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蒋介石曾想赴延安谈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举国欢腾。历经八年战争灾难的中国人民满怀希望重建家园,同时向往着美好的未来,重庆谈判就是在这种局面之下实现的。但在此之前,国民党起初并没有邀请毛泽东赴渝的打算,相反     

蒋介石与1945年昆明事变

发生在1945年10月的昆明事变,是国民党中央政府与云南地方当局为争夺省政控制权而多年博弈的结果,也是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云南王"龙云强势个性碰撞的产物.事变以龙云解职离滇、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获胜而结束.惟衡以实情,龙云解职后,云南仍未完全听命于国民党中央政府,蒋介石亦不能不表示向现实的妥协,且事变对其后云南政局的发展有深远影响,故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解决龙云之举,其得失非断然可判,未可一概而论.     

蒋经国与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

1945年,中苏两国为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了长达数月之密商与谈判。宋子文在谈判中虽然身居要职,但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反而职位不高的蒋经国成为中苏谈判之关键人物。蒋经国是最早与苏方密商条约之中方代表,正式谈判时又密会斯大林等人,为蒋介石传递各方信息,并在关键时刻提供决策性建议,力谏蒋介石签订盟约。蒋经国在谈判中的重要角色既是其特殊身份使然,亦是蒋介石在外交事务中采用“双重代表”方式的结果。     

1932—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述论

文章依据相关档案及文献资料,从制度史研究的角度,对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的沿革、机构设置、职能以及人事和经费等方面进行了考察。结果显示,相对于晚清与北洋政府而言,南京国民政府的侨务机构设置比较健全,在侨务工作的开展、协助政府积极利用海外侨力、保侨护侨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为抗战期间海外华侨为祖国做出巨大贡献奠定了行政基础。但与此同时,机构的不断调整、人员配置的不到位,特别是经费上的捉襟见肘,成为困扰侨委会工作的主要问题。     

1949年中美南京谈判内幕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堑,占领了国民党首都南京。随后不久,中美双方在此开始了不同寻常的谈判。1949年4月24日清晨,金陵古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南京市民蜂拥而出,欢天喜地迎接解放军入城。与此不相协调的是,一辆挂着星条旗的吉普车,也在欢迎的车队中穿行。     

蒋介石与1945-1952年的外蒙古独立问题

1945年,在美苏两国双重压力下,蒋介石被迫接受《雅尔塔协定》,并基于东北、新疆、中共问题的考量,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允许外蒙古自决独立。国民政府虽宣告外蒙古独立,但始终未能勘测中蒙边界,使中蒙关系紧张。1947年"北塔山事件"发生后,国民政府转为否定外蒙古独立,并采取反苏政策,争取美国支持,却陷入左右不讨好的困局。而美苏冷战与台海两岸的对立,也连带影响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使其难以进入联合国,成为冷战格局下外交争端的筹码。     

重庆国民政府与1941年的美日妥协谈判

1941年,美、日两国政府举行了绵延八个多月的妥协谈判,史称“远东慕尼黑”。由于这一谈判与中国抗战的前途及国民政府的命运休戚相关,重庆当局为影响和阻滞美日妥协、推动两国走向战争对抗而苦心孤诣,倾注了心血。那末,重庆政府是怎样对美日谈判施加外交影响的?它阻遏美日谈判的潜在动机又是什么?这场“无形战争”对中国抗战及战时中美关系的前景产生了怎样的效果?本文拟就此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     

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前的秘密情报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国共关系如何发展势必引起国内外关注。8月14日,蒋介石给延安发来电报,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同时电令驻延安的国民党军队联络参谋当面探问毛泽东的答复意见。     

蒋介石、周恩来与海明威会晤内幕

以中篇名著《老人与海》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作家海明威，曾于1941年3月作为享有世界声誉的战地记者和小说家访问了中国。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烽火遍地，中国的抗战处于最严重的关头。     

蒋介石与二陈关系之内幕

在旧中国的四大家族中,蒋介石为最高统治者,宋子文、孔祥熙二人皆为蒋的内亲,他们三家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唯独以陈果夫、陈立夫为首的陈氏家族与蒋无任何亲戚关系,他们是靠什么跻身四大家族之列的呢?本文详细地披露了其中的内幕。     

1944年5月—1945年1月国共谈判史料

1944年5月4日起,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先后在西安、重庆举行会谈。11月,在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斡旋下,国共又开始新的谈判。这些档案,除帮助了解谈判的过程外,还有力地证明,国民党坚持一党独裁,对会谈毫无诚意,是导致谈判失败的主要原因。这组史料对研究国共两党关系也有一定价值。     

1929年：国民政府曾对苏联宣战

1929年7月,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为收回中东铁路主权,派军队以武力接管中东路,对苏联宣战,同苏军之间发生了一场震动中国乃至世界的武装冲突,史称“中东路事件”。这场冲突持续近5个月之久,双方动用的一线兵力超过20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其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远超过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它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苏两国关系史上的大事。“中东路事件”的结局,对于东北的局势乃至全国的时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25—1945年国民政府侨务政策及工作述论

192 5年 7月国民政府成立后 ,重视侨务 ,在侨务工作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 ,并为此作了很大努力。到抗战时期 ,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更加灵活务实 ,侨务工作成效显著。本文拟就 192 5年国民政府建立到 1945年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的侨务政策及工作作一简要评述。一192 4年 ,孙中山在大元帅府广州革命政府大本营设置了侨务局 ,并派熟悉侨情的人员专办侨务。虽然不久该局因孙中山的逝世而告停顿 ,但这是中国政府专门侨务机构的正式创立 ,从此侨务工作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孙山中逝世后 ,192 5年 7月 1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将大元帅府改…     

1964年中法建交和美台交涉——约翰逊与蒋介石关系内幕之三

1963年底1964年初,蒋介石与日本池田内阁因为中日贸易和周鸿庆事件闹得不可开交,最终在美国斡旋之下,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向蒋介石递交"吉田书简",双方关系"恢复正常".虽然此后日本与台湾国民党当局双方仍然同床异梦,互相之间的"外交关系"还苟延残喘了几年.但是,几乎在蒋介石与池田勇人较劲的同一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在西欧的"外交战线"亦遭到前所未有的重创.     

蒋介石与苏联结盟的历史背景

日本发动华北事变后,蒋介石摒弃前嫌,主动争取与苏联结盟,其目的是联苏抗日。本文通过分析蒋介石日记,来进一步探讨蒋介石争取与苏联结盟的真实意图,其目的并不是简单的联苏抗日,另一方面也想联苏制共。     

1945年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外蒙古疆界问题

苏联为扩张其战后远东地区的势力范围,在《雅尔塔密约》中要求外蒙古独立.于是,中苏两国在1945年进行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中,外蒙古问题成为一个焦点.这一问题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外蒙古独立问题,二是外蒙古疆界问题.但是,既往研究对外蒙古疆界问题的重视不够.其实,国民政府不仅在波茨坦会议期间,重提外蒙古疆界问题,而且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缔结过程中也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处心积虑,使这一问题不仅在中苏谈判中为保护中方权益发挥筹码作用,而且在条约换文的规定中还为未来的疆界谈判留了余地.这一问题给国民政府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以及后来的彼此疆界纠纷带来了一定影响.     

1945年，国共两党谈判前的秘密情报战

谈判前的较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大地上只剩下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武装力量．国共关系如何发展,引起国内外关注。     

蒋介石的发迹与苏联顾问

１９２５年８月前,在国民党中地位并不突出的蒋介石,数月后,却一跃成为国民党举足轻重的头号人物,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许多文章或著作认为,这是蒋介石玩弄政治手腕,大搞阴谋所致。这是有道理的。不过,蒋介石的发迹还与苏联顾问的作用有着直接关系。 ２０年代初期,苏俄、共产国际把视线投向了中国。经过探索,苏俄和共产国际认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人是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确定了联合孙中山的策略,决定选派代表到广州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 众所周知,孙中山因革命屡遭挫折,决定以俄为师,实行联俄联共政策,并希…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1945:国民政府与收回澳门历史机遇擦肩而过

抗战后期及战后初期,南京国民政府曾就收回澳门问题加以研究,广东地方当局并一度对葡占澳门采取封锁行动,民间也出现了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一时间,关于澳门问题的中外交涉颇溅起了几朵浪花,但最终当时的中国未能收回澳门,这一过程令人扼腕,更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