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好人”王宠惠

王宠惠（1881-1958）,字亮畴,祖籍广东,出生在香港一个基督教家庭,1958年3月15日在台北去世。1922年5月,王宠惠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提出了“好人政府”的口号。同年9月,王宠惠署理中国民国国务总理,此内阁中的顾维钧、罗文干、汤而和等人均为“海归”,都曾经主张由几个“好人”组织政府．因此称此届内阁为“好人政府”。     

试述唐宋间的"疑孟"、"非孟"思想

唐宋间,随着“孟子升格运动”的进行,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提高。同时,也不断有人提出异议,形成一场颇具声势的“疑孟”、“非孟”运动。同是“疑孟”,表现各有不向,或委婉,或激越,内容涉及孟子的著作、思想、历史地位等诸多方面。怀疑思潮的盛行、对“孟子升格运动”的反动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等原因共同促成了这一运动的兴起。     

日本池田内阁“一中一台”政策的出笼和破产

为解决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市场压力和国内政治稳定及安全保障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池田勇人内阁组成后,以美国肯尼迪政权调整对华政策为契机,拟定了在使台湾分离于中国主权之外的同时和大陆发展政治关系以至复交的一中一台政策。但因美国的反对和阻挠,池田内阁以特殊方式施行该政策的尝试无果而终。     

将军不好武

曹维城、曹石父子均历任侍卫、副将，可诗集中仅有曹石《雪中早朝》一首体现其军人的职业生涯，真可谓“将军不好武”。     

分歧与协调:佐藤内阁对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政策选择

亲台反华的日本佐藤内阁在1971年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费尽心机,不仅是为台湾当局继存于联合国的“逆重要问题案”的始作俑者,甚至一度对美国将安理会席位交归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张持“保留意见”。但随着尼克松访华计划的公布,视日美关系为日本对外关系核心的佐藤内阁迅速调整政策,公开与美国政府在联合国图谋“两个中国”并存局面。佐藤内阁顽固追随美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不仅遭到日本国内要求调整对华关系的反对力量的猛烈攻击,同时也使执政的自民党在对华政策上的内部分歧越发难以调和,并最终导致佐藤内阁失去调整对华政策的历史契机。     

古代如何防止“高考移民”

清朝打击“冒籍”一如明代那样严厉。到了康熙年间,开始对考生“审音”,凭其口音确定是否冒籍。到了乾隆十年,在顺天乡试时,朝廷特派满、汉御史各一人参与“审音”,被称为“审音御史”。     

走向“近代”与“文学”——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的再思考

大众文学是20世纪日本文坛独具特色的一种文学形态,因此日本学界对其理论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论争不断。本文从其中的一个问题即产生的源流出发,在梳理日本大众文学源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大众文学与日本的“近代”、“文学”等概念确立的内在关联。日本近代社会促成了大众文学的发生,而大众文学也起到了塑造日本国民精神与素质的重要作用;日本文学的近代性孕育于大众文学,而大众文学也承载了日本近代文学独特的生命力。至少在源流上,在日本是不存在大众文学与纯文学的界限之分的,二者的对峙图式只是其发生的一种建构而已。     

浅论西方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争论

西方学术界在是否存在全球化问题上 ,分为“怀疑论”和“全球主义”两大对立阵营。“怀疑论者”认为 :目前所谓的“全球”经济是虚构的 ,由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政治体系也并没有因全球化而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 ,并且人类社会根本没有出现什么全球文明或全球文化。“全球主义者”则认为 :当代的世界经济已经从国际经济发展成为全球经济 ,同时全球化已经导致民族—国家独立自主地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能力的下降 ,某种全球政治体系已开始产生 ,并且不论愿意与否 ,全球化已经带来某种超越民族和传统文明集团的世界文化。我们不应将西方有关全球化的理论话语与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理论相混淆。     

旧制与新条：熙宁时期御史选任中的政治博弈

<正>政治改革时期,关键岗位官员的任用往往会引发各方势力的争夺,甚至引起党派纷争。宋代御史作为天子耳目之官,地位特殊,常是各方激烈争夺的对象。熙宁变法开始后,御史的任用问题进入变法派与反变法派论争的范围,双方从御史选任制度的新旧之争延伸到具体御史人选的任用之争。在宋神宗提拔选人李定为御史时,双方矛盾激化,发生了震惊朝野、影响深远的“熙宁三舍人”案,三舍人(即时任知制诰的宋敏求、苏颂、李大临)因多次封还任命李定的词头被罢官。通过分析李定任命被拒的缘由,可以细致地了解当时朝堂激烈的政治斗争,能更深入地理解御史选任制度变化对御史任用的影响。目前,学界对熙宁时期御史选任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熙宁三舍人”案、     

历史文本创作的微观过程：以“杨士奇举三事”故事衍生史为例

清朝官修《明史·仁宗诚孝张皇后传》所载的“杨士奇举三事”故事,实源于民间道听途说,后从私修野史辗转进入官修正史。不可否认的是,它作为一种历史文本长期存在,当有其流行之合理性。根据《野记》所载故事内容,可以考证出其创作时间的下限为天顺五年。故事产生、流传之初,恰逢天顺朝面临着是否仿效永乐朝施行“革除”的问题。明代中后期,故事作为一个“事件”与其他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结合,甚至发生文本互动,并在《名山藏》中建立起事件进展的基本链条。清代官修正史的过程中,明史馆馆臣又在事件链条的基础上对故事的若干破绽进行了修补弥缝。“杨士奇举三事”故事之衍生史,可为今人对历史文本形成的微观过程的反思提供典型案例与思想资源。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铺帐·铺房·铺床--婚仪民俗文化研究之一

<全唐诗>里,收有不少有关婚姻风俗的篇章,其中有元和进士、皇太子僚属陆畅以<云安公主下降奉诏作催妆诗>为题的两首.诗云: 云安公主贵,出嫁王侯家; 天母亲调粉,日兄怜赐花. 催铺百子帐,待障七香车; 借问妆成未?东方欲晓霞.     

“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与“后殖民主义”

任何社会理论的产生都有它特殊的社会背景 ,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和局限性。所以 ,把产生于特殊社会背景之下的理论运用于其他社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本文研究“女性主义”、“第三世界女性”和“后殖民主义”等概念运用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不同功能 ,强调运用理论时必须要结合当地的具体经验。     

“西安省”考——兼论“大陕西”和“小陕西”

本文利用清朝官方原始档案揭示了在乾隆、嘉庆年间存在一个"西安省",并研究了它的名称来源及空间范围,认为在当时的官方档案中,从康熙到乾隆年间存在一个"大陕西"和"小陕西",前者包括了"小陕西"和甘肃两个部分,而后者即为"西安省"。本文同时揭示了清朝省会存在着不同的称谓。     

二二六事件、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

七七卢沟桥事变之所以迅速成为远东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是因为在事变之前日本和中国的政局均发生了重大变化。1936年发生在日本的二二六事件,形成了以主张全面侵华的军部法西斯为核心的政制、经济和对外战略的“举国一致”;同年发生在中国的西安事变,也初步形成了各党各派各界团结御侮、联合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不可能再对日本的侵略退让。日本当局无视中国政局的变化,执意推行既定的侵华方针,是造成七七事变引发远东全面战争的真正原因。     

"蛋茶"

以茶待客是中国普遍的风俗。在江苏南部农村中,待客的“茶”却不是用茶叶,而是鸡蛋、红枣等;主要是鸡蛋,称作“蛋茶”。主人烧茶、来客吃茶部有一定的俗规,以下介绍丹阳县农村的风俗。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明清之际的"夜不收"与"捉生"

本文认为"夜不收"是明代辽东边防守军中的哨探或间谍的特有称谓,而"捉生"则是后金(清)崛起后为获取军事情报而采取的一种捕捉哨探的行为."捉生"的有效实施,体现了军事侦察活动在从明到清转折时期的决定性胜利中做出的特殊贡献.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