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时期上海劳资关系中的民族主义

抗战初期民族主义在上海劳资关系中的表现,一是劳资间的隔膜消除,冲突事件骤然减少;二是劳资合作局面的出现。但这种靠民族情感维系的合作关系极为脆弱,日军经济封锁、企业陷入困境,劳资间的"曲为隐忍"也难以持久。1939年上海工业畸形繁荣、物价迅猛上涨,造成"工商企业类皆获利甚丰,而劳方阶级生活大难"的局面,劳资关系再度紧张,民族情感逐渐淡化。1940—1941年持续恶化的劳资关系被汪伪政权利用,日益激进的工潮集中到上海租界,以御侮救亡为目标的民族主义,被扭曲为指向租界欧美势力的激进主义。     

对1928年秋天津日货商人罢市的几点思考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国各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对日经济绝交运动.1928年秋,在国民党市党部的指导下而成立的天津反日会开始领导对日经济绝交运动,"坚持民族主义"与"维护切身利益"的冲突在商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两难境地,日货商人选择了以罢市来抵制日货登记工作,最终罢市以商人的失败而告终.在整个罢市过程中,日货商人与天津反日会展开了一场实力并不均衡的博弈,带给后人诸多思索.     

上海学生爱国行动和工人“六三大罢工”

五四运动时期的上海,学生首先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界的号召,举起＂爱国＂的旗帜走上街头,向市民进行爱国宣传。继之有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而上海工人的＂六三大罢工＂意义最为重大。上海工人阶级的觉悟性的大大提高,这除了因为工人阶级所独有的阶级特点外,还和学生所作出的努力有着莫大的关系。     

谈一版新缀卜辞中的“商人”和“中商”问题

林宏明先生新缀合的一版卜辞中,"商人"、"中商"与东西南北四方或四土相对。"商"处于天下之中,故称"中商"。"商人",指商之族群。商、中商概念的合一,说明卜辞中的商地指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王畿区域。     

解构·建构·实现——近代“屈原爱国”观念生成与传播的历史考察

今日牢固的"屈原爱国"观念既非自古已然,亦非迟至抗战时期才形成,事实上要复杂得多。清季,以"忠君"为主题的传统屈原阐释逐渐动摇,新的民族主义阐释与构成其合作、竞争方的自由主义阐释开始形成,前者促生了最初的"屈原爱国"观念。新文化运动时期,经过两种新阐释共同从学理上对"忠君"的系统解构,以及民族主义阐释对"爱国"的建构,"屈原爱国"观念真正确立并逐渐传播,但尚未获得各方的足够认同,知识界中自由主义阐释甚或一度超过民族主义阐释。九一八事变后,一些自由主义阐释者改变态度,不同程度地转向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阐释终在全面抗战时期压倒其他阐释而渐成主流,"屈原爱国"从之前作为少数精英的新创思想走进了生活世界,成为一种制度性、风俗性和常识性观念。该观念自产生三四十年后便迅速发展为主导观念,正是一个从个人阐释发展为公共阐释的过程,表现出复合性发展等鲜明特征。前后的"屈原爱国"观念虽能作如此统称,却并非"不变的常数",后期便在对外指向的"爱国家爱民族"之外,增添了对内指向的爱人民、反独裁的新内涵。     

罢市与抵货运动中的江浙商人：以“五四”、“五卅”为中心

在民国初年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商人往往表现出消极的态度和矛盾的性格。虽然我们可以发现商人民族主义意识的抬升,但是总的来看,商人在运动中多处于被动地位,其采取行动主要是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以及保持一定的商业程序。以“五四”、“五卅”两次运动中的江浙地区来看,罢市多是在学生等的压力下得以实现,且罢市后,暗中继续营业现象依然存在。当外在干涉力量浅弱时,商家便想尽快开市。抵货运动的发起,不同行业的商人利益得失相异,故其态度便有很大的分野。一些与外商竞争营业的商人,他们常会对运动表示支持。而一些与外商合作营业的商人,则常因为运动而遭受损失,故基本上持反对态度。然而由于内在因素的制约,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商界损失面便会扩大,而支持亦会日益减少,运动便无法继续下去。     

罢工与建政:省港罢工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研究

1925至1926年,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省港罢工的兴起与国民政府的建立呈现出二元互动、紧密连结的态势。省港罢工为国民政府提供了革命的政治氛围,国民政府为其提供了优厚的物质条件以及宽松的政治环境,使其能够摆脱群众运动的一般规律,拓展了群众运动政权化的新路径。然而,省港罢工受政权之荫蔽,也为政权作出牺牲。大国争持,政府内耗,民众热情衰减,各种因素复杂缠绕,共同造成省港罢工且谈且罢,旷日持久,苦苦支撑的局面。     

“弃儒就贾”本义考——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问题研究之反思

"弃儒就贾"是讨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与士商关系的一个重要论题。一些学者视"弃儒"者为儒生或士人,将"弃儒就贾"之风作为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与士商融合立论的起点或依据,进而提出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本文通过对"弃儒就贾"本义的考证后认为:一是此处之"儒"是指科举士子的举业,而非"四民"中的士;二是"弃儒"行为的发生与"弃儒"者儒学水平之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即"弃儒"者不一定是儒生或士人;三是"弃儒"不一定"就贾"。因此,"弃儒就贾"之风与明清商人社会地位提高、士商融合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对所谓的"新四民论"和"士商相混"说似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     

对近20年来美国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冷战”思维范式的反思

在美国学界关于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中,部分学者依然延续着"冷战"思维范武。这种范式的主要特征是:思维预设上表现为强调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思维理路体现为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角度考量中国"民族主义";在分析中国"民族主义"方法上采取单方面展示的策略。从本质上讲,"冷战"思维范式是西方中心思维范式的极端化,其思维根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以"冷战"思维范式考量当代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给中美公众带来了相互敌视的恶性循环,而"冷战"思维范式中也凸显了美国部分学者双重标准的悖论。     

清末文献中的广东“绅商”

清末广东文献中“绅”、“商”以及“绅商”身份认同存在各种情况。商人捐纳虚衔 ,其士绅的身份并非随时会被认同。某个具体的“绅商”主要被认同为“绅”或“商” ,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清末广东“绅”与“商”对流、联合的情况已经很普遍 ,形成了人数颇多、影响颇大的亦绅亦商群体。但“绅”、“商”毕竟没有合流 ,保持界限、经常竞争是“绅”与“商”关系的主要方面 ,“绅”、“商”关系变化总的趋势是士绅地位下降和商人地位上升     

英国工业化时期的雇主结社行为与劳资冲突

现代劳资关系是涉及雇主、工人、政府三方的社会政治博弈运动。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的劳资关系中,由于思想观念和现实利益的冲突,各行业普遍存在着与工会对立的雇主结社组织。它们通过采取集体闭厂等措施同工会领导的罢工相对抗,形成了劳资集体对抗的局面,提高了劳资冲突的烈度。随着新模式工会的兴起,英国工人运动趋于稳健与现实,而寻求降低劳资冲突成本的雇主结社组织也逐渐放弃了排斥工会的态度,开始承认工会并将其作为谈判对手。劳资双方开始通过集体谈判化解冲突,从而形成了双赢的博弈模式。     

“无情鸡”事件：国民革命后期劳资纠纷的实证考察

1927年初,因曲江商会一纸电函而引发解雇工人的“无情鸡”问题,由于工会、商会、国共两党等诸多势力的介入,最终演化为一场持续50余日的劳资冲突。这一事件不仅集中反映了国民革命后期广州工商两界在利益冲突中迥异的心态及行为,而且,也体现了国共两党对待劳资问题政策的差别,折射出以“阶级协调”标榜的国民党政权在社会整合中为抉择在劳资之间的“公正”立场而面临的两难境遇。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以劳资合作来应对此次纠纷的事实中,亦可知中共对工人政治与阶级动员能力是有限的。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己出版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丛刊》中之一种。本书已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这本丛刊主要是从馆藏北洋临时执政府和广州国民政府的档案资料中选出275题、375件选辑而成。它反映一九二五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为主,广泛地团结了全国各阶层人士,进行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给予帝国主义侵华势力以沉重的打击。也反映了国共合作的广州国民政府对运动的大力支持,发扬了为国家,为民族     

中国工人阶级“六三”政治大罢工

中国工人阶級自产生开始就参加了中国革命的斗爭。不过早期的斗爭基本上是为爭取生活权利而进行的經济斗爭。而1919年“六三”时期的工人爱国罢工則是中国工人阶級第一次政治罢工。在紀念“五四”和“六三”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們特別来回顧一下工人阶級第一次政治罢工斗爭,紀念我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进行光荣斗爭的开端是很有意义的。     

“客商”论

自西汉帝采纳晁错《论贵粟疏》中“农为本、商为末”“重本而轻末”的经济思想作为治国之道以来,两千多年间,“重农抑商”一直是封建统治的主导思想。这样,商人便成了被封建统治边缘化的社会群体：在政治上,他们被搁浅,甚至被排斥。依据唐朝制度,工商或三代之内不得为官乘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成效与缺陷

国民革命时期商民运动的开展,对于中小商人组织程度的提高,促使广大商人摆脱在商言商的束缚,关心政治,支持和参加革命,产生了明显的积极成效;与此同时,广大中小商人的反帝爱国热情也空前高涨,积极参加了各次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商民运动也存在着若干缺陷,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制定的商民运动方略较为偏激,将洋货业商人等同于买办,并认定商会是反革命团体,均作为革命的对象,导致在商民运动期间引起较大纷争。另外,商民协会既是商民运动最重要的成果,但同时透过该组织也可具体看出商民运动还存在其他诸多缺陷。     

国共党争与阶级分野--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工商关系的实证考察

广州国民政府时期,不仅是国民革命迅速发展的高潮阶段,也是革命统一战线发生斗争与分化的转折点.以国共党争为主线,此阶段的工商关系因党派政治的渗入而愈趋复杂,并呈现出"对抗与合作"的双重态势.这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与商界的阶级对垒,而广东总工会等国民党右派工会则与商界取合作姿态.尽管此时工商间的阶级分野取得明显实效,但也毕竟有限,这与国民党"阶级协调"的政治统治逻辑及广州"劳资混合"的行会传统有着密切关联.     

驰骋西北的平阳商帮

平阳商帮作为晋商的一支,明清两代是其发展的重要阶段,清末民初逐渐由繁盛走向衰落。平阳商帮经贸西路,其经营地点基本为丝绸之路沿线城市如西安、兰州、银川、武威、酒泉、西宁等,其经营行业涉及盐业、冶铁业、布业、烟业及茶叶等。明朝"开中法"的实施为平阳商人经贸西路拉开了序幕,丝路贸易的繁荣吸引平阳商人前去经商,"互通有无"的商业模式给平阳商人提供了商机,便利的交通亦是平阳商人经贸西路的重要条件。     

名人眼中的“一二·九”运动

毛泽东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     

“贾名儒行”与“士风日下”:明清士商关系变动新论

明清时期,士商关系发生了变动,但这种变动并非基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商人与士人都未对商业实践进行价值重赋,商人所自信的是对士人之道的践行而非商业实践;士人对于商人的肯定以及所谓“新四民论”,底层逻辑是士人阶层对本身的反思与批判。因此,士人才是明清士商关系中的自变量。商人的自信实质上是对士人的质疑,这一方面基于商人自身对士人之道的实践,另一方面源于士人在财富下的异化。这种异化被正统士人批判为“士风日下”,士人也开始被质疑是否言行一致。这些批判与质疑则揭示出,士人之道已在实践与观念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