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地区森林植被的变迁

本文根据全新世中期以来气候的周期性变化分全新世中期、西周至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汉唐时期、唐末至两宋、元明清六个时期对历史时期四川凉山地区森林植被的变迁情况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总的演变趋势是逐渐萎缩,但其中亦有反复,过程极为缓慢;森林植被的演变是一个立体的动态过程;森林植被的演变有气候变化的原因,但无序的人为开发是造成历史时期凉山地区森林萎缩的最主要原因。     

西辽河流域环境史研究的现状、局限与取径

环境史以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自然环境与历史文化的特点决定了该地是开展区域环境史研究的典型地区。对于西辽河流域人类历史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学界做了不少研究。这些研究涉及的主题较广泛,包括自然环境的特点及其历史变迁,环境与文化及文明,经济形态、农业垦殖与环境变迁,聚落与环境,科尔沁沙地及其历史变迁,灾害史等,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下面分几个方面进行介绍。     

黑河流域历史时期野生动物变迁研究——以野马和野骆驼为例

野生动物的分布变迁,是黑河流域环境变迁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野马和野骆驼为例,探讨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分布变迁情况,分析了野马和野骆驼减少的环境背景:一方面气候变化影响植被的生长状况,植被的载畜量限制了野生动物的繁衍生息;另一方面环境变迁中的旱灾、暴风雪等自然灾害也会导致野生动物数量锐减.     

辽史研究综述

辽朝是契丹人建立的政权,与北宋并存二百余年,后亡于女真。连同西辽在内,辽朝整个历史前后三百年,大体上与宋朝相始终。在辽朝统治下的北方,社会经济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南、北方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局面,稳定了中国北方的版图。因此,研究辽代的历史,对于探讨我国北方的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和历史疆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仅就读书所见,试对辽史研究状况作一综述。囿于闻见,挂一漏万之处难免,尚希指正。     

汉中地区生态资源的历史变迁及其成因

本文主要从森林植被的变迁、重要野生动物减少灭绝等方面论述了汉中盆地全新世以来生态资源的重大变迁。认为唐代以来的“畲田”农业开发、频繁的伐木修栈、尤其是明清时期移民进入汉水上游大规模的垦殖活动以及极端缺乏植被的恢复和保护措施是造成汉中盆地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资源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南方打不过北方？

众所周知,美国历史上有一次南北战争,最终的结果是北方胜利,南方失败。其实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无数次的南北战争,有趣的是,大多也都是北方胜,南方败。     

近2000年来人类活动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清代中叶是近两千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 ,人口迅猛增加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根据估算 ,西部地区的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 30 %左右 ,下降为目前的 8.6 8%。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天然植被主要是疏林灌丛草原 ,秦汉时代森林覆盖率达到 30 %是可能的。清代后期 ,子午岭、黄龙山及陇东一些较边远山区森林已遭破坏 ,森林覆盖率下降到目前的 5 .5 %。西南地区森林植被演变的历史过程表明 ,清代以前人类活动对植被覆盖的影响还只是局部性的。之后 ,大规模移民的过度农业垦殖、盐业开发和官方的皇木采办等活动极大破坏了原本保持完好的天然森林。清代中期西北干旱区人口密度突破了干旱地带人口压力的“临界指标”,水资源利用率超过国际上通行的标准 4 0 % ,使河流大量水量消耗在支流和上、中游地区 ,造成下游水量剧减或断流是晚近湖泊萎缩干涸乃至沙漠化的主要原因。     

灞河中下游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

灞河是西安市东部渭河支流,古都长安重要的天然屏障。灞河河道历史变迁及其环境影响研究是西安历史环境研究的重要内容。文章研究了灞河中下游河道的历史演变和环境影响,认为毛西村以上灞河中游河道演变主要表现为河道下切、西移,通过研究灞河右岸阶地,计算出了灞河中游河道自形成以来的西移、下切量。中游河道变迁产生的环境影响主要是白鹿原原边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严重。毛西村以下的下游河道秦汉以来河道位置比较稳定,文章提出汉代灞桥在段家村、下水腰村一带,汉代漕渠在解放村附近与灞河相交。历史上灞河下游河道变迁主要表现为河床淤积抬高,隋初至元代淤积量为2米左右,元代至清代淤积量为2.68米。河道淤积影响下游桥梁、渠道安全,沿河洪水灾害威胁严重。河道淤积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伴随蓝田县人口快速增加,秦岭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水土流失加剧。     

唐五代敦煌种植林业研究

唐五代敦煌种植林业研究郑炳林研究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树木种植状况,是研究历史时期敦煌植被分布变迁状况很重要的一环。归义军时期敦煌树木植被分布情况到底怎样,有关地理志书都没有记载,敦煌所出古地志残卷也没有明确的记载,无疑增加了这一问题研究的难度。但是,...     

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述评

近年学术界有关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研究的成果,主要有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革研究、近代文物价值认知变化研究和近代"文物"概念异同比较研究等。只是这类研究多限定于单一学科,多停留在对概念本身含义的阐释上,未能关注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应以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为整体考察对象,重新研究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史,重点关注中国"文物"概念的学术考证、欧美近代古物观念的形成及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近代中国文物观念变迁的时代语境研究、近代中国典型文物观念的比较研究等方面,重新呈现文物作为物质的文物和作为文化符号的文物在观念上的多重面相,以使近代中国文物变迁史的研究更加丰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魏宏运先生访谈录

魏宏运教授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知名专家,是20世纪50年代最早投身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主持华北抗日根据地史料的收集整理,率先与国外学者合作进行口述史调查研究,改进、拓宽民国社会史研究的方法与领域,培养中国现代史研究领域的年轻学者,积极推动中国现代史研究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做出卓越的成就。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传播与理论扬弃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30年代是近代中国大量译介国外各种唯物史观理论书籍的时期,一本多译的情况比较普遍。布哈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便是其中中译本较多的著作。民国时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多种译本的广泛流行,对传播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时人注意到布哈林的理论中存在机械性等问题,故在将其作为知识资源时,逐渐扬弃之。深入考察《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译介、传播和理论扬弃,可以一窥民国时期国外同类理论著述影响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复杂面相。研究唯物史观在近代中国的构建,不仅应梳理理论内在的演变逻辑,也须梳理其文本传播的演进脉络。在此基础上,对唯物史观理论中国化的具体历程,则会有更深入的认识。     

本土史学与中国话语:《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的对外流播及其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之下,1959年山东大学青年教师景甦和罗仑出版《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探讨了中国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该书从生产关系的研究角度,着眼山东乡村并专注农民阶级,从内部提炼区域社会发展的历史方向,彰显了近代中国区域发展的差异性以及乡村历史的独特性,在利用本土史学资源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该书还借用田野调查扩充史料来源,重视计量分析在史学上的运用,朴素地显示出史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趋向。该书外译英文后,为西方学者推重,并对后者产生涵容互摄的学术影响。该书所体现出的立足本土史学并形成中国学术话语的治学风格,在中外学术交流频仍的当今富有借鉴意义。     

Forty Years of Ming and Qing Research Following China’s Opening Up and Economic Reform

Increasingly, Chinese history is becoming a more significant component of academic international history.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in light of the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whereby historical narrative has been able to go beyond more traditional standards of periodization, allowing, for example, Ming and Qing-era historical research to grow and develop qualitatively as well as quantitatively. In this sense, the field has greatly benefitted from the “ideological liberation” which followed in wake of the reform. However in a broader sense, this developmen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with academic exchange. Communications amo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of Ming and Qing history, as well a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 has normalize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reforms. This has not only led to a considerable influx of “overseas” historical research to China’s mainland, but has also allowed for a larger-scale access to and citation of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by these overseas scholars.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cholars have, from this, established much closer academic relations with one another. This tremendous progress made within the field Ming and Qing-era historical research during the past forty years was established upon the foundation of Chinese scholars’ assiduous efforts as well as their increasingly frequent exchanges with international scholars and academics.     

中国俄国史研究百年检视与思考

中俄交往始于蒙古西征和金帐汗国时代(1238-1480年),中国学人撰写俄国史自1878年刊印的鹭江奇迹人的《俄国志略》,到今天已经有整整140年的历史。中国的俄国史学科伴随民族命运、国家危机以及世界形势的变化而生,自诞生之日起即负有学人情怀、民族重任和学术职责三重使命。因此,俄国史学科在中国一直发挥着“知夷”和“盗火”的两大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俄国史(包括苏联时期和俄罗斯联邦时期)研究获得了70年的巨大发展,主要成就有:1985年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成立(1992年英文更名为中国俄罗斯东欧中亚史研究会),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党校、国家有关部委及党政机构纷纷设立俄国史或俄罗斯问题研究机构,建立了从历史学学士、俄国史硕士到俄国史博士的三级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俄国史和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业期刊创立并连续出版,大量的俄国通史、中俄(中苏)关系史、专题著作、各类教科书、翻译著作(来自俄文、英法、法文、德文、波兰文等)出版,中国俄国史学者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会议和国际合作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俄罗斯学”新学科正在建立过程中。     

工业化、民主化、民族化与中国现代化——评虞和平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

虞和平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历程》是目前用“现代化范式”研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规模最大、内容最新、分量最重的研究成果。该书以“工业化、民主化和民族化”为核心概念,以“两大模式三条道路四个阶段转换”为线索,纲举目张,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现代化的历程。在理论架构方面,该书对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现代化启动的动力;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外资引用问题等,都有深刻剖析,发人深思。与此相对的是,学术史回顾、某些史料的真伪甄别、选题狭隘等方面存在缺陷,需要进一步改进。     

李鸿章集外文考论

李鸿章系晚清重臣,其个人文集是学者研究晚清历史的重要史料。安徽教育出版社于2008年1月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为学术界全面深入研究李鸿章带来了极大方便。然因载籍甚众,全集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在查阅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李鸿章的七篇集外文,兹加以迻出,并略作考述,以供再版时参考。     

凌惕安与《咸同贵州军事史》

凌惕安是民国时期贵州著名学者,藏书家。对凌惕安的学术成就,贵州学界至今未有文章论及。《威同贵州军事史》是凌惕安的一部重要著作,他酝酿十年,笔耕四年而完成,全书共六十万字,详细记载了成同时期贵州54起起义事件,收录了与成同起义时期有关亲历者所写的资料,该书对研究贵州咸同起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