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密宗大师劳准玛及觉宇派

一千年前,印度的高僧帕当巴桑结来到西藏,将觉宇派的教法传授给交·释迦意希和雅隆·玛热色波。雅隆·玛热色波传下的后辈弟子多为男子,这一系称为“男觉宇派”,交·释迦意希传承给他的侄子交·索南喇嘛,交·索南喇嘛传给他的女弟子劳准玛,从劳准玛开始后辈弟子多为女子,这一系称为“女觉宇派”。“觉”意为断,意思是说该派的教法(主要指空性见、慈悲心和菩提心)能够断除人生的苦恼,能够断除生死的根源,觉宇派又称为断派。“宇”意为地方,即佛家所     

法威尔 第一电视布道家之死

他的言词被民主党和自由人士斥为“向公众灌输错误的道德标准”,但保守派人士却称,“他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5月15日,美国福音派基督教领袖法威尔被发现死于他的办公室里。作为美国颇具政治影响力的宗教团体——“道德多数”组织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他赢得了共和党及保守势力广泛的赞誉,也遭受了民主党和自由派人士空前的批判。     

日本屠杀“虚构派”言论代表了日本右翼的意图

杨夏鸣、吴泽林在《日本屠杀虚构派“外宣”研究：现状与影响》一文中指出：日本国内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进入80年代,伴随着教科书案和修改教科书的争议,南京大屠杀成为日本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依据对南京大屠杀的立场,日本出现了“屠杀派”、“虚构派”和“中间派”,并爆发了一场论战。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胡适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胡适,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评价:多数持全盘否定态度,如说以他为首领的新月派,“是革命文艺的老敌人”,“一批买办资产阶级文人”。或说此时胡适已“由北洋军阀的帮凶,变成蒋家王朝的鹰犬”,“集中反映了买办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和文艺观点”。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新月》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人权派”,属于“中间派”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属于“在野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既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也批评国民党的专制独裁”,或认为“人权派”是“代表自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愿望和意志”,“九·一八”后,蒋介石改变政策,胡适才成为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有人还具体地论述过这种转变。     

社会成本分析:制度设置的基本法则——以关于惩戒“包二奶”行为的讨论为例

制度设置必须考虑成本与收益问题。以关于惩戒“包二奶”的讨论为例,“道德派”强调自由与隐私权,主张“把道德的东西还给道德”,“法律派”认为,道德无力时应用法律规范。以成本分析法看,自由与隐私权是社会性的,在家庭仍有社会成本与收益效应时,“包二奶”应得到惩戒,道德惩戒的成本低廉,但在陌生人社会作用有限,法律惩戒成本稍高,但收益可靠。     

赵之谦属不属“海派”?

随着对“海派”研究的开展和深入,原为“海派”开创者的赵之谦属不属该派却成了问题。有人认为,赵之谦不是寓沪画家,极少到过上海,与“海派”名家直接交往也不多,其画风主要融入书法、篆刻之法,与典型“海派”画家的师承、画风、格调亦大相径庭。因此,他不属“海派”,而是另创了“金石派”。本文从“海派”属于地域文化类型的流派概念出发,对上述三方面疑点进行论析,最终认为赵之谦还应属于“海派”,只是他为“派中之派”的“金石派”之代表画家。     

琦善“弛禁”问题复议

史学界多认为琦善是弛禁派首领。本文认为,琦善并非弛禁派人物。在“漏卮在鸦片”问题上,他基本上同于黄爵滋;他虽然不同意首禁吸食,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他虽然不同意吸食论死,但他赞同黄爵滋重刑禁烟的思想;尤其是,他强调禁烟的关键在于“治人”,在于整肃吏治,主张从重处罚官员中的违禁、失察行为。在直隶禁烟运动中,他“购觅眼线”,周密部署,制定章程,严密查拿,成效显著,为道光帝及舆论所肯定。对此,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肯定及评价,不应因其后来成了投降派而加以否定     

程海 我的作品有2亿读者

“法律的力量是巨大的,是重型武器,是原子弹”5月23日这天上午,律师程海一连接到两个好消息。先是合肥市庐阳区法院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该院已正式受理庐阳区公安分局不依法给他自由迁户案,随后他又在网上看到媒体报道,公安部修改的户籍改革文件已报批国务院,其中确定将以具有合法固定住所为基本条件,调整户口迁移政策。     

台湾官场“腐败汪洋”

陈水扁6年来的执政情况,可用八个字来概括,即“政绩寥寥、弊案连连”。近年来,除了赫赫有名的高捷弊案外,其他民进党官员多如牛毛的犯案行为,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如谢长廷“前院长”卷进高捷案:“交通部长”林陵三涉入ETC、台铁采购案;“农委会”有台糖招标案;“国科会”有“台湾牵手”赖义雄任“国实院”董事长案、“经济部长”卷进台肥租地案;“金管会”有殷市秃鹰案;“卫生署”管不了健保A钱案;“国防部”更有骇人听闻的“政变”案……无庸置疑,陈水扁治下的台湾官场俨然成为一片无孔不入的“腐败汪洋”了!     

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

1980年初秋，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的中国比较法专家、名律师裘劭恒接到“火速进京”的通知。第二天上午，裘劭恒飞往北京，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到时，被告知已内定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要他与邹瑜（曾任司法部长、中华全国法学会会长）一起，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进行解答“两案”的一些法律问题。当时的工作，主要是翻阅由公安部调查取证、预审后送来的一迭迭有关林、江集团案的材料。每天上午8时前由公安部派专车、专人，将有关档案放在裘的办公桌上，下午5时准时来收回，如在翻阅的档案材料里发觉有疑点，可另夹…     

刘显世与护国战争

对于刘显世在护国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近年发表的论著,普遍持全面否定的态度,认为从他担任护军使起,到贵州独立前夕,他始终是站在帝制派一边的;他参加护国战争,纯属“被迫”,是“反革命投机家”;他在护国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仅仅     

论宋人对苏轼的批评

宋人对苏轼的评价,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在苏轼入仕以前,得到的是众口一词的好评;在入仕以后,特别是在卷入变法派与反变法派的关争后,是毁誉相参,乌台诗案、贬官黄州、逮谪岭南时期以及在他死後的徽宗朝,可说毁大于誉,但即使政敌仍不得不称许其文才,其师友门生对他的评价更未受政治因素的影响;在南宋前期,宋王朝鉴於北宋灭亡的教训,痛定思痛,     

寻找陈铨

“学衡派”的新文学作家陈铨是现代文学史、现代学术思想史上一位具有多方面建树的作家、学者。作为作家, 他有诗集、小说、剧本;作为学者,他有中德文学比较的论著、有专门的戏剧理论著作和研究德国现代哲学家的传记、专著。把陈铨视为“学衡派”成员是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作为《学衡》的作者,在这个杂志上发表过不少文章,属于吴宓所说的“凡为《学衡》杂志做     

孙中山怒斥分共派——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的讲话

本文原为保存在俄罗斯档案中的一份会议记录,其主要内容是孙中山的讲话。根据共产国际和孙中山的意见,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这一形式遭到过许多人的反对。1924年6月,国民党元老张继、谢持、邓泽如等人以中共在国民党内组织党团等事为理由,提出弹劾共产党案,要求和共产党“分立”、“分家”。冯自由并于8月15日致函孙中山,要求孙向全国人民“引咎道歉”,惩罚当时支持国共合作的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同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张继等人的“弹劾案”。会议经过激烈的辩论,于21日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国民党与国际革命运动之联络问题》两项议案,宣布继续维护国共合作。8月30日,孙中山在闭幕式上发表讲话,最鲜明不过地表示了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同情、向往以及维护国共合作的坚定决心。本文标题和文中方括弧为编者所加。     

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

曾参与斡旋北平和平解放的民主人士张东荪是中国现代史上的活跃人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受到批判,紧接着又在一起匪夷所思的至今其真相尚难完全曝光的“叛国案”中声名狼藉,从此淡出,被人遗忘。而殃及张东荪和郭沫若子女后人的“X社案”同样给人以历史的反思。请惠阅《从“张东荪案”到“X社案”》一文。     

薛应旂的史学思想

薛应是明代重要的史家,撰有大量史著,同时他又是重要的理学家,是南中王学的健者。薛氏理学特点是出入于朱、陆之间,在师承上属王学中的“工夫派”,这些都对他的史学思想产生影响：在经史关系上,从王学的立场出发,反对朱熹“经精史粗”的观点,认为“经史一也”;受王学“工夫派”和朱学观点影响,强调躬身与经世结合,于史学则在肯定史学的借鉴意义,努力探讨历史过程的同时,又强调史学“所以维持人心之不坏”的作用。     

民国新闻记者“刘煜生案“始末

1933年,在当时的江苏省省会镇江发生了一起轰动全国的“刘煜生案”。《江声日报》经理兼主笔刘煜生被省主席顾祝同枪杀,他以生命的代价履行了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以新闻而生,以新闻而死,为新闻殉节”;成为民国时期令全国震惊的政治事件,为我国新闻发展史和民国社会史留下了重重一笔。详情请阅《民国新闻记者“刘煜生案”始末》。     

1928至1929年的反日会

反日会表面为各地国民党党部奉中央命令而成立,实际乃是一个因“济南惨案”而发生的自发性的民众团体。早期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控制,主要从事和平的对日绝交运动;后期除上海等少数地方组织外,领导权大多落入国民党改组派之手,基本不受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支配。反日会自始要求南京国民党及国民政府“恢复民众运动”,实行“革命外交”政策,力主公正解决“济案”和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屈辱的《济案协定》的签订时间。尽管反日会在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和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过程中偶有过急之举,但其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立场和表现仍应给以积极评价和肯定。     

徐永昌与阎锡山(十)

卅一、阎日勾结谍报频传,蒋介石派徐永昌实地视察,却一无所获“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之后,他运用“中的哲学”,重新研究他同国民党和蒋介石、共产党和八路军,以及与日本侵略军的关系,再次“在三颗鸡蛋上跳舞”,为自己营造新的“三窟”,以求存在。对国民党,他认为大敌当前,蒋介石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且要争取蒋的援助;蒋也怕阎联共或降日以对付自己,所以尽量满足他在扩军和增饷方面的要求。共产党和八路军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战,派代表与阎谈判,确定了两军活动区域和分界线,达成互不侵犯的谅解,在一定程度上保持…     

梁敦彦在南昌教案中的往来函稿

梁敦彦(1853—1924),字崧生,广东顺德人。清末官派留美学生,1881年回国。历任清汉阳海关道、天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弼德院顾问大臣等职。清亡后任北洋政府交通总长。1917年参与“丁巳复辟”,任外务部尚书、议政大臣,复辟失败后在京隐居。1924年5月10日于天津去世。南昌教案发生后,时任天津海关道的梁敦彦,被派赴赣“确查”。这里发表的就是他在处理这次教案中与有关各方的往来函稿,是他作为“紧要困稿”录存下来的。为便于理解这些函稿的背景,下面对这次教案作一简要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