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签订的来龙去脉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施冷战封锁禁运政策之下,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宫腰喜助,以极大的胆识。远绕欧洲来到新中国,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在北京签订了中日两国第一个民间贸易协定。该协定的第一个执行合同货物交易价值虽不大,但其影响是深远的。     

论改善中日贸易结构与转变中日贸易增长方式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贸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日本曾连续11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在2006年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在对华直接投资中,日本仅次于港澳台地区。但中日贸易结构仍较落后。日本的对华直接投资能否有助于中日贸易结构的改善和中日贸易增长方式的改变,促进中日贸易更好地发展是本文探讨的主要问题。     

中日友好贸易始末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两国贸易只能以民间形式进行.1955年中日第三次民间贸易协定签订后,两国贸易往来渐趋频繁,至1957年,双边贸易额已达11400万美元.但日本岸信介政府上台后,对中国奉行"政治上敌视,经济上捞一把"的错误政策,致使双方关于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谈判出现了波折.特别是1958年5月,日本政府在长崎纵容暴徒侮辱中国国旗,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国政府被迫宣布中断对日贸易.进入60年代,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池田内阁对华政策的调整,周恩来总理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即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打开了中日贸易的僵局.友好贸易就是在该原则指导下最直接的成果.所谓"友好贸易",是指所有愿意发展对华贸易的日本商社必须对新中国持友好态度,只有经过有关部门认定的日本友好商社才能同中国外贸部门开展贸易往来.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曲折过程与中日关系

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8条规定：中日双方将就签定和平条约进行谈判。1974年11月,中日双方开始关于和约的预备谈判。到1978年8月签署和约,经过了45个月。这一谈判为何迁延近4年之久?本文将对中日和约的谈判与签定的过程进行考察。     

"间岛问题"的历史真相及中日交涉的历史经验

20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朝边界纠纷和朝鲜移民的保护权为借口,蓄意制造了所谓的“间岛问题”,并由此在中日之间挑起了长达三年的外交争端。事实上,早在日俄战争前后,日本就将其军事、政治、经济势力以非法的手段和途径向延边乃至东北渗透。“间岛问题”只是日本帝国主义用来混淆视听、遮人耳目以达到公开夺取中国延边地区的借口。在中日交涉中,中国官员依据扎实的历史文献考证、实地勘查和国际法条文,通过开展移民实边和加强军备等措施,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捍卫了国家的领土。     

浅议"文革"史研究中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综合运用

文献法与口述法的结合运用,能够更大程度地赋予普通民众阐释自身历史的权力,推进宏观论证与微观调研、量化研究与质性分析的同步进行,不仅有助于挖掘新史料,还能够拓宽研究视野、提供新的研究方法。对“文革”史研究具有突破性的意义。     

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签订始末——兼论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的肇始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打破美国的封锁遏制,打开对日外交的困顿局面,中国利用民间渠道,积极推动与日本民间的经贸往来。在中国与日本民间贸易团体的共同努力下,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最终达成,这是中国对日本民间外交政策的一次成功实践,在中日两国政府和民间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在伪满统治中的“自治派”与“统制派”

近代日本侵略统治伪满的思想与政策并非铁板一块,它至少存在着两个派系:既有利用“以满制满”、自治主义为手段的“自治派”,也有追求中央集权、统制主义的“统制派”。前者倾向于自下而上的自治主义,不断在地方上推进“县自治”与“保甲制”,以图在“自治”的名义下利用华人对各地展开实际操控并向上层扩大;而后者则倾向于自上而下的统制主义,期望削弱地方的权能,构建并强化“总务厅中心主义”等中央集权性政策,将伪满彻底地属国化、殖民地化。两者之间既有摩擦,也有配合,共同统一在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东北、奴役东北人民的大目标之下。     

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影响

本文认为,中原地区在中国文明化进程中的作用是一个逐步强化的过程,在文明化的初期阶段,这里更多的吸收了周边地区各种文化的一些因素,在夏商周时期逐步成为文明中心.作为文明中心,它的影响作用主要表现在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深层次方面,即社会的观念形态和礼仪制度等方面;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体现在文化的表层层面,即物质文化产品的基本形态方面.文明中心的进一步强化,使中原文明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表现形态.     

论派阀解散运动的"虚"与"实"

派阀解散运动贯穿着日本自民党政治改革的历史,为数众多的自民党总裁以高喊派阀解散来表明欲革新政治、有所作为的决心。纵观岸信介以来直至小泉纯一郎的派阀解散历史和派阀毫发无损、依然活跃的现实,可以看出解散派阀是虚,通过它达到政治目的是实。派阀解散运动归于失败除了客观上的原因以外,最为重要的是自民党总裁主观上根本不想解散派阀。     

从“中间派”到“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同盟在香港（1946—1949）

1946—1949年间,受国民党排斥的民主派被逼暂移香港。中国民主同盟这个曾据有国、共以外的全国第三大党地位的中间力量联盟在成立之始即利用香港,并借助中共,来建立其舆论机关。1947年国民党宣布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后,该盟的核心分子在香港已放弃中间派的立场．向左派靠拢。1948年,他们在香港召开三中全会,并积极参与对中间路线的批判。香港特殊的政治生态环境,为这批国民党的异见分子提供了一个重整力量的空间,更有利于中共对他们的统战,并有助于中间派的彻底改变和转向。中国民主同盟及其他旅港小党派的代表终在1949年前后全数北上回国,迎接中共对全国的解放,成为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如果说,中国民主同盟所经历的是一个“中间派→中间偏左派→左派→中共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的发展历程,那么它就是在香港进入了这一发展历程的最后阶段。这个历程可说是中国民主党派主流的发展轨迹。     

抗战时期国立中学的创办及其意义

抗战时期,为了救济青年失学并发挥教育功能以增进抗战实力,国民政府先后创办了30余所国立中学,改写了“中央向不直接办理国立中学”的历史。这种中等学校教育,在学校管理、教学内容和师生成分等方面均异于平时。它的创办,既抢救了战区大批中等教育人才,使东部地区中等教育现代化不致中断,又促进了西部地区中等教育的开发和发展;既推动了战时各级各类教育的整体进步,又充实了民族有生力量,从而支持了抗战大业。     

清末留日学生"取缔规则"事件再解读

1905年中国留日学生因日本政府颁布"取缔规则"而发起的群体抗议活动,无疑是民族精神和爱国激情的张扬.但是,就"取缔规则"本身来讲,从出台缘由、性质到具体内容,实属正常的教育整顿,旨在进一步规范日本的留学教育.留日学生因日俄战争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以及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积之日久形成强烈的反日民族情绪,以"取缔规则"为导火线,一触即发,从而将教育问题演变成一场激进的政治反抗运动.事实上,留日学生对此规则存有诸多的误解与误读,情绪化的激情有余,冷静的客观分析不足.难能可贵的是,留日学生也在"蛮干"的过程中逐渐反省,回归理性.这对留日学生日后的政治追求和社会活动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明清时期地方志东传日本的历史过程

中日书籍交流史是近年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但对其中的地方志这种历史地理文献尚缺乏系统的探讨。本文以方志东传日本最为频繁的明末至清咸丰年间为研究范围,从文献传播学的角度,归纳并分析了这期间中国向日本输出地方志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探索了渡日方志的流向。     

抗日战争时期旅日中国留学生的救亡活动

抗日战争是一场中华民族的抵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华民族的各个组成部分都为最后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当时旅居于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与中国国内的各界民众一样,曾以旺盛的民族精神,积极投身于创办反战报刊、搜集日军情报、发展抵抗组织等爱国抗日活动,这些活动成为以国共两党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支重要海外策应力量。     

中共、粤系、蒋介石:1934年秋的博弈

1934年中央苏区主力红军的长征是一场准备堪称周密的军事行动,共产国际、中共中央为此付出很多努力,其中中共对粤系的争取、利用尤为重要。粤系之所以会为中共所利用,当然和其本身利益密切相关,事实上,宁粤及中共多方面构成的赣南独特政治地理不仅对长征,而且对整个1930年代中共在此的生存、发展都有重要影响。循着这一途径透析,我们甚至会不无惊讶地窥测到,中共顺利突围背后,还隐约可以看到蒋介石的身影,这个身影是如此的诡异、飘忽、难以捉摸,但是更多历史资料的呈现,终究有可能使其难以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