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飞虎队"在中国

我离开中国已经30多年了,我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人,中国给了我生命,美国给了我很好的成长环境。中国是我的根,美国是我的家。特别是我有幸和“飞虎队”结缘,学到了很多东西。我的先生、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彼特·莱特,在2007年去世前曾一再叮嘱我说：“你是个中国人,懂两国文化,以后要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多做点儿事。”     

我所经历的“文艺外交”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舞人,文化交流——对外演出是我艺术生涯中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初期,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之外,争取到非建交国进行演出——宣传新中国,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的特殊使命。对此,周总理有一句十分概括的话:“先文艺,后外交”。如今,我     

最是书香能致远

<正>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从文化馆到图书馆、从戏剧编导到图书管理、从幕后到台前,大学毕业后的这十年,我扎根基层,深耕汉阳,把青春与激情奉献给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过去的一年,是我的转折年。这一年,我调至汉阳区图书馆任副馆长,这一年,我也成为了一名汉阳区政协委员。初入政协,就嗅到了熟悉的书香。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书香政协”系列活动,为委员们创造了围坐畅言、在头脑风暴中碰撞思想、在交流交融中深化友谊的平台。     

18～19世纪英国"友谊会"运动述论

在英国社会保障发展史上,18、19世纪是“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快速发展的时期。但对“友谊会”运动这一历史现象的成因,国内外学界长期以来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通过对18、19世纪英国“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兴盛与衰落过程的历史考察表明,“友谊会”运动的出现,是此时社会上日益增长的社会保障和救助需求与英国国家职能尚未完全扩及到社会保障领域、很好地满足人们对社会福利需求的结果,“友谊会”等民间互助组织的出现与迅速发展是对18、19世纪英国国家职能在社会保障领域中缺位的重要填充。     

中国“百人艺术团”出访南北美洲的回忆

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舞人,文化交流——对外演出是我艺术生涯中的重要内容。建国初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不多,除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之外,争取到非建交国进行演出——宣传新中国,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是我们的特殊使命。对此,周总理有一句十分概括的话:“先文艺,后外交”。如今,我国国际地位空前     

父子邮缘

我之所以对集邮特别感兴趣,甚至上“瘾”,还源于儿子。有一次,我从邮局买来几张邮票准备寄信用,无意中被儿子看到,他一下子就被这美丽的方寸给迷住了。才六岁的儿子搂着我的脖子说:“这邮票真漂亮,爸,你送给我好吗。”望着儿子渴求的目光,我决定帮儿子集邮。刚开始,我只是无意识地搜集些好看的邮票,连“业余”也谈不上一比如,在单位收发室里,只要见着信封上有好看的邮票,总求收信人让我揭下邮票,带回家给儿子;每次去邮局发信,也伸着头,看柜台上有没有不曾见过的邮票;特别是出差到外地,我更忘不了去邮市上“寻觅”一番,看看有无新的发现。就这样,几年来,     

说说我的心里话

尊敬的编辑:您好!我是一位西北政法学院经济法系大三的学生,去年我才真正认识《中国土族》,是一位师姐送给我的,当时我特别兴奋,特别激动。虽然我自己生为土族,但到去年,我才知道有我们土族人自己的杂志。岁月蹉跎,时光荏苒。在2001年阴雨绵绵的秋季我来到西安古都,当进入西北政法学院校门的那一刻起,我特别自卑。那些迎接新生的师哥师姐们问我:“你应该是少数民族吧?”我说:“是,土族。”他们当时特别惊奇,“土族,从来没听说过,是土家族吧。”当时我感到很遗憾———土族作为全国五十六个民族的一员,竟然好多人不知道,土族又怎么会是土家族…     

要做蒲公英

我要做蒲公英,真的。向往天真,向往快乐自由,于是,我要做棵小小的蒲公英。这种天真的渴望源于儿时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我趴在嫩绿而宽广的草坪上吹着蒲公英。我不知为何会拍这张照片,可能是出于偶然。偶然之间,我觉得它像是长在草间的小树,是落在地上的降落伞,是在空中飞翔的“柳絮”。当时觉得蒲公英比平凡而微弱的小草要特别,至今我仍这么觉得,所以我仍要做蒲公英。蒲公英像树的影子映在草丛中,那蒲公英似乎就是幻化了的“我”,在无意之中连接着树与草的友谊,虽然“我”(蒲公英)没有树那样高大,也不能用树那样厚密的     

我的地盘我做主

宛坚是我们的掌上明珠,之所以取这个男孩般的名字,是因为家人希望她如好男儿一般,坚定、坚持、坚强,志在四方。她也不负众望,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一直是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每次到学校,家长的羡慕、老师的赞扬让我心里充满自豪,特别是去年,我被湖北省教育厅授予“优秀家长”的荣誉称号后,我甚至有些飘飘然了：有个听话的女儿真好!     

东山县的闽合青年友谊林

在秀丽的东山岛乌礁湾岸边,赤山林场赤山工区的林海中,有特别显眼的55亩湿地松林,绿浪欢荡。其林间有一座古碑,镌刻着“闽台青年友谊林”七个大字,留传着闽台青年并肩造林的佳话。     

怀念刘大年先生——相识日本与重逢中国及其他的追忆

当今年年初山田辰雄教授从北京与会(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讨论会)归来,告诉我有关刘大年先生于去年底去世的消息时,我感到难以言状的悲痛!近年来,我不断接获林增平、刘望龄、乔志强等比我年幼的中国的历史学家相继去世的噩耗,深感痛惜!与这些友人们的结识是缘于80年代初关于辛亥革命的学术研讨会;而论及包括我在内的众多日本学与刘大年先生的关系,则可追溯到近40年前的1963年。那年11月,刘大年先生作为中国学术代表团的成员之一访问了日本。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     

三岁也“风流”

我的两个孙子,在三岁时都有特别可人的表现,这些真实的故事,每每想起,都令人捧腹。大孙子三岁时,特别喜欢听故事,看图画书,一边打吊针,一边看书,做到精神食粮与物质食粮共享。他会认钱,我把一张像钱一样大的纸给他,他拿到手里一看就说“:这是支票。”他想到广场上玩,我不应允,他就从三楼把东西向院墙外扔下,不得己,我只能抱着他一起下楼,走过广场,再走进别人的院子里,要他把扔掉东西捡回来,他也借机大玩了一把,特别开心。他参加我们择菜活动,把两根蒜插到两个鼻孔里,说“:你们看,我是大象。”今年小孙子也三岁了,特地从广西北海到深圳来过年…     

广告的魅力

休息之时,电视机前,广告响起,顿感身心舒畅无限,尤其那缤纷色彩的画面更让我轻松惬意。从“彩电,当然是Panasonic,松下电器”到“LG王牌彩电”,从“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到“海尔冰箱零度好保鲜”,这些广告即使看过多遍,我也不感厌烦,每一遍都有新的感受。     

我在陈毅的关怀下加入共产党

1940年新四军东进黄桥时,陈毅是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总指挥,我是国民党靖江县书记长。虽然政治身份不同,地位更是悬殊,但在那特殊的战争年代,我和陈毅结下了很深的友谊,而且在陈毅的指引下,我从一名国民党员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1911年,我出生在江苏省靖江县一个地主家庭。1931年考入上海法政大学,“九·一八”事变后,为寻     

有感于朱彦夫的“三杆子”

作为曾是军人的我,对军中英雄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敬畏和崇拜。当朱彦夫获得“人民楷模”这一国家荣誉时,我被他的精神感动到了,特别是被他的“三杆子”精神折服得五体投地。朱彦夫,山东人,14岁参军入伍,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浴血长津湖,在严寒中激战三天三夜,打退了敌人次次进攻,坚守到最后胜利,全连只剩下他一个人。     

南斯拉夫民间故事

我不是从萨拉热窝来的一个年轻人到理发店去理发。爱开玩笑的理发师问他:“你从哪儿来呀,年轻人?”“从萨拉热窝来。”年轻人回答。“啊,我真高兴看见萨拉热窝人,有件事情向你打听一下,我听说萨拉热窝的男人都是硬汉子,他们刮胡子的时候从来不用热水和肥皂,是真的吗?”年轻人多么希望做一个硬汉子啊,他说:“当然是真的,如果不信,你在我脸上     

谁是中国第一山——泰山?黄山?张家界?

几年前,我攀登在去泰山南天门的十八盘路段.非常陡的十八梯,让我体验到了攀上南天门,进入天宫的惊险历程. 泰山上有儒释道三教的寺庙,有许多景点刻字,山涧溪流,大气漂亮,体现着“中国古代正统第一山”的魅力和气度. 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泰山“第一山”的地位和名号,似乎受到某种忽视和挑战.特别是好莱坞风靡世界的大片《阿凡达》、《功夫熊猫》系列、《变形金刚》等取景黄山、张家界等中国名山.     

我们

我们是一个例外,故事已开始,永远不落幕——献给我们最纯真的友谊。——题记我的新生活带着激动与好奇,我开始了新的初中生活。开学来的第一个四人小组中我谁也不认识,不了解。甚至有时会感到孤独与厌烦——缺少了友谊的生活没有任何快感,令我感到压抑。直到有一天,我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烦闷与无助,贪婪地享受着我们之间的"友谊"与"缘分"……也是那一刻,才让我从暂时的沉默中惊     

秦城监狱的6601号犯人

一辆公安部的囚车──不是现在那种警笛鸣叫的囚车,而是一辆普通的小卧车,但它是道道地地的囚车。囚犯就是我。我没有被戴上手铐.而是像一位首长一样坐在车内,两旁有人“陪伴”,但我是道道地地的囚徒。汽车驶出北京的德胜门,一直向北,向北。车内除了不时的喇叭声外,再没有别的声音,没有人说话。我不知道开往何处。这是1966年下半年,我国的“史无前例”开始不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快速行驶,到了一座不高的山脚下。从山下到半山腰,筑有高高的围墙,围墙里面有几座楼房,这楼房很特别,远远望去,只有几排小洞洞,大概就是“窗子”。啊!这是监狱,这…     

我与先生——纪念赵俪生先生八十诞辰

赵俪生先生是中国史学界的一位大师,今年是他的八十华诞。他投身革命已有六十多年,从事史学研究也有半个多世纪了。从那个时代过来的史学巨匠到今天硕果仅存的已经没有几人了,先生仍笔耕不缀地劳作着。先生是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著名学者之一,而他的学说在今天看起来却是合于马克思的历史观、特别需要加以再认识和重新评价的学术成就和思想财富之一。他的遭遇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非常典型而且有代表性的,先生是我的恩师,曾为我的论文集作序,题为《春波与我》。作为先生晚年的学生,我仅从个人角度由感性到理性地谈一点对先生的认识,以便读者,特别是比我年青一代的学者们进一步了解先生,故循先生笔法作本文是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