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史学转型期的传统派史家——张尔田史学思想简论

张尔田是清末民初的重要史学家。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向之时,他以继承和发扬浙东史学为己任,在史学宗旨和史学方法等方面,注重对中国传统史学精神和方法的阐发;同时,他针对近代新史学中处于主流地位的新考据学派的疑古倾向和考据倾向展开批评。张尔田的史学思想,代表了部分近代中国传统派史家的史学思想,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者重视。     

杨翼骧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述论

即使是在史学史研究几乎无人问津的20世纪50年代,杨翼骧先生仍在默默地坚持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编纂工作。以系统的资料编年为基础进行中国史学史研究,成为杨翼骧先生治中国史学史的重要特点。杨先生条分缕析、归纳综合的研究方法,对史学史研究有着规范性、严谨性和示范性的意义。杨先生很早就致力于撰写一部完整的中国史学史,他对中国史学史从古代到近现代发展的整体看法、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理论的思考等,都对史学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袁世凯与桐城派

袁世凯与桐城派关系密切,在袁世凯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阶段都有着桐城派的身影存在。袁世凯发迹之时的贵人吴长庆,后保荐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深受桐城派影响。袁世凯总督直隶时先后建校士馆、文学馆,聘请桐城派学人为师,亲为桐城派学人著作作序,大力宣扬桐城派古文。民初总统任上亦不忘提携,积极支持,桐城派得以在北京大学和清史馆一度占据重要位置。清末民初之际,为助其施政,袁世凯网罗任用了一批桐城派名流于其幕下,他们对教育、经济、政治变革多是积极参与。袁世凯与桐城派之间的政学互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方苞史学思想初探

方苞是桐城派的创始人,其"义法"说不惟裨益于后世文论,亦有助于史学关于史文与史事关系的处理。他重视校勘史籍,考订史实,指出官修之史的不足,主张"事信而言文"的史著编撰原则。方苞认为万物之理难尽,人事之变无穷,人类社会的一切皆处于不断变化和发展之中,人心之所同,即天理之所在。他从"南山集案"中汲取教训,从心理上认同清廷统治,其史学经世亦侧重有资于治世。     

清代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拓荒之作——《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述评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清代卷)是清代史学史资料编年的拓荒之作。该书继承和发展了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的特色和优点,体例谨严而完备,史料丰赡而翔实,考订精审,编纂独到,深具史识,是清代史学史乃至中国史学史资料编纂和研究的重要成果。该书将为清代史学史研究提供基本史料和重要线索,将对清代史学史乃至中国史学通史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世纪之初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进入21世纪，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范围逐渐扩大，短短的数年间，取得的学术成就令人惊叹，以下四个方面，是新世纪以来史学史研究的突出特点和表现。     

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综述

中国史学史分期问题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同时起步和开展的。作为研究史学史所应持有的基本观点和表述上的要求,分期问题是无法回避的。三、四十年代,当第一批史学史专著问世的时候,在内容上都有分阶段叙述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明显地受到梁启超观点的影响,把史官、史家、史学和史学趋势等方面作为阐述史学史的大骨架,并在此基础上,把史学史作某种段落式的划分。梁启超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一书中的“史学史的做法”一节里说:“中国史学史,最少应对于下列各部分     

吴汝纶·严修·周恩来的师承关系

吴汝纶(1840-1903年)是清末桐城派古大师和名的教育家,严修(1860-1929年)亦是清末民初名的教育家,周恩来(1898-1976年)则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杰出的国务活动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之一。他们三人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时代,然而却有着前后踵接的师承关系。     

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

姚名达是中国史学史学科创建历史上一位不容忽视的学者。本文依据其《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以及散见于信函与已刊著述中的介绍与阐述,梳理出姚名达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历程,拟定的架构以及已经成文的观点与主张等内容。中国史学史研究是姚名达最为重视,也始终坚持的学术领域与研究专题。姚名达的中国史学史研究规划,具有整体化、系统化的特点,其已经刊行的几部史家年谱,均应纳入到中国史学史研究体系之中。作为姚名达留下的唯一相对完整的文本,《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讨论了史理与史官两部分内容。其中体现出的对史学理论的重视,可视为姚名达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显著特点之一。     

张謇的方志编纂及方志思想

<正>鸦片战争后,从闭关锁国到国门被强制打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也随之被拉开。为了真实记录、反映近代社会巨变的地方现状,一些文人志士担起了编写地方志的使命。张謇是清末状元,清末民初优秀的实业家,学识渊博,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与文学素养,富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他深受传统“六经皆史”“史学经世”学术主张熏染,形成“经世致用”的理想抱负,在创办实业之前就注重对地方历史、文化、物产等方面的考察,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