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最高勋位——嘉德勋位

《钱币博览》2005年第4期刊载冯飞龙先生大作《指鹿为马,鱼目混珠》,中认为“上海壹两”币属臆造品的主要论据之一。是币面上围绕英国国徽的袜带上“英”“HONI SOIT QUI MAL YPENSE无法拼读……难道英国雕刻师连英常识也不懂……又错英……错得一塌糊涂”云云。     

迪士累利与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的英俄之争

“东方问题”是“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及其各继承国之间的对抗而在东南欧引起的各种问题的总称”。简言之,就是“对土耳其怎么办”?它形成于18世纪末,贯穿整个19世纪。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是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的又一次高潮。此次危机形式多样,内容繁杂:有巴尔干斯拉夫人反抗土耳其素丹政府的民族起义,有俄土战争,还有大国对土耳其遗产的争夺及由此引起的分歧与冲突。其中,英俄之争是主要矛盾,并成为当时欧洲国际关系的主旋律。迪士累利是此间英国的     

试析意埃战争前夕英国的“双重政策”

1935—1936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以及英、法对意大利的纵容,是继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之后对集体安全体系的又一次严重打击。它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成为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因素。埃塞俄比亚危机期间,法国处处袒护意大利,劣迹十分明显;而英国由于推行了一种“双重政策”,它的真正企图却一时不易分辨清楚。1935年10月战争爆发以前     

试论1885-1887年英土关于埃及问题的两次谈判

英国和土耳其关于埃及问题的两次谈判①是1885年英俄中亚危机后英国外交政策的一次调整.英首相罗伯特·索尔兹伯里试图从解决埃及问题入手,缓和同土耳其和法国的矛盾,摆脱自己在欧洲的外交孤立.两次谈判英国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对英国中近东政策和19世纪晚期的欧洲同盟政治产生了极重要的影响.     

汉口英租界战争纪念碑

<正>20世纪20年代，在汉口英租界有一个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纪念碑，叫作“WAR MEMORIAL”（直译为“战争纪念碑”）。这个碑由汉口英租界工部局修建，用于纪念从汉口赴欧洲参战而阵亡的英国侨民。历史风云变幻，这个纪念碑两建两毁，没有留下任何遗迹和文字记录，今天的人们只是凭借当年留下的一些照片，才知道汉口市内曾有过这么一个纪念碑，但对其来龙去脉毫无了解。     

远东危机与“光辉孤立”的困境(1900～1901)

19世纪末,随着英国国力的裹退,“光辉孤立”已无法再维持下去。俄、法、德三国的联合使英国在列强对远东的争夺中处于劣势。1900－1901年的远东危机进一步恶化了英国的处境,有关中国问题的解决,主要依据了俄、法、德三国的利益。在俄国加紧对中国北方扩张和俄、法、德三国联手的情况下,保全利益的惟一途径就是寻求盟国。远东危机最终推动了英国与日本结盟,此举标志着“光辉孤立”的结束。     

1870～1914年间英国各农业阶层状况考察

1870-1914年间,英国农业历史的基调是“农业大危机”。“大危机”并非全面的危机,而是英国农业结构的调整——从谷物生产向畜牧业生产转变。它具有复杂的多样性,不仅表现在地区和产业方面,还表现在农业阶层的活动方面。经历过大危机的各农业阶层,包括地主、农场主、农业工人各自做出了不同的反应,各自的得失也有较大差别。     

试论1875——1878年近东危机中的英国外交与三皇同盟的瓦解

三皇同盟形成于1873年10月,由俄德奥三国皇帝缔结,有“新神圣同盟”之称。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以黑塞哥维纳起义为开端,以俄土战争为顶点,以柏林会议为结局,是继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东方问题的又一次高潮。欧洲列强都不同程度地卷入这场危机,其中英国和三皇同盟各国是干预较深的国家,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对危机产生重大影响,成为     

20世纪初东北亚国际局势与日英同盟的角色定位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关系格局仍处在英国主导下的“均势”之中,维持列强领土占有和殖民权益分配现状、“尊重”尚未被完全殖民化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各国根据“合法”途径所取得的权益、坚持“门户开放”和工商业机会均等原则成为这一国际体系存在的基础。日英同盟正是在这一国际关系格局遭到俄国挑战的情况下出现的。对既得利益的英国来说,日英同盟可以使自己主导下的“均势”在东亚得以继续保持;对尚不满足已得利益的日本来说,借同盟之力一方面可以阻止俄国进一步南下,威胁自己的战略利益,另一方面,可以为将来自己在这一地区的扩…     

英国在远东的双重外交与天津租界危机

1939年天津租界危机期间,英国根据欧亚局势的演变和美国态度的变化,不断地调整其远东外交政策.本文通过对英国在天津租界危机中的外交折冲的研究,展现危机中的英国既不甘于放弃其在远东的权益,又不愿与日本走向军事对抗,因而推行了一种既支持中国抗战(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持),又对日妥协的双重外交政策.这一政策从表象上看,充满着矛盾与反复.但在这一复杂表象的背后,则是英国试图以最小的代价在远东获取最大利益的现实主义考量,也是英国外交传统中的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这一核心原则的反映.     

辛亥年間英帝国主义策划的“西藏独立”事件初探

近百年来我国西藏的历史,就是帝国主义——特别是英帝国主义千方百計侵略西藏及西藏人民英勇反抗的历史。英帝国主义,这个老牌豺狼,無时無刻不在企圖把西藏变成其印度第二,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內地的基地。1903年英国“新时代”报就曾公开地宣称:“……英国人决定將西藏置于自己的     

对远东危机时期英国对日政策的若干评价的评价

在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始、以1933年3月日本退出国联为终的远东危机时期,由于英国“是唯一在远东拥有较大利益的欧洲国家”,因而,它的对日政策对事件的演进和局势的变化有着重大影响。在史学界,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和论文可谓是汗牛充栋,各种观点大都可分为肯定和否定两种。笔者拟就若干观点提出商榷。一英国对日政策是否是绥靖政策对于这一时期英国对日政策,在中国史学界,持否定观点者居多,认为:“英国的政策的实质是绥靖政策”,它“首先是在     

六不总督饿死他乡

在广东近代历史上,拒绝吃英国人提供的食物而死者,有一马—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广东沙角炮台守将陈连升战死沙场后,他的黄骝马被英兵虏去。奇怪的是,这匹马终日不吃不喝,仰天悲鸣,最后饿死。人们感叹哀悼,称它为“义马”、“节马”。然而,那个不吃英人食物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人是两广总督叶名琛,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他被英军俘虏,后饿死在印度。     

胡志明两次“死”在中国的风波

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胡志明主席,在其革命活动中多次到过中国,这是许多人都知道的。但他曾有两次“死”在中国的秘史,却鲜为人知。 胡志明第一次“死”在中国,是在1933年初。 在此前两年的1931年,胡志明用阮爱国这个名字在我国的广州、香港等地进行革命活动。6月5日,他被港英当局以“苏联派遣特务,到香港进行破坏活动”的“罪”名逮捕关押。1933年初,胡志明在英国律师罗士比参与设计搭救下获释,当他准备前往新加坡继续搞革命活动时,又被港英当局再次逮捕。当时他患有肺病,身体十分虚弱,港英当局准许他进入医院治疗,计划治好病后再行监禁。但胡志明进了医院后,不久便失踪了。     

英国与戊戌政变

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英帝国主义采取什么态度呢?有的著作中认为,英国驻华使馆对这次政变“漠不关心”、“无动于衷”。《英国蓝皮书》中刊载的英国驻华使领馆和英国外交部有关这次政变的一些来往函电,说明这种说法是缺乏根据的。英国人办的《北华捷报》在评论中也指出,北京各国使馆中最重视这次政变的就是英国使馆。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虽然正在北戴河休假,但在当天就得到了发生政变的消息,并立即电告     

论英国在冷战中对亚洲的政策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维系反法西斯同盟的纽带消失,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上升到首要地位,美英和苏联的同盟关系逐渐被冷战局面取而代之。 冷战起源于欧洲,后又扩及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英国作为战时“三大国”之一,且与美国有“特殊关系”,在冷战的形成和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欧洲,英国积极促进美国实行冷战政策;但在亚洲,英国对美国的冷战政策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抑制作用。人们对英国在欧洲的作用研究得较多,对它在亚洲的作用谈得较少,本文以战后十年若干重大国际事件为例,试就英国在亚洲冷战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闪电”导弹危机与美英核“特殊关系”

核“特殊关系”曾是美英“特殊关系”的重要内容。20世纪60年代发生的“闪电”导弹危机一度使美英核“特殊关系”濒于崩溃的边缘。它是美国精心策划的终止英国独立核力量的成功行动。“闪电”导弹危机一方面反映了冷战时期美英之间的矛盾与妥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核战略。     

汉口、九江英租界收回过程中的英国因素

1927年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斗争中的一件大事,中国方面付出的艰辛努力值得肯定和骄傲。收回英租界的过程中,英国自身因素对英租界成功收回客观上也产生了较大的作用。大革命时期,英国由"强硬"变为"怀柔"的对华政策直接影响了英国官员对"一·三惨案"后形势的判断;野心勃勃的英国殖民者不甘心放手交还英租界,也采取了武力威胁的方式企图让国民政府屈服,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英国没有得逞。     

1927～1942年的汉口第三特别区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上首江边空地今苗家码头附近打伤中国民众30余人,制造了“一三”惨案。     

法律职业者在“英国宪政革命”中的推动作用

对于“英国宪政革命”成功的原因,大多数的研究从政治制度史的视角出发,将注意力集中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等因素的作用上.这些研究认为,英国中产阶级的崛起、议会与王权的斗争、财政税收的矛盾以及天主教可能复辟的危险等诸多因素都与“英国宪政革命”密切相关.很少有人从司法的角度研究英国宪政问题.英国法律职业者(律师)在1678年“排斥危机”后用实际行动同专制王权进行斗争,这些鲜活的法律人用点滴并富有责任感的行为推动着英国宪政史的前进.1689年“英国宪政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英国法律职业者在推动“英国宪政革命”历程中的重要角色不可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