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

释赞宁《宋高僧传》承继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而作,是记载唐初至北宋初三百多年间佛教僧人精英的总传。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情况离不开佛教史籍,同时佛教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宋传》成为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唐代高僧驻锡地的地理分布

本文通过详细的统计数字,分析了唐代南北方高 僧驻锡地的基本特征,前后期的主要密集分布地带及其形成原 因,并对各道内部前后期的分布变化进行了论述,对高僧驻锡地 格局与籍贯分布进行了比较研究,对认识唐代佛教地理变过很有 帮助。     

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

本文针对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进行考察,从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赞体的流变,探究赞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     

写本原生态及文本视野下的敦煌高僧赞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针对敦煌文献中的高僧赞写本原生态进行考察,从中国传统文学与中国佛教文学赞体的流变,探究赞在唐代的多元发展,进而析论敦煌写本高僧赞的性质与功能,并从文本视角将其纳入僧传文学系统与高僧传、高僧因缘等进行比较研究,希望能拓展佛教传记文学研究的面向,并有助于敦煌赞体文学与僧传文学写本多层次文本解读。     

新版《宋高僧传》卷一至三校点商榷数例

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了范祥雍先生校点的《宋高僧传》。范先生校点整理此书,考证所使用的几种版本文字上的异同,征引颇广,纠正旧刻中的错失,做了相当细致的工作。书出版后,多有好评。不过,《高僧传》类的古籍,属佛教史书,与一般的古籍不同,整理工作难度较大,点校中要作到百无一失,实不可能。新版《宋高僧传》因此不可避免还存在一些问题。最近读此书卷一至卷三部分,即发现一些漏失。不揣谫陋,提出供范先生及其它读者参考。倘意见不误,以后重印此书时,或可酌情采入。 以下依卷页先后举出数例。 页一,卷首《进高僧传表》:“仍降凤书,令编僧史。”“僧史”应指赞宁所编《大宋僧史略》,此未以书名号标出。赞宁撰《大宋僧史略序》云:“以太平兴国初,叠奉诏旨,《高僧传》外,别修《僧史》……约成三卷,号《僧史略》焉”可证。 卷一,《唐京兆大荐福寺义净传》 页二,“《根本一切有部毗奈耶》、《尼陀那目得迦》、《百一羯磨摄》等……”《百一羯磨摄》应断作两书:《百一羯磨》、《摄》。后者指义净译《根本萨婆多部律摄》一书。见《开元录》卷九。 同页,“於大荐福寺出《浴像功德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应作“《毗奈耶杂事》、二众《戒经》”。二众《戒经》指义净译     

读刘禹锡送僧诗

唐代思想家、文人与佛教僧侣多有交往,刘禹锡是其中之一。其《刘宾客文集)第二十九卷有《送僧二十四首》,其它卷还有几篇送僧人的诗和为高僧写的碑文。读这些诗文,可以使我们具体了解刘禹锡与僧人交往的情况,理解刘禹锡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关系。     

《慧能事迹辨正撮要》续说

拙作《慧能事迹辨正撮要》引用了张春波先生一段话：“所谓‘达摩遂开佛知见,以为密契,便传一领袈裟,以为法信’。法衣这么重要,传授的时间又这么长,理应有文献记载,但《续高僧传》却只字不提,不仅僧传不提,从北魏菩提达摩到唐代神会．这期间所有儒释道三家著述也都不见载录,只是在《神会语录》里才有传衣说。”     

清初高僧梅溪福度及其《语录》

一明末清初近百年间,大量名僧来黔传法,形成“百廿高僧入黔疆”的盛况。释如纯所著《黔南会灯录》,记述一百二十位高僧的行迹。现存当时名僧《语录》二十多种,《东山梅溪度禅师语录》十卷是其中成就较高的一部。     

唐初无神论学者——傅弈

傅弈 (5 5 5～ 6 39年 ) ,相州邺 (今河南安阳 )人 ,是唐代初期著名的无神论代表人物。唐朝初年 ,为了稳定局势 ,扩大政权的基础 ,统治阶级对儒、释、道三教采取了兼容并包的政策。而佛教借此有了较大的发展和传播 ,全国僧尼的人数 ,“已逾十万”。唐高祖 (6 1 8～ 6 2 6年 )时国家颁布“均田令” ,授田给僧尼 ,在历法上肯定了僧尼对土地的所有权。此法令规定 :僧每人给田三十亩 ,尼每人二十亩。享有免役免税特权的佛教寺院 ,于是聚敛了大量财富 ,到唐中宗时期“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①。“凡富人多丁 ,率为官为僧”② ,官、僧并提 ,成…     

《高僧传》地名“抱罕”为“枹罕”校误

西秦都城抱罕,在后世刊刻的历代《大藏经》中均作“抱罕”,汤用形先生点校本《高僧传》没有指出这个错误,至今学界也并无探讨.根据正史、方志和佛教文献,《高僧传》最初的写本到后世印本,“袍罕”被误写为“抱罕”,大概是因为《高僧传》所依据的史料、后人传抄和“艳”“抱”两字偏旁相近等原因所致.     

贵州高僧利根与《径山藏》

利根(1609—?),是明清之际贵州一位有名的高僧。陈垣先生曾说:“明季黔僧,多非黔籍。黔籍之有高僧,自利根始。”(《明季滇黔佛教考》286页)他的事迹是值得一述的,尤其是他对《径山藏》刊     

竺法济《高逸沙门传》索隐

《高逸沙门传》为东晋竺法济撰著,是书出自《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文本在唐前已无多见,兹辑录佚文十三则。作为僧人类传,《高逸沙门传》有意彰显沙门之高逸情怀,它一方面呈现出不同于《世说新语》的弘教宗旨,另一方面促成了《世说》的文本建构,同时亦为慧皎《高僧传》的最后完成提供了重要素材。《高逸沙门传》虽存吉光片羽,却因其推动六朝僧传走向繁荣,从而在佛教文献学中占有一席之位。     

慧超所见于阗大乘佛教的戒律

敦煌写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P．3532）记载了一些西域佛教的情况,其中很值得注目的是有关“大乘戒”的消息,如：“于阗……行大乘法,不食肉也”。本文考察唐代大乘汉僧玄奘对小乘吃“三净”的习俗的反感与对遵守“大乘戒”的严格性,认为玄奘、慧超等西行求法的汉僧对大乘戒的观念明显地说明大乘佛教中国化的一种积极性侧面。     

南北朝佛教地理的初步研究(下篇)

<正> 二佛教活动要素的地理分布(一) 文献所记载的各地僧尼寺院数量佛教活动要素指的是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实体存在时,它所具有的组成部分,如寺院、僧尼、财产等,也应该包括僧官制度,其中最基本的是僧尼和寺院。比较系统的南北朝各代僧尼寺院数字,见于唐释慧琳所撰《辩正论》,兹列表如次:     

陕西唐墓出土的胡人俑

唐代文治武功,均臻极盛,其时蕃胡,慕义向化,辐凑并至。上至审相、都督,下至烽堠守卒,都有胡人踪影,使唐都长安沉浸在一片扑朔迷离的胡风之中。在唐人意识中,有广义和狭义胡人之别,狭义者似专指西域人。《安禄山事迹》载安禄山曾谓哥舒翰:“我父是胡(安父为昭武九姓人),母是突厥女,尔父是突厥,母是胡(哥母为于阗人)”。高僧金刚智则自称“吾是梵僧,且非蕃胡”(宋《高僧传》)。可见     

岭表丛林中的殿宇特色及影响

正一、岭表丛林:僧以寺名,寺因僧显在东汉、三国之交,佛教已传入广州地区,为全国当先。据记载,"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佛经翻译家安世高于东汉建和元年(147)来中国,就是由海路到广州,后北上江淮。"据《高僧传》卷九之《晋洛阳耆域》记载,西晋初期,继安清(世高)之后又有一名印度高僧——耆域抵达广州。以上这两位富有传奇色     

唐道宣律师有关法门寺著述之研究

一、道宣律师生平 释道宣(596—677)是唐代著名的高僧,为我国佛教律宗的创立人。据《宋高僧传》,道宣俗姓钱,其父曾任陈朝吏部尚书,吴兴(今浙江湖州市)人。幼承家学,“九岁能赋”,隋唐一统,佛教大兴,道宣15岁就离家从长安日严寺慧覠受业,16岁出家,20岁在长安大禅定寺智首大师座下受具足戒,从智道研读戒律学,奠定了毕生弘扬律学,创立南山律宗的基础。     

论唐代的内供奉僧

内供奉僧滥觞于唐玄宗设置翰林院,从此始有僧人入内谓之翰林待诏,供奉朝廷。在唐代,把侍从皇帝左右的高僧大德习惯上称为"内供奉僧",似与把侍从皇帝左右的近臣称作"内供奉官"如出一辙。内供奉僧是佛教与唐朝政治结缘的产物,深刻反映了唐代皇权政治对佛教的某种需要。唐代内供奉僧出入禁省,或亲承顾问,或讲经化导,或斋戒诵经,或论难儒、道。他们还长期积极活动于宫禁之外,临坛度人,传扬经典,弘扬佛法。内供奉僧借助其特殊身份,为佛教在唐代的繁荣发展赢得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并为佛教在唐代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积极贡献。内供奉僧还在唐代政治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代政治领域到处留下了内供奉僧的身影。     

從經録到僧傳:《高僧傳》之編纂成書及學術背景考察

以慧皎《高僧傳》編撰的材料來源爲考察的立足點,由此不斷上溯,尋繹《高僧傳》在體例上的源自和精神上的指向,可以清理出一條"道安—僧祐—寶唱—慧皎"的演變線索。這條線索的意義在於能夠揭示《高僧傳》書寫範式成立的關鍵消息:經録是僧傳得以孕育成型的"母胎",從經録到僧傳,是佛教經籍背後著譯者角色,亦即人的地位,日漸凸顯的過程;《高僧傳》書寫範式的成立正是佛教內部從經典到人、從古到今學術嬗變的必然結果。     

《高僧传》标点商兑

《高僧传》标点商兑汪维辉梁释慧皎的《高僧传》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部要籍。它的价值已经超出了佛教的范围,成为研究晚汉六朝历史、哲学、文学、语言、中外交通史等的重要参考书。中华书局于１９９２年出版了汤用彤先生的《高僧传校注》（汤一玄整理）,为广大读者研读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