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待挖掘的常见“新史料”——古籍中作为插图存在的地图

正当前中国古代传统舆图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那些绘本地图(集)和重要的刻本地图集,以及少量古籍中重要的插图,但实际上中国的古籍中存在大量以插图形式存在的地图,仅就《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四库禁毁书丛刊》(北京出版社)、《四库未收书辑刊》(北京出版社)以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5套丛书统计(去除了上     

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兼论《九边图论》的图版改绘与版本源流

世界上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是明代许论在嘉靖十三年绘制的,该图描绘了包括镇城、关楼、卫所、营堡、驿站在内的多层次、立体性的长城防御体系。《九边图说》残卷东起镇北关,西至偏头关西,现存三门峡市博物馆,是许论上呈世宗的副本。《九边图说》采用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形象绘法,对当时流传的,目前研究评价甚高的"计里画方"与图例绘法并未采用,而是以直观、实用为目的,反映出明代仍然继承了中国古代地图绘制中的人文传统。单纯以科学、定量方法衡量、构建中国古代地图史,是一种基于西方现代制图学的观念。这种方法并不符合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内在传统。作为第一幅长城地图,《九边图说》残卷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文物价值。存世多个版本的《九边图论》、《九边图》,只有谢少南刻本基本反映了《九边图论》原貌,其他皆有所改绘。     

中国历史地图集编绘的历史轨迹和理论思考

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历史悠久,早在晋代就绘有著名的历史地图,但中国古代的历史地图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纬测绘地图,而主要是以编绘政区疆域山川内容为主,并没有现代历史地图的综合表现。明末西方传教士将现代经纬测绘地图技术带入中国,但就是整个清代而言,大多数仍是采用传统的计里画方的平面符号和散点透视的写意山水方法进行地图绘制,中国历史地图是在清末才开始采用现代经纬测绘平面符号绘制和多色套印印刷,这方面日本人早于中国用现代方法绘制中国历史地图。从20世纪五十代以来,中国的历史地图编绘进入了繁荣时期。当代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如存在将历史地图看成文化工程而不是科学工程、强调绘制技术忽视基础研究的误区,从而影响了编绘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科学信度和使用功效。未来中国历史地图的编绘,释文同步化、地图信息化、多维直观化、历史场景化应该是四大发展方向。     

明代长城地图绘制与《延绥东路地里图本》考

明朝构建了规模庞大的长城防御体系,反映这一防御体系的长城地图也绘制甚多。其中各镇定期绘制了大量分路地图,是详细反映各路长城具体情况的地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延绥东路地里图本》孤本是目前所见仅存的单行路级地图。该图绘制于万历前期,采取传统的形象绘法,不仅直观地反映出这一时期延绥镇东路长城防御体系的整体面貌,而且较为准确地绘制出了长城设施位置与空间布局,反映出中国古代地图绘制具有依托当时技术条件,追求科学化的努力。     

印刷术与宋代知识发展方式的转型——以中国古代全国总图的发展为例

印刷术在宋代的普及除了推动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展之外,更为主要的是极大提高了知识的留存率,而留存率的提高又促进了知识的积累和创新。宋代之后,以地图作为载体的知识类型形成了明确的发展脉络,这与唐代及其之前极低的地图留存率以及所承载的知识缺乏传承形成了明显的差异。因此,宋代印刷术的普及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知识的发展方式。     

从宋代诗文看幽思与胜览思想对宋代地图学发展的影响

幽思与胜览是两宋时代地图学中的两个重要思想脉络。在思想感情与意识形态之外,它们对当时地图学发展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促进了政府测绘边疆地图的同时,激发了私人对边地的探险旅行和地图测绘活动;各类"天下"舆图的绘制,在文化和空间上塑造了王朝整体地域形象;推动了历史地图和州郡类区域地理图的不断发展。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在强烈的思想感情驱使下,石碑作为一种特殊的材质成为宋代地图绘制的重要载体,推动了地图绘制形式的发展。与幽思相比,胜览更多地体现了宋代地图学发展中的乐观因素,推动了八景图意象的兴起和山岳地图的流行,在中国地图学中开出一朵灿烂夺目的以审美为核心的地图分支。     

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初探

我国古代地图,或以帛画,或以绢绘,或以石刻,或以纸印,流传至今的,只有汉代墓葬出土帛画《地形图》、《驻军图》及宋代石刻《华夷图》、《禹迹图》、《坠(地)理图》、《九域守令图》等少数几幅。明代,印刷地图开始普及,散见于各类方志之中;可是,绘制的地图传世的仍然极为少见。镇江博物馆藏明代绢本南京(部分)府县地图(简称镇绢本图),设色彩绘,制作精美,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历史地理资料。本     

《禹迹图》制图技术再认识

《禹迹图》在中国地图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不仅因为它在传世的石刻地图中的绘制年代最早,更在于它有相当高的数学精度,是现存最早的画方地图。《禹迹图》客观的反映了宋代的地图制作水平,是中外古地图中难得的珍品,历来西方学者对它赞誉有加。目前对此图的研究又出现另一种认识,葛瑞母·汉卡克在其《上帝的指纹》一书中提到"一幅雕刻在石碑上,绘于1137年的中国地图呈现精确     

首都图书馆藏明末长城地图《九边图》考述

首都图书馆藏彩绘《九边图》,绘于崇祯后期,民国年间由汪申伯收藏。全图采用形象绘法,是现存《九边图》中形象绘法最为突出的地图,是一幅军事示意图,而非作战地图,反映出以直观、实用为目的的中国古代地图绘制的人文传统,直到明末仍发挥着主要作用。首图《九边图》机构、方位错讹较多。不过,由于这幅地图很可能是明代最后一幅长城地图,反映了明末九边长城防御体系的全貌,因此具有一定的学术与文物价值。     

九域守令图碑

1986年北京召开的《中国古代地图集》编审会议上,北宋《九域守令图碑》,引起了与会专家的注目。经会议鉴定,确认它是迄今我国古代地图中,所见到的一幅年代最早,也较精确的以县为基层单位而绘刻的全国地图,决定编入《中国古代地图集第一集(战国——元)》。《九域守令图碑》的发现,丰富了我国地图史学的早期内容,证明我国古代地图绘制技术领先于世界。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明末的"辽人"与"辽军"

“辽人”是明代东北地区的汉族区域群体,因长期的边塞生活而具有边疆特点的社会性格。后金进入辽东后,“辽人”有抗、殉、降、逃等不同的表现,反映出他们的复杂心态。清太祖晚年民族矛盾激化,“辽人”奋起抵抗,组成“岛兵”与“关宁辽军”两大军事集团,“辽军”遂成为抗金(清)主力。清太宗即位后,明、清双方展开了对“辽人”与“辽军”的争夺。清太宗调整民族政策,改善汉族待遇,并以军事胜利为后盾,重用、“思养”汉宫为政治号召,积极争取“辽军”,效果显,终于化顽敌为羽翼,大批“辽人”加入清军,为清朝开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曹丕"文气说"及"清浊"之辨

曹丕《典论·论文》是中国文艺理论史上第一篇文学理论专论。其中对文学风格,曹丕开创性地提出了“文气说”,并将气分“清浊”。对“气”与“清浊”的解读是理解曹丕“文气说”的关键。通过对“气”和“清浊”用法的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清”“浊”的正确解释并非“阳刚”与“阴柔”,曹丕是尊“清”而贬“浊”的。     

“共和”与“民主”的趋同——美国革命时期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

在美国革命时期,"共和"这一古老政治词汇的含义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建国者参照各种政治理论和历史经验,结合他们所处社会的特点,不仅成功建立了一种新型政体,而且为它做了全面的辩护和诠释,从而完成了对"共和政体"的重新界定。这种新型的共和政体,不再是"人民"与贵族分享权力的混合政体,而是完全建立在"人民主权"基础上的代表制政体,它的社会基础、价值取向和适应范围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与古典共和理念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与此同时,"民主"的概念也得以扩充,"人民"通过代表制行使政治权力的政府,与"人民"亲自掌握权力的政府一样,都可以叫做"民主"。这两个交错并行的观念转化过程,不仅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与"民主"的概念,而且使得两个原本含义不同的政体名称,最终变成了同义词。     

“国民”之发现——1903年上海国民公会再认识

国民公会是革命派和保皇派人士共同参与发起和组织的,它的出现反映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强及当时社会结构的错动,也反映了士与农、工、商诸阶层相结合,全国人民加强团结,一致对外的历史趋势。围绕国民公会的成立与解体,人们对爱国与革命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此外,国民公会还具有“国民外交”与自治运动的意义。     

从《新历史教科书》到《最新日本史》

今年4月9日,日本有关当局通过了“日本会议”编写的高中教科书——《最新日本史》。本就“日本会议”与去年编写《新历史教科书》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的关系,80年代“国民会议”(“日本会议”的前身)教科书事件的原委,《最新日本史》出台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关联,以及《最新日本史》与《新历史教科书》的共同之处进行了剖析,并就《最新日本史》中歪曲和篡改历史的部分内容进行了批判。指出日本教科书问题远远没有完结,国内外学术界应该密切注视日本教科书问题的动向。     

“江南本”《史记》考略

"江南本"《史记》曾藏于北宋御府,至南宋时已残缺近半,后来亡佚.该书的情况,仅见南宋高似孙论及.本文主要依据高氏所提供的江南本《史记》例文,并参北宋景祐本等相关材料校证,得出以下结论:江南本《史记》为五代官写本.该本与北宋官方刊定的《史记》文本有密切关系,可能就是北宋时校刊《史记》用的底本,它是唐宋之间《史记》传承的一个重要环节.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Alternative Spaces of the "Argentinazo"

The ongoing instability in Argentina that emerged from the December 2001 uprising in Buenos Aires (the "Argentinazo") has been one of the highest profile examples in recent years of reaction to the economic "disciplining" of a country. For enthusiasts, this reaction has been resistance, an upsurge against neoliberalisation by people conscious of what was happening and with alternative conceptions of how things should be ( Aufheben 2003 ; Carrera and Cotarelo 2003 ; Dinerstein 2002 ; Galeano 2002 ; Harman 2002 ; "IM" 2002 ; Klein 2003a , 2003b ; MAS 2002 ; Ollier 2003 ). Subaltern resistances such as those developed by Argentines have been the subject of much geographical writing on resistance in recent years ( Castells 1997 ; Leyshon, Lee and Williams 2003 ; Pile and Keith 1997 ; Sharp et al 2000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range of actions, or "action repertoire"( Tarrow 1998 :20–21), of the Argentinazo to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alternative material and discursive "convergence spaces"( Routledge 2003 )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emerged both as resistance to, and articulating a coherent alternative to, neoliberalism.     

古典学视野中的“匈”与“匈奴”

欧洲匈人的匈奴起源说在国内学术界早已几成定论。但该学说的史料、考古等诸多层面存在着难以解决的问题。马塞里努斯对匈人的记载是最早,也是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关于匈人的历史文献。对该文献进行核对和翻译,并加以必要的分析,有助于古代史研究者对匈人与匈奴这两个民族的巨大差异有所认识。同时,在古典史料中还存在其他可能与匈奴人有关的线索,藉此可以勾画出匈奴人西迁后的历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