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自杀问题的社会透视

二三十年代,上海正处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一社会急剧转型时期特有的时代条件和社会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这一时期的社会问题。自杀问题则被上海市政府认为是“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专业期刊与史学革新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专业史学期刊的出现是现代史学制度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之上,民国史学在人才培养方式、学术表达方式以及传播方式等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学术社群的凝聚力凭借期刊得到加强,史学研究的专业化、标准化、团体化趋势加快并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新兴的学术发表行为更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民国史学研究的整体形态.但处于动荡的社会中,期刊主办者受到各种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加之史学界内部派系纷争,沟通不畅,二三十年代的史学期刊常常处于困境当中.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国家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命运

本文介绍了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的建立及1918年到1937年的肃反、清洗运动中部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遭遇。作为革命前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国家列宁图书馆的建设中他们是组织者、参与者,在布尔什维克为巩固新政权采取种种措施进行的镇压运动中,他们又成了被审查者、被质疑者、被迫害者。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盐业暴力冲突述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胶东地区发生多起村民抢盐、围攻盐务管理机构的暴力冲突事件。这些冲突既有会党组织的,也有村民自发的。冲突对盐务职员生命构成威胁的同时,也打断正常的农业生产,增加社会治理成本。产生盐业冲突的深层原因是国民政府沿袭传统的盐引制,盐业市场自由化沦为空谈;因缺乏监督约束,盐制实施过程存在诸多弊端,盐政官员极易谋求超过行政职责的私利。私盐贩卖不仅与政府争利,而且影响社会安定。当越来越多的走私群体出现时,整个纳税群体就会集聚起对抗现有盐业体制的潜在力量。这种影响与普通民众对于盐税不断攀升的不满情绪相汇合,容易诱发暴力冲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类课程设置探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文学受文学革命影响而蓬勃发展,积极承担启蒙使命,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多所大学开设了民间文学类课程。这些课程真实地反映了民间文学教育在其草创之初的积极探索状态,彰显了民间文学多重的价值和强大的影响。挖掘这一时期民间文学类课程史料,总结民间文学教育的发展特点,评价其所取得的成就并探索深层原因,这对于在新时代积极推进民间文学类课程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高校民间文学教育优势,推动民间文学发扬光大,具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政治力量崛起的原因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黑人政治力量的崛起,是美国政坛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究其原因,是黑人大规模城市化、黑人中产阶级力量壮大、黑人政治意识增强及黑人合法主义传统等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然,黑人政治力量的崛起只是初步性的,其实质是黑人中产阶级政治地位的提高。     

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边缘化现象--透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帮会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帮会这种传统社会的怪胎,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上海得到全面的复苏和全方位的发育。上海帮会的大发展,是与上海新旧并存的社会环境、人口失控与社会失调、以及帮会与政权相互需求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适时而变”是这一时期上海帮会最为显的特点。“适时而变”使其获得了,特殊的生存空间,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但某些资本主义色彩并未改变其反社会、反现代理性与法则的破坏性本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界对贞操的现代诠释

贞操问题自五四以来成为热议话题,新文化人在批判传统贞操观的同时又为其赋予新的内涵。绝大多数新文化人在认同男女共守贞操的基础上,提倡夫妇互守贞操;继而又有人将贞操从婚姻领域扩展到恋爱领域,将爱情作为衡量贞操的唯一标准,强调贞操的“灵肉一致”和“灵先于肉”。这些观念成为知识界的“一般思想”。在这一诠释过程中,人们使用了多种现代知识和现代话语,反映出此时中国知识结构及其话语体系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的“窃电”难题

正北京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拥有电力照明的城市之一。创办于1905年的京师华商电灯公司,曾是晚清民国时期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电力企业。电力照明也是近代北京普及度最高的公用事业,1936年全市用电户已达到4万多户。电灯公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力雄厚,业务发达,但也面临着一些相当棘手的难题,其中一个就是长期存在的市民用户"窃电"——今天的白话叫"偷电",以及恶意拖欠电费等问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安徽小学教员及其生计初探

19世纪末以来,随着现代教育的发展,教师逐渐成为一个新兴的职业群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安徽从事初等教育的主要是一个以中等学校毕业为主的男性群体。他们接受的是现代科学的训练,尽管学历不高,年龄不大,但却是乡村社会中的知识传播精英。他们收入微薄,繁重的生活压力与工作负担使得他们最终成为乡村革命的播火者。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模式”对重庆的冲击

民国重庆城市现代化起步于刘湘“军人干政”时期。而川江航运的繁荣,城市精英的觉醒以及刘湘政权的若干举措,为“上海模式”输入重庆提供了重要条件。作为后发外生型条约体系城市,重庆的现代化不仅依靠西方现代性要素的刺激,而且更直接地受到“上海模式”的辐射和拉动。“军人干政”的负面效应致使以“上海模式”为蓝本的重庆城市现代化呈现畸变态势。在“上海模式”的冲击下,在本社会还缺少现代性因素积累的情况下,重庆城市现代化于20年代末期启动。     

1920-1930年代国家主义派之内在文化理路

“醒狮运动”之初,国家主义派致力建构中西杂糅之文化保守主义体系,以为其运动之意识形态。其现代学理厥为以欧陆玄学为基础的历史文化哲学,及玄学之反动———实证哲学及实证学科(包括实证主义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生物学、心理学等)。玄学与实证本相冲突,且因移植国家主义之中西时空错位,导致醒狮派理论之困境及内在紧张,并驱动其由消极强调国家主义之自在性,走向积极营建“新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玄学向为文化保守主义之壁垒,而实证主义之科学、进化精神及反玄学倾向,则促使醒狮派呼唤并回归“五四精神”,走向文化激进主义。     

从"再造"国民党到"以党治国":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孙科的政治主张

1927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权力重组的过程,蒋介石凭借军事实力,很快占据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理性的追求：抗战前浙江农民经营副业管窥

中国农民千百年来的生存之道是＂安全第一＂。抗战前浙江农民以种粮为主业,收入有限而支出庞大,必须寻求副业收入加以平衡。显然副业已成为浙江农民生存的＂安全阀＂,他们根据市场的刺激和机会理性地配置副业资源来寻求最大收益,以保证安全的最大化。但随着三十年代以降影响市场景气指数的各种不利因素的叠加,副业衰落,＂安全阀＂失效,农民生活恶化,农村经济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