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庚迁都地望辨——盘庚迁都于偃师商城说质疑

殷商灭夏以后,其国都曾五次迁徙。在这五次迁徒中,盘庚迁都是最后一次,也是人们最熟知的一次。对于盘庚迁都的地望,古籍中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或以为在黄河以南,或以为在黄河以北。安阳殷墟发现以后、通过对出土甲骨文和其它遗存的研究,证实了《古本竹书纪年》等文献的记载,从此,盘庚迁都的地望在黄河以南的说法就很少有人再提了。近年来,在河南偃师县发现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商代早期城邑,由于其地望正好符合一些文献记载的汤都西毫的地望,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座城就是汤都西毫,从而也就使盘庚迁都于黄河以南的说法又复活了。有的同志认为:“安阳小屯很     

秦九都八迁的路线问题

关于秦九都八迁的起迄路线 ,一般认为是由甲至乙、由乙至丙式的依次相递迁徙。事实上秦都邑迁徙的路线并不都是如此直线式的 ,而是有部分的迂回。本文着重讨论了秦的首次迁都和文公、献公的迁都路线 ,认为秦的首次迁都并非一般认为的由西犬丘迁至秦邑 ,而恰恰相反 ,是由秦邑迁至西犬丘 ;文公的迁都氵开渭之会 ,非迁自氵开邑而是迁自西犬丘 ;献公的迁都栎阳 ,非迁自泾阳而是迁自雍城     

民元孙中山北上晤袁与迁都论争

1912年8月至9月间,孙中山为调停南北党争北上会晤袁世凯,并在此期间抛出了迁都的意见,随即引发了各大报刊的论战。反对迁都者从保全满蒙、维护条约制度、现实财政困窘等因素,重申了定都北京的必要性;支持迁都者则认为定都北京乃袁世凯拥兵自重的借口,唯迁都南京方可达防范外敌侵略、摆脱清旧势力魔窟等目标。事实上,迁都之争的背后,体现的是诸报所代表党派的利益诉求,以及各自同袁世凯政府、孙中山之间的关系。而迁都之议最终的搁置,不仅是政党势力博弈的结果,而且展现了南北关系的整合与变动。     

周秦都邑迁徙的比较研究

周秦不仅多次迁徙其都邑 ,而且迁徙的相近之处颇多。二者都是从关中以外迁都于周原以后才强盛起来的 ,而作为其逐鹿中原夺取天下的重要步骤 ,周秦又都向东迁都。周人迁于丰 ,定于镐 ,秦人先居泾阳、栎阳 ,定于咸阳 ,最后选择的区域非常接近。当然 ,周秦都邑的迁徙与选址仍存在不少具体的差异 ,如迁往周原选择都城时 ,周人是一踯而就 ,建立了岐周 ,而秦人却是经过多次临时选择 ,多年后才定鼎雍城 ;向东迁都的具体路线也不一致 ,周人偏于渭水南岸 ,而秦人则在渭北经营很久     

国民政府曾迁都洛阳

重庆在抗战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陪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曾于1932年迁都洛阳,并将其定为"行都",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南京国民政府迁都洛阳始末

在抗战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重庆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陪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曾于1932年迁都洛阳,并将其定为"行都",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北伐战争中迁都之议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伐战争中的迁都之议.始于1926年8月22日在长沙召开的特别联席会议;蒋介石在1926年10月前没有提出迁都武汉的动议.而只是要求国民政府选派要员赴鄂主政,其动机除针对唐生智、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外,还有发展国民党党务以巩固北伐成果的考虑;中共对迁都之议的态度,既受共产国际代表的影响也有自主性,直到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才改变反对的立场.     

南京国民政府曾迁都洛阳

重庆在抗战时期较长一段时间内曾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陪都,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但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曾于1932年迁都洛阳,并将其定为“行都”,大概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盘庚自何地迁殷探索

有关盘庚从奄都或邢都迁殷的观点,疑窦颇多。盘庚曾以奄、毫、殷三地为其政治中心。盘庚并非直接从奄或邢迁往殷地,而是经历了从奄迁“河南” 之毫、又从“河南” 之毫直接迁殷等两次迁都。“河南” 之毫可能在郑州商城,而非偃师商城。其中第一次迁都的原因与盘庚意欲振兴商王朝有关,长期洪水泛滥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可能是盘庚第二次迁都的主要原因。     

韩国迁都宜阳、阳翟考辨

从战国初年的历史形势和韩国的发展战略出发,考虑韩国灭郑的军事策略,结合考古材料,韩国迁都宜阳、阳翟的记载应是可信的。对文献记载的混乱现象应予以全新解读:韩国迁都宜阳、阳翟的时候,平阳作为政治中心在继续使用。换言之,韩国在保持平阳都城地位的同时,迁都宜阳、阳翟,以此来服务灭郑的军事战争。宜阳和阳翟是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临时性都城,带有战时陪都的性质。     

鲍罗廷与国民政府迁移中的政治角力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发生的国民政府迁移问题及其解决,是国民革命由盛及衰的重要转折。鲍罗廷为代表,以国民党左派、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共产党人为一方,与蒋介石为另一方展开角力。从搁置迁都之议,到党政中枢迁移武汉,在不同的阶段中,鲍罗廷整合各路资源,提出关键性的建议,为迁都问题的解决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迁都之争的胜利不能巩固,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并与鲍罗廷的战略、策略相关。     

"怀土"与"变俗":北魏太和年间关于迁都问题的大讨论

北魏太和年间,孝文帝主导了一场关于迁都问题的大讨论,产生了改革派、保守派和中间派。改革派"变俗",力主迁都;保守派"怀土",不愿南迁;中间派"摇摆",两头观望。这场大讨论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及北魏汉化思潮的总爆发;各方争论的焦点虽是迁都问题,但本质上是鲜卑族的汉化问题。梳理和总结这场大讨论的得失对于理解习俗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略论金代的两次迁都

有金一代,正式迁都两次。两次迁都背景不同,原因各异,但都对金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等诸方面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一金朝的第一次迁都,在其上升时期的海陵贞元元年(1153年)。这次迁都不仅是海陵王锐意进取的体现,也是太宗以来女真人大举南下,疆土向南推移的结果。我国古代,无论是统一王朝还是区域性独立政权,其首都大都选在经济、文化、交通发达的中心地区,或选在进可攻、退可守而便于控制全局的险要所在。但是,对一个刚刚崛起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来说,由于他们往往偏于一隅,其首都只能在其兴起的地区建立,如     

晋国都城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侯马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地处临汾盆地,“金乔环峙,汾浍旋潆”,自古以来就是十分重要的交通枢纽。早在2500多年以前,晋人就迁都于此。 历史上记载:公元前585年,晋景公以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浍以流其恶,且民从教,十世之利”,遂由土薄水浅的故绛迁都新田(亦称新绛),从此晋都新田伴随晋国的盛衰存亡,历经13世,209年。然而到公元前376年,即晋静公二年,晋静公被迁往屯留降为庶人后,晋国被一分为三,新田也渐渐淡出历史舞台。因为晋迁都后称新田为“绛”,人们一直将汉时绛县县治故地(凤城古城)称为“新田”。许多史学家试图靠浩瀚如海…     

潘姓之一源——由鲜卑破多罗氏所改者

本文就潘姓之一源,即在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大力推行汉化改革,改鲜卑复姓为单姓时,将其别部"破多罗(兰)"氏改为潘姓者,进行梳理、分析,对其后代之显于世者,也作出了考证。     

民国元年袁世凯争夺江苏地方财政的经过

辛亥革命后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政府大总统,同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于袁世凯.翌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都北京.这对南京人民与军政社会团体各界震惊很大,     

永乐末年的反迁都风波及其意义

永乐末年明太宗朱棣迁都不久的火灾之后,群臣应诏直言之举迅速演变为一场反对迁都的风波,不仅暴露出了迁都带来的一系列弊端,也暴露出了朱棣与群臣在开创和守成问题上的严重分歧。虽然群臣因直言超过了朱棣划定的范围而受到镇压,但严酷的现实迫使朱棣停止了下西洋等部分消耗巨大的活动,减免了百姓的一些负担。反迁都风波表明,在永乐后期已逐渐形成了一个坚持守成、反对开创的政治派别,并开始扭转国力透支的局面。因此,这场风波实际上是后来"仁宣之治"的前奏,客观上为明代前期开拓向稳定的历史转折做了一定的准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王莽营建东都问题探讨

王莽在即位后,着手营建东都洛阳,并有迁都的动机。其原因在于从军事地理角度,长安已经没有了汉初的重要作用;而移民导致人口压力过大,人地矛盾突出,及由此衍生出的侈糜的俗尚;王莽对古文经的笃信;洛阳在秦汉时期一直占据很重要的战略地位。最终光武帝刘秀完成了迁都。     

大义通宝小“义”版平钱

1351年，徐寿辉住湖北蕲州起义。攻克蕲水后，建国天完，年号治平，1356年迁都汉阳，改元太平。1358年，改元天启。1359年迁都江州，改元天定l360年，部将陈友谅杀主夺位，改国号为汉，改元大义，铸大义通宝钱。     

谁在克拉科夫冻红了鼻子

围巾包着脑袋,怀里揣着兹罗提(波兰货币的名称),天色微明就向克拉科夫老城进发。有波兰文化首都之称的克拉科夫是波兰的古都,在迁都华沙之前,从公元11世纪开始这里一直是波兰的首都。克拉科夫老城则是波兰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