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晋冀豫根据地的"1940年整党"

全面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在华北敌后建立一系列根据地,另一方面也面临诸多考验.在内外形势和自身诉求的共同作用下,经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推动,晋冀豫根据地在1940年开展了大规模的整党活动,并在此过程中秘密进行干部审查,对地方党组织的发展界限、党员干部去留、党政关系、干部政策走向(涉及任用、评判、干部档案制度、内部关系调整)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晋冀豫根据地"1940年整党"是对全面抗战初期组织大发展的回应与调适,沿袭了过去"自上而下""关门整党"的方式,但具体思路、办法均已发生较多转变,与嗣后的整风运动等党内整顿活动形成接续、呼应关系.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

进行人力管制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采取的重大举措.实施这一举措的直接原因在于抗战的需要,即推行兵役制度、保障军需后勤、建设后方工业、平衡人力资源.国民政府为实施人力管制,设置了专门机构,进行大规模摸底调查与登记,制订出一系列法规.人力管制的具体对象和内容主要为:一般人力管制、技术员工管制、工资管制、实施国民义务劳动.在抗战最为艰苦的40年代初期,国民政府的人力管制为坚持持久抗战、最后夺取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力政策上的保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客观形势的变化,其效果则越来越差,最终与国民政府的预期理想相去甚远.     

蒋介石对国民政府海军派系的分治与整合(1927—1949)

派系问题是国民政府无法摆脱的痼疾,党、政、军系统普遍存在这一现象,海军内部派系尤为严重.全面抗战前,蒋介石一方面通过派系分治策略,以粤系、东北系制衡闽系海军,另一方面在镇江建立了电雷学校,培植嫡系.全面抗战爆发后,为了抗战全局,蒋介石将电雷系归并于闽系控制的海军总司令部,统一了长江流域的海军指挥权,但蒋介石同时通过改组海军机构和派遣官兵赴英美训练等办法稀释闽系力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借重建海军的机遇,完成了对海军机构、人事的改组与整合,但未能根本解决海军派系问题.     

1939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工作报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欧美各国对中国抗战形势并不了解,为加强国际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争取国际同情和援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积极开展各种对外宣传活动,如创作宣传文字、播送国际广播、组织国际人士前往战区参观等,在抗战国际宣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组史料为抗战初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宣传处的工作报告.     

浅析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宣传

在抗战的特殊背景下,报纸刊物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工作的最主要工具。中共在国统区、根据地、沦陷区和海外创办各种报刊进行对外宣传。这种宣传一方面促进了中共的发展,另一方面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刘少奇在黄桥决战前后的“苏北战略”

<正>黄桥战役是华中抗战史上著名的战役。它不但决定了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在苏北地区的消长,而且对全华中的抗战形势及战局都有重大影响。     

抗战前后的孙科

正“九一八事变”以后,孙科是国民党高层中最早力主对日抵抗的代表人物之一。孙科自认为是一个和平主义者,但当时中国的局面,是非抗战而不足以排除和平建国的障碍,非建国不足以充实抗战的力量。在这非常时刻,孙科一方面积极参与抗战,另一方面亦为国家建设和发展谋划。抗战时期,由于战争的破坏及战争带来的     

抗战时期的文艺评论

抗战期间,在战火频仍、社会动荡、极其艰苦的形势下,文艺得到新的发展,成为中外文艺史上的奇迹。文艺评论在抗战文艺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抗战初期（一般划分是从“七·七”事变抗战开始到１９３８年底）,评论界特别重视把握抗战文艺的大方向、大目标：文艺...     

危机与应对:论皖南地区的经济抗战

经济抗战是中国抗战历史的重要内容,对于保证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位于东南战场大后方的皖南地区,除对敌开展军事斗争外,经济战也是当地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一种重要方式。在战时皖南行署的领导下,皖南敌后区实施了增加生产、平抑物价、严查敌货、打击走私、组建金融网等一系列经济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皖南敌后区严峻的经济形势,粉碎了日敌的经济进攻,为这一地区乃至东南战场抗战力量的持久存续以及中国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皖南地区的经济抗战实为中国经济抗战历史的一个真实缩影。     

资源委员会与中国抗战的经济准备

资源委员会是抗战前设立的主要从事国防资源的调查、统计、计划与国防重工业建设的秘密机构 ,它的设立是直接为抗战作准备工作的。以往人们在论述抗战准备时 ,往往将目光集中在军事准备方面 ,然而现代战争与其说是交战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抗 ,不如说是交战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因此 ,本文以资源委员会在抗战前的主要活动为切入点 ,分析、研究资源委员会为抗战所做的经济准备 ,并给予客观公允的评价。一九一八事变后 ,蒋介石一方面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另一方面也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 1 932年 1 1月 ,经国民政府秘书兼教育部次长钱…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等教育战时体制探析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制定的《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改定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育"。高等教育纳入战时体制,一方面适应国家战时政治、经济体制的需要;一方面培养了大批军事、医疗人才,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     

朱培德与抗战准备(1931-1937)

朱培德作为国民党军的高级将领、蒋介石的幕僚长,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八淞沪抗战,对日态度经历了由避战到迎战的转变,促成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日本侵略野心的彰显,另一方面则是他有着基本的民族主义思想。朱培德积极参与了多项国防规划与建设,筹划军队整理与加强训练,他的努力成为抗战准备的一部分。朱培德在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思想变化与行为相当典型,可为部分国民党军高级将领的代表。     

从安内攘外到联共抗日——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内外政策述评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由对中国的地区性侵略向全国性侵略急剧升级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由局部抗战向全国性抗战过渡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实行了一条“安内攘外”的错误政策。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它在重点“安内”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一些“攘外”的措施,着手进行抗战的准备;并     

抗战时期中国陆续开辟的五条国际援华运输线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我沿海重要口岸平津、淞沪落人敌手,日军南下侵占我国广州、海南岛,全面封锁我海上交通,禁止国内外商船往来.国民政府迁都西南重庆,形成以西南为中心的抗战格局.整个大后方经济恶化,所需的各种战略和民用物资汽油、煤油、柴油、橡胶、汽车配件、药品、钢材、棉纱、白糖、纸张等,国内能解决的很少,大多数要从国外进口.同时还要使国内剩余物资大量输出,以换取外汇,因此国际运输线的开辟就对整个抗战形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纵观八年抗战,中方或独力或在英美等国的共同协助下,先后艰难地开辟和使用了5条国际援华运输线.     

抗战时期晋西北根据地教育政策探析——兼论教育工作中的两个有争议的问题

抗战时期的教育工作作为晋西北行署施政的重要组成部分,晋西北行署一方面制定和推行了一系列发展抗战教育的政策,另一方面平息了阻碍教育发展的两个争议。随着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教育工作中两个争议的平息,晋西北的抗战教育得到显著的发展,为晋西北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

论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的援朝政策石源华国民政府对流亡在中国的朝鲜民族独立运动始终是支持的,但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具体支持方式和政策有所变化。抗战八年间,随着中国战局的变动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政府援朝政策的重点、内容及其取得的结果,大致上经...     

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以1942年《大刚报》民意调查为中心的探析

194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年,世界各地战争形势巨变,中国亦不例外。在国内外形势转变之际,社会思潮亦多浮动。是年“双十节”,《大刚报》举办民意调查,探究国人对战争形势及国内外重要政治问题的意向。与既有认知不同,调查结果显示,此时国人对抗战形势的判断已从之前的悲观失望和缺乏信心,转为近乎全体一致相信中国必胜。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后国家体制问题上,相当数量的投票者做出赞同国民党主持政权、实施“一党政治”的选择。这既是将战时需要高度集权的思维用于战后政制选择的结果,也与国民党的政治宣传及操纵有关。因此,此次民调在极大鼓舞国人抗战必胜信心的同时,也受到中外舆论的严厉批评。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日本军刀上的血,爷爷不让擦——忆我家的抗战故事

正我心目中的"抗战湘军",与传统意义上的近代湘军有所不同:一方面不少三湘子弟在异乡甚至异国(如印缅战场)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浴血奋战,他们是湖湘子弟的优秀代表;另一方面,当战火烧到湖湘热土时,有不少其他战区的部队转战至此,在补充了大量的湖南血液后,与日军殊死搏斗,把鲜血洒在每一寸湖湘热土上。我以为,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抗战湘军"!     

民国县志中关于全面抗日战争的文本书写

1937—1945年全民族抗日战争,在1937年之后民国所修县志中有不同程度的投射与反映。县志对抗战的快速接纳是志书详今略古传统特性的主动作为。县志抗战文本的书写,既体现事件本身的普遍性,更具有地域特殊性,某些书写的共性表现则是方志自身特性的自发展现。方志是官方政治意识表达的重要场域,但文本的生成无法完全排除书写者个人特点,因此从县志的字里行间不难觅见独立于政府观念的能动性。县志以小地方的视角诠释大社会,以具象化的抗战境遇补充抗战大历史的面向。全面抗战在县志中的呈现,一方面是对地域历史的记忆与再现,另一方面又彰显着县志的时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