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古史辨派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是我国现代史上一个影响颇大的资产阶级史学流派。在顾颉刚等人的论著中曾多次谈到过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启迪和指导作用,胡适本人也曾多次谈到过他与古史辨派的密切联系。建国前的许多史学评论家,一般都把胡适与古史辨派视为同一流派。但是,建国后的许多论著,虽然也提到胡适对古史辨史学的影响,但主要是强调两者的“区别”。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顾颉刚先生学述》一书,曾较具体地谈到胡适对顾颉刚的影响,但却以更多的篇幅谈论两人在政治、学术观点和治学方法上的“区别”。     

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学过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     

历史不会忘记——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

五四运动以后至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史学界有位卓有建树的风云人物,就是疑古学派(也称古史辨派)的领袖顾颉刚。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1920年北京大学毕业后,以学业超群留校任教。至“七七事变”,先后任北京大学助教、厦门大学讲师、中山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     

顾颉刚与李大钊在北大二三事

顾颉刚与李大钊关系的记载很少。应该说顾颉刚辨古史提出的古史观念与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不一样 ,但也有相通的地方 ,如他们都主张要打破“古代世界黄金说”。通过翻检各种著作与资料 ,我们还是能找到一些有关顾颉刚与李大钊联系的记载。顾颉刚较李大钊年少四岁。 1 91 7年顾颉刚升入北京大学中国哲学门 (哲学系 )本科 ,次年李大钊受聘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当时因李大钊尚未受聘教授 ,所以顾颉刚没有听过他的课 ,二人应是“广义”的师生关系。1 91 8年 3月 ,二年级的顾颉刚写了一篇《上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的长文 ,在创刊不久的《北京大学日刊…     

厦门大学国学院风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冲突的余波

导致1927年厦门大学国学院解体的两大内因,即因缘北京大学而来的鲁迅与所谓现代评论派的冲突,以及国学院与校长林庆及理科的过节,虽有各种复杂的人事纠葛与性格冲突,本身并无政治上实质性的大是大非,不宜单从鲁迅一面立论,将冲突各方推向反面或视为异类。不过,跳出具体的个人恩怨,此事蕴藏着那一时期中国政治与学术重新分化组合的征兆。面对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五四以来笼统的政治派分进一步分解,学则在意见分歧中走向各执一端的狭境。     

由先商王亥史事论顾颉刚先生的古史建设

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着古史辨派(又称疑古派)的建立。同年,顾颉刚先生写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一文,列举《周易》的记载认定先商有易杀王亥取仆牛的史实,其中借用了王国维的研究结果。顾颉刚先生撰此文本来做的是一个反题,但正如他自己所说,“破坏和建设只是一事的两面”,所以此文实为顾颉刚先生在古史建设方面最重要的成就之一,在古史建设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在鲁迅与顾颉刚夹缝中的朱家骅

这里写了三位中国近代史上著名人物的纠葛。鲁迅战斗至死,被誉为“民族魂”;顾颉刚学术成就斐然,然最终却留下了为蒋写九鼎铭文的污点。孰高孰低,了然矣！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论命题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一说的内涵不仅仅局限于史料学的层面,它的现代性似乎主要体现在顾颉刚对历史知识一般性质、尤其是其不确定性的看法上或对历史知识的谦卑的态度上。搁置历史本体、着重于古史知识形成过程的“层累构成说”标明了顾颉刚经验主义的知识立场。而在普遍的知识论意义上,从怀疑古史记录到怀疑全部历史记录,顾颉刚事实上已经触及了历史知识的一般性质与“神话”的性质的关系问题。     

资料详尽、分析平实——读《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

资料详尽、分析平实——读《顾颉刚年谱》、《顾颉刚评传》刘健明１９９３年５月，我有机会参加在苏州召开的顾颉刚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学术研讨会，蒙顾先生三女儿顾潮女士馈赠新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后又购得顾潮女士及其令妹顾洪合...     

一代才女陈懋恒

陈懋恒是宣统帝师陈宝琛的侄女,她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以奇才侠骨“镇”住了校长司徒雷登;史学大家顾颉刚称她为“一代才女”,发愿将一生学术衣钵留传与她;陈懋恒力作《中国上古史演义》一书,由顾颉刚作序。此书再版九次,     

顾颉至死不辍之治学精神

“玄妙观中三年少,老寓京华东城道。”这是叶圣陶先生在题我的《桐桥倚棹录题词》抄本的一首七古中开头的两句。这“三年少”,说的是他自己以及顾颉刚先生与家父王伯祥先生。他们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之末,又同在苏州草桥中学(今苏州市一中)读书,志同道合,终于成了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而老年又欣逢盛世,都搬到了北京工作,并都住在东城。 顾颉刚先生由于勤奋努力,只向真理低头,勇于不断补正一己之不足与舛误,终于成为现当代最有成就     

学术与政治:《现代本国史》教科书案

1929年,国民政府查禁了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的《现代初中本国史教科书》,原因是该书对中国上古史持怀疑态度,“不承认三皇五帝为事实”,会“动摇国本”。《现代本国史》对三皇五帝抱有怀疑态度,但是肯定了上古传说的象征意义和上古帝王所代表的社会演进阶段。《现代本国史》的表述与其他教科书的表述基本相同。查禁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政府对顾颉刚等人发起的古史辨运动可能危及到民众信仰的担忧和对胡适等新文化人的不满,实是国民政府加强思想控制的一种手段。民族主义式的指责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     

顾颉刚与考古学

顾颉刚先生从中国考古学兴起时就非常熟知考古学的发展状况,并且擅长运用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论证古史辨派的观点,甚至继王国维之后提出了"三重论证"的理论,在此基础上他倡导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在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并以古史辨派的辨伪学研究作为考古学的必备基础,表明古史辨派与考古学的关系尚有其复杂的一面。这种情况一方面导致了古史辨派学者古史研究中的若干缺憾,另一方面由顾颉刚先生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亦足以引起考古学界的关注,至今仍不失其一定的积极意义。     

考辨古史 廓清迷雾——评《古史辨》

顾颉刚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在古史研究上有卓越的成就,早年就以编著《古史辨》而蜚声史学界。《古史辨》第一卷出版于1926年,虽然离开现在已达半个多世纪,但至今仍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在中国现代史学史上,这部书是应该占有相当地位的。上海古籍出版社最近把《古史辨》七卷九册影印出版,并准备续出新编的第八卷,实在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古史辨》是以顾颉刚先生的疑古思想为核心而编著的一套古史论文总集。在第一卷中,顾颉刚先生就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他说,这个观点包含了三个意思:     

元代医祀三皇考

“三皇”曾是古史辨派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尤其是顾颉刚先辈对此颇有考证,但对医祀三皇的研究并不多,只是在《三皇考》中提及过。医祀三皇是元朝独有的现象,是医学发展到一定程度和元朝维护统治的必然产物;但它悖逆民族融合的潮流,因而未被后世承袭。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顾颉刚的史学思想较战前有明显的发展和变化。从重史料转变为辩证地看待史料与史观的关系,由重“求真”到尝试求真与致用二者的结合;打破了在古史研究中只“破坏”的原则,开始整理古史系统;其重视通俗读物的思想也发展到了寻求专门研究和普及学术结合。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使顾颉刚的史学思想更为开阔、丰富和成熟了。     

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顾颉刚“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观的现代意义

顾颉刚（１８９３－１９８０年）,“古史辨”派的领袖,中国现代史学的奠基人。江苏苏州人,出身于读书世家,天资聪慧,素有悟性,自幼在祖父、父亲的严格指点下苦读《论语》、《孟子》、《诗经》、《左传》、《通鉴易知录》,后来又读了石印本《二十二子》、《汉魏丛书...     

顾颉刚先生治学生涯的启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辰110周年

顾颉刚先生开辟了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新局面,是民俗学研究的开拓者,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奠基者。纪念顾颉刚先生就要很好地学习他追求真理、刻苦治学、经世致用、提携后进的精神。     

京西村落里的花会--庄户、千军、台古幡会

对于北京民间花会的研究,总的来说是集中在对以碧霞元君信仰为背景的妙峰山香会的研究上,而其中又以北京城的香会组织与活动为研究重点。民国时期的北京香会的研究主要有：1925年顾颉刚、孙伏园等5位学者对妙峰山庙会的实地考察,在《京报副刊》先后6期发表“妙峰山进香专号”,后于1928年9月收录另外几篇相关文章,以《妙峰山》为名结集出版。同年,李景汉根据自己的亲自考察,在《社会学杂志》上发表《妙峰山“朝顶进香”的调查》一文。1929年,顾颉刚和魏建功、白涤洲等人一起再次对妙峰山进香活动进行田野调查,后以调查专号形式在《民俗》第六九、七十合刊上发表文章9篇、附录3篇和田野照片近40幅。此外还有与妙峰山香会有关的专著两部,一是奉宽的《妙峰山琐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