来会继续整理出版。这位长年声尘寂寥的钱穆学生,将继续把钱穆留下的薪火传给世人 在钱穆《中国经济史》大陆版出版之前,中国内地对“叶龙”这个名字并不算熟悉。今年1月,该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封面的署名是“钱穆讲授,叶龙记录整理”。“叶龙”两字,才随着一代儒宗钱穆的名字,在内地广为流传。     

宋、明两代的那些“大师们”

正方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就出现了,那些术士不仅有自称能访仙炼丹、求得长生不老的,还有号称能从天文中推算地上诸多人事变动等,他们常以"神仙"自诩。我国专制时期方术流行,而在宋明两代,很多"神仙"大师与权贵乃至帝王的关系之深,在历史上极其罕见。一、宋代方士的"神功"宋代作为"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钱穆《国史大纲》),又建立起来的统一的     

民国时期国民身份证

中国的身份证制度可上溯到20世纪40年代。1945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限制共产党的活动,开始在全国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国民政府立法院对当时的《户籍法》进行了修改,同年公布了《户籍法(修正草案)》,在草案中,对在全国各地实行国民身份证制度作了规定。此后,国民党统治下的旧中国各省、市。纷纷制定身份证实施条例．由于没有具体的统一规定．所制定出的条例也不尽相同。如民国江苏省政府规定：“年龄8岁以上之男女普遍制发国民身份证”。民国福建省政府制发身份证时规定：“凡满十八岁者,不分残废老弱．均应一律发给”。《福州市政府举办国民身份证暨公务员首先领发实施细则》称：“凡年满18岁住满一个月以上．或新迁入有久住意思之人民暨公务员及眷属均应领发本证。未满18岁者准予声(申)请领发”。身份证由各地政府统一制发。对不办领身份证者则处以罚款。     

钱穆：山东人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

国学大师钱穆曾在《中国历史精神》一书中说：“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山东为孔孟之乡,两千余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独具文化特质的山东人：好客．耿直．     

试评顾颉刚与钱穆的友情和学术交流——兼谈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

钱穆和顾颉刚两位先生自1929在苏州认识,先后在北京、昆明共事,顾氏对钱氏的学问十分赞赏,所以先后推荐其进燕京、北京、齐鲁等大学,但彼此间在学术上存在不同的见解,从《先秦诸子系年》到《古史辨》,再到《国史大纲》,两人之间均有交锋,尤其在中国民族起源问题上有明确分歧。当前文明起源的争论是这一争论的继续,应更科学、全面地深入下去。钱氏把他与顾氏比作唐代的房玄龄和杜如晦,他们之间真诚的友情继承了中国古代君子之交的淳朴遗风,值得我们后辈学习。一钱穆先生于1929年转入苏州中学(今苏州高级中学)任国文首席教师。而顾颉刚先生由…     

政治视角与钱穆的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

钱穆以宋学为坐标和价值尺度,评判和衡论清学。但我们往往从现代西方意义上的纯学术角度来定义宋学和清学,误认为是从学术自身来论。实则在钱穆所谓的“宋学”中,政治居其半,本身已包含了从政治角度衡论清代学术思想的视角。钱穆认为“每转益进”是中国学术演进的正常法则,但清代学术思想却是“每转益退”。新发现的钱穆《论清儒》三个版本的文字异同,为此论断增添了确证。就清代学术思想研究中的政治视角而言,钱穆比章太炎更激进,使其成为从宋学论清学的内在组成部分,完成了学理上的建构,这就是宋学中极为重视的《春秋》夷夏之辨。     

仁山智水时时新──评60年间问世的五部文化史著作

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易·系辞》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内容提要近６０年来,文化史研究成绩斐然。其间,柳诒徵著《中国文化史》、陈登原著《中国文化史》、钱穆著《中国文化史导论》、阴法鲁等主编《中国古代文化史》和冯天瑜等合著《中...     

毛泽东与广播体操运动

近现代中国,“身体变革”成为早期启蒙思想家应对内忧外患的一种诉求。他们大都将新民的身体建构视为解决国难的根本之道。而为了应对新中国初建所面对的压力和困难．在毛泽东时代再次兴起了一场强健身体运动,即广播体操运动。毛泽东以“体”为基础的新民观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从此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激化,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矛盾一起爆发出来。毛泽东就成长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中,目睹了国家的贫弱与民众的知识缺乏、智力低下、乃至精神沦落。通过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毛泽东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道路的起点。他非常认同梁启超对中国陷入危亡的分析．并认为相较于最腐败的政府而言。最弱散的国民是更根本的原因,于是提倡“新民”以复兴民族。他说：“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即认为“新民”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基础。毛泽东早期的新民观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     

《国学概论》"今文"、"古文"观商榷

经学研究是钱穆学术研究的重点之一,尤其是经学的今古问题。《国学概论》是钱氏早期经学研究的代表作。今敢就钱氏《国学概论》中所涉“今”“古”概念之运用提一商榷。钱氏今古观之误莫不在于固守先秦诸子晚出今之论;《概论》之弊,要不出“泛化”亦即混淆今古之争。究其原委,思想渊源系出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社会性质之认识,即先秦时“字已有古今,而实贵族、平民间一大分野也。”此说虽新意可喜,然不切历史事实之真相也。     

反思“国有经济强国论”

<正>自秦汉以来,中国一直未建立起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民间经营活动一直受到政府诸多限制,政府也一直在市场上垄断了最有利可图的行业和经营领域。如钱穆所说:"汉武帝以后,对社会上可获大利的工商业,一向都由政府控制,不让私人自由经营。因此,对农业则轻徭薄赋,平均地权;对工商业则限制发展。"(《国史大纲》,第67页)。经济史家把此种经济体制概括为"国家统制下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由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垄断关键行业和     

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

中华书局发行的杂志很多,民初发行而比较有名的号称“八大杂志”,即《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实业界》、《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大中华》、《中华妇女界》、《中华学生界》。其中以《中华教育界》发行最早,创刊于1913年1月,而梁启超主编的《大中华》,在当时尤为风行,发刊词题为《中国之前途,国民之自觉心,本报之天职》。     

从《刘向歆父子年谱》看钱穆的史学理念

《刘向歆父子年谱》是钱穆先生的成名作,它以坚实的证据解决了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问题——康有为所力主的刘歆伪造诸经之说不成立。这一学术成就的取得,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超越了今古文窠臼,而是一本“经学上之问题,同时即为史学上之问题”的原则,彻底破除了经学上的门户之见,并冲破了“六经皆史”说之樊篱,达到了将经学问题转化为史学问题的目的。围绕《刘向歆父子年谱》及其相关问题,钱穆与顾颉刚展开了有意义的讨论,这一讨论虽仍牵涉到今古文经学的一些老问题,但与清末康有为、章太炎之争已大为不同,非为带有浓厚政治意味的经学争论,而是史学层面上的正常学术讨论,“于史学立场,而为经学显真是”。对于中国历史学而言,无论是钱穆的信而有疑,还是顾颉刚的疑而有信,最终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皆有益于近代新史学的成长壮大。     

中国古代制度史研究的视角转换——评王勋成著《唐代铨选与文学》

制定和执行各种典章制度 ,是中国古代王朝保持统治、干预社会生活的重要政治手段 ,贯穿着强烈的政治意图 ,多数典章制度对当时的现实生活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同时 ,典章制度又具有丰富的文化蕴含 ,“在此制度之背后实有一套思想与一套理论之存在”(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政治史》 ,三联书店 2 0 0 1年版 )。因此 ,制度史构成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 ,记述与评说中国古代制度的兴废利弊 ,历来为官私史家所瞩目 ,如二十四史中的“志”和“书”、“三通”以至“十通” ,都属明显证明。至 2 0世纪 ,制度史研究仍久兴不衰 …     

关于慎到“先申、韩,申、韩称之”

《汉书·艺文志》“慎子”条下班固自注云 :“名到 ,先申、韩 ,申、韩称之。”申 ,即申不害 ;韩 ,即韩非。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早已辨明申不害早于慎到。那么 ,班固为什么说慎到“先申、韩 ,申、韩称之”呢 ?纵观《汉书·艺文志》 ,类似的体例还有如下几条 :(一 )《列子》八篇。名圄寇 ,先庄子 ,庄子称之。 (二 )《公子牟》四篇。魏之公子也 ,先庄子 ,庄子称之。 (三 )《郑长者》一篇。六国时。先韩子 ,韩子称之。 (四 )《闾丘子》十三篇。名快 ,魏人 ,在南公前。 (五 )《将钜子》五篇。六国时。先南公 ,南公称之。 (六 )《尹文子》一篇。…     

儒家价值观的本质与特征——以钱穆《双溪独语》思理作研探

钱穆《双溪独语》和宋明《语录》不同。后者是段落性的短语,不自成篇章;前者是阶段性的文章,可以自成篇什。《双溪独语》虽为散列,仍能独立成体,这因《双溪独语》所写,是文章的论作,始末之间,首尾一贯,所以不觉突兀。虽论辨儒道、儒佛、礼教及文学赏鉴,剖解开来,对于儒道的辨析则较深沉。盖以钱穆认定中国文化的主体仍在儒家,不论德性之知或闻见之知,终极都在成人。是以儒学的意涵在篇章中论述较多,简要如五伦的教化,仁者的行事,及处世礼仪,该书都不厌其烦申说,意谓儒者价值的确立,近处可以明德,远处可以亲民,由近及远,都能顺势达成;再由儒者的价值评断说,中国小说戏曲中的爱情、婚姻,也具明德亲民的嘉言美行。由此亦知研读《双溪独语》的论作,不仅欣悦钱穆剀切的训示,对儒家的认知也有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