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行宫研究述评

行宫是古代帝王巡幸驻跸之所,清代先后兴建了100余座行宫,帝王常在驻跸行宫期间处理朝政、接见使臣、举行重大政治活动,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章对清代行宫的既有研究成果进行详悉的学术史梳理,同时总结其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从而为行宫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供有益借鉴。     

圆明园不仅是帝王游憩之地

正《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圆明园》在人们的印象中,圆明园是一座华美的帝王园居游憩之地,但实际上,它也是重要的听政理政之所。比如,"正大光明""廓然大公"等日常办事场所的命名;再如,《圆明园匾额略节》记载的"所其无逸""天君淡寂""审几慎独""自强不息"等匾额,几乎均为勉励君主勤于政事的座右铭。"乾隆全年有168天驻跸     

明清传统城市中的寺观与祠庙

寺观祠庙是明清传统城市中的重要建筑,其规律性的分布表达了官方意志对其建筑方位与形态的影响;其数量之多、祀神之众,说明了人们信仰的多元化。而寺观祠庙在建筑格局上向府第官衙的趋同、祠庙祀神向佛道的趋同,则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潜能。此外,寺观祠庙以庙会或庙市的形式为城市中的各个阶层提供了最公众化的社会空间,进一步说明了寺观祠庙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昭陵封域寺观补考

正唐太宗昭陵位于今陕西省礼泉县境内的九嵕山上,有陪葬墓200余座,封域横跨昭陵、赵镇、烟霞三个建置镇。唐代释道并盛,朝廷有在帝王陵园敕建寺观供奉陵寝的习惯,因此,昭陵封域内当年寺观并立(见图1)。对这些寺观的记载,散见于五代以降的宗教典籍、金石著作和地方史志。随着岁序推迁,大部分寺观先后废毁,目前,     

东晋墓葬制度的考古学分析

东晋墓葬等级制度仅限于高级官员,中下级官员至庶民墓葬等级差异不明显。东晋家族内部墓葬等级差异也不明显,但各家族墓葬的形制和规格似有一定规则,而与家族地位之高低不甚关联。东晋帝王陵墓家族墓葬化,乃当时现实政治之曲折反映。东晋墓葬制度状况与东晋门阀世族社会的现实等级差异不甚相符,此认识对东晋历史研究有一定价值。     

“一百个最具影响力的家族”

悠久的中国历史,有一个重要的支撑元素就是“家”,从家族而家国,所谓“家国一体”、“家国同构”、“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一些著名的权力家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掌控力,有时甚至超越或取代了政府职能部门。无数家族对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影响了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甚至某一时段历史的走向。     

论刘向、刘歆和《汉书》之关系

本文根据古人所揭示的刘向、刘歆父子与今本<汉书>的关联为线索,从楚元王家族后人多身居"宗正一之职,以及刘辟疆、刘德之政治生涯,再联系向、歆父子参与的朝廷纷争,以观此种身份、立场所导致的,在今本<汉书>中的某些印记,从而更清晰地认识署名班固撰<汉书>其真实的成书历程.     

从族到家:宗室势力与西晋政治的转型

晋初宗室势力与皇权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共生关系,晋武帝时代先后在泰始、咸宁、太康年间三次分封、调整诸侯王,每次都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通过多次调整诸侯王国格局,晋武帝完成了魏末以家族为单位的权臣政治向以帝王为中心的皇权政治这一权力结构的转化,并成功地将晋初以宗室诸王为主的分封格局扭转为以帝系诸王为主,确立了皇族在宗室中的核心地位。     

中原庙会

庙会是一种集宗教、商贸、游艺于一体的民间聚会。据资料记载,庙会的渊源始于轩辕皇帝。在上古时期,“庙”是帝王、贵族用来祭祀祖先的场所。“会”指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会见。“庙会”在当时是帝王、贵族们舞乐祭神的重要政治活动,平民百姓是不能参与的。东汉时期,庙会发生演变,成为集祭祀、宗教、游玩于一身的定期不定期举行的民间聚会。     

老北京的庙会

庙会是一种集宗教、商贸、游艺于一体的民间聚会。据资料记载,庙会的渊源始于轩辕皇帝。在上古时期,"庙"是帝王、贵族用来祭祀祖先的场所。"会"指的是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会见。"庙会"在当时是帝王、贵族们舞乐祭神的重要政治活动,平民百姓是不能参与的。东汉时期,庙会发生演变,成为集祭祀、宗教、游玩于一身的定期不定期举行的民间聚会。     

沧源佤族丧葬仪式的调查与解读

在沧源佤族的社会中,丧葬仪式是其人生仪礼的重要组成部分,透过葬礼举行的形式化展演过程,提供了一个洞见该社会人观及其社会建构的窗口,即向世人展现了他们信仰中两个世界并存的世界观和"生—死—转世"、"生—死—鬼"的灵魂观以及浓厚的家族观。     

关中古代帝王陵寝选址与分布的地理影响因素探索

关中古代帝王陵寝众多,选址与分布受地理因素影响较大。在自然地理方面,华夏始祖陵寝呈散点状分布在关中北部地区,这是生产力低下,被动适应当时自然环境的一种表现。第一,关中地理位置居中、封闭、易守难攻、面积大、水热条件良好、物产丰富的自然地理环境在全国是十分独特的,是冷兵器时代封建王朝难得的最佳生存场所,历史上多次建都是一种必然的选择。第二,政治地理中心迁移对帝王陵寝建筑分布也有重要的影响。第三,人口的增加、水利工程的建设、商业的发展等经济地理因素,为关中古代都城及帝王陵寝建设提供了保障。第四,传统风水理论、天人合一思想等文化地理方面影响因素。     

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以《愁言》为中心的研究

晚明的历史特殊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都发生了不同于此前的变化。在女性婚姻家庭层面,女教的相对流行、伙伴式婚姻关系的出现,均成为新的社会现象。本文以晚明吴江叶纨纨的《愁言》为中心,考察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女教对女性情理观、婚姻观以及对待婚姻生活态度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女教为婚姻关系中女性情感与道德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对这一时期女性,特别是上层社会女性传统的情理观和婚姻观造成冲击,并因此对其现实婚姻生活产生影响。     

明清以来地域商人对身份的自我超越——以叶开泰叶氏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从徽商家族发展变迁的视角看,于明崇祯十年(1637)创立了著名的汉口叶开泰药店的叶氏家族,先后经历了从徽州迁居江苏溧水、再从江苏溧水迁居湖北汉阳的两次重要迁徙,其根本目的是以家族的地域流动来推动家族商业发展。叶氏家族并不满足于商业上的成功,而是把叶开泰药店的商业利润作为养家和提升家族政治、文化地位的资本。叶氏家族通过对“徽州人”身份和“商人”身份的自我超越,不仅实现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也推动了家族社会地位的显著提升,使其从休宁淄溪一个普通的徽商家族蜕变为驰骋于政商两界的汉口著名世家。叶开泰叶氏家族的发展史,开创了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商人商业经营和自我发展的新模式,为我们跳出商帮史的视角,超越地域和职业,从“人”的发展的角度去重新理解传统时代的中国商人提供了一个生动案例。     

“家族国家观”的悖论

日本儒教中的家族孝主义是家族国家观的重要基础。但是作为幕藩体制下封建武士之间的道德,它无法直接为明治近代化的目标服务甚至形成阻碍。因此家族国家观虽然植根于传统的儒教家族主义,但又是对其不适应时代课题的部分进行修正后,重新建构起来的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带有两面性,不是简单的“复古”,也不是儒教家族主义道德的简单复活。虽然家族国家观在统合民众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其原理与近代国家原理之间存在抵触,致使家族国家观自身蕴含着重大的悖论。     

清代涿州行宫建筑艺术特色研究

清朝以推崇传统儒家文化及怀柔边陲少数民族的治国方略绵延了近三百年历史。在此背景下,清帝巡幸成为重要的治国手段。行宫是帝王巡幸途中日常起居与理政的重要保障。涿州是清高宗乾隆帝多条巡幸路线上的必经之地,因此清廷在此兴建行宫。涿州行宫自建成以来数次作为皇帝南巡、西巡及谒泰陵的驻跸之所。其"前宫后苑""宫苑结合"的建筑布局,多角度扩大空间感的构思以及对区域文化内涵的利用,以小见大,反映了紧凑型宫殿扩展空间的经营特色。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 2 0世纪初 ,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 ,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 ,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 ,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 ,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因此从专制政权到社会改良精英 ,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 ,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 ,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明代宦官历史教育论析

明代宦官在东宫教育和帝王日讲、经筵乃至日常生活和政治实践中发挥了重要影响,明人亦强调宦官对于帝王历史教育不可或缺的作用。明代宦官经由内书堂和自我学习接受历史教育,其在历史教育实践中与帝王之间表现出某种趋同性特征,并转而影响君主。受中国古代"明君德政"历史教育模式的影响,明代儒臣透过"贤宦良政"和"恶宦劣政"的历史举说或历史书写,推行宦官历史教育,既于内书堂教育中注入历史训诫,又编纂以古今类型化宦官传记史事为内容的专门史鉴书籍。历史教育成为明代儒臣、宦官与帝王三者之间交互沟通和影响的纽带,以历史教育为中心的史学经世致用取向构成明代中后期史学史的时代性内容。     

扶风强家村窖藏器恒簋盖铭新释——从西周世官的特殊现象考察

扶风强家村窖藏铜器群属于西周虢季氏家族,然而同窖所出的恒簋盖铭中的恒一直以来都被排除在该家族世系之外。恒簋盖铭所见器主恒的册命辞与殷簋铭文“更乃祖、考、友”有相似之处,殷簋铭文或可为破解恒簋盖铭提供重要线索。将二铭比观,可以发现恒可能是作为家族宗子之“友”参与到世族职官赓继中,而“友”正是西周贵族社会中血缘亲属关系的重要构成,其与贵族家主或存在人身依附关系,这样不仅能更合理地解读恒簋盖铭“更■、克司直鄙”的含义,而且能为恒簋盖何以出现在虢季氏窖藏中提供合理证明。     

唐代帝王官宦的择婚特点

唐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使帝王官宦家庭的择婚标准呈现出新的特点。科举取士,使帝王官宦的择婚在重视门第、联姻功臣贵戚的同时,更注重联姻文雅之士;皇后专权,产生了以武、韦集团为轴心的联姻;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又引发了与武士集团的联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