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乡财政风险探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县乡财政困难问题一直广受关注,近几年虽然有所好转,但随即而来的土地财政等问题却不容忽视,县乡财政风险问题一直未得到解决。从收入和支出两方面来讲,笔者认为其主要形成原因分别是分税制财政体制的不完善和政府官员绩效考核制度不合理造成的经营城市行为。并提出从进一步完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建立政府官员综合绩效考核制度、构建财产税三方面来解决其财政风险。     

养廉银无以养廉——以乾嘉时期摊捐官员养廉银为中心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

雍正朝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的建立,是国家体制内一次"正其制度"的结构性改革,然其成效是短暂的。改革并没有改变低税收的国家财政,地方经费不足的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养廉银制度中公私界限的模糊,使制度自建立伊始便充当着"地方财政的储备银两"的角色。从乾隆朝摊捐养廉银之风兴起,到嘉庆初公私三七分割,再到以情急为借口的肆意摊捐,已掏空自督抚到州县各级官员的腰包。而由摊捐养廉银带来的官员低俸甚或无俸的政治风险,又导致官场腐败的加剧和国家钱粮的不断流失。嘉道年间各类名目的加赋、陋规重现于各省,然嘉、道两朝都已无法再复制耗羡归公的财政改革,养廉银无以养廉,是官僚体制内部改革无法解决的难题。     

深化财政体制改革 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对新体制下乐都县财源建设的思考

实行分税制,这不仅是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它对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提高地方政府理财积极性,更好地发挥国家的职能作用,增强中央宏观调控能力,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与此同时,分税制又给地方财政带来新问题和新矛盾,首当其冲的是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作为县一级的地方政府、财政要在优化支出结构,强化预算管理的同时,深入调查,吃透县情,结合本地实际,立足本地资源,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培植财源增长点,进一步深化完善财政体制改革,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以解决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财政体制改革及财政收入情况分析     

新中国60年税收管理体制的变迁

在中国,政府主导的经济体制改革路径制约着税收管理体制变迁的轨迹和任务。高度集中的税收管理体制是计划经济背景下的现实选择,"收入分成"制度构成这一时期最稳定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税收收入分配制度。新时期以来的分税制财政管现体制改革具有创新意义,建立规范的分税分级管理体制是中国当前税收管理体制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     

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官制度

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官员充分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这是因为政府的素质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官员的水准又决定着政府的素质,而要使国民中的优秀部分进入政府系统,并且合理分工以提高政府官员的工作效率,则必须依靠一整套科学的人事管理制度来保证。文官制度,正是西方国家的一种较为完善的人事管理制度,而且也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西方文官制度从其滥觞至今,已有一百多年     

由钱粮亏空看康雍乾时期财政制度创设中的因果关系--兼论清朝官僚政治的制度缺陷北大核心CSSCI

在对清前期钱粮亏空案的考察中,可以看到“挪用”与“垫支”、“摊捐俸工银”与“摊捐养廉银”,以及“蠲免”与“捐纳”等制度之间的关联性。由“挪用”到“垫支”的支出行为发生由非法到合法的转变时,并没有解决难以归款的问题。而由“摊捐俸工”到“摊捐养廉”,说明财政体制上存在着公私■的制度缺陷,虽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不断增大的财政缺口,却产生了官员低俸甚至是无俸的政治风险。此外,“蠲免”在被誉为造福于百姓的惠政加以推行的同时,被蠲免的直省因无征赋税不得不以备受诟病的“捐纳”“挪垫”“捐输”等作为解决财政短缺的途径。以上制度与措施之间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诸问题都指向了清朝低存留的财政体制,这成为清朝国家难以解决的政治隐患。     

唐宋田赋的“损免”与“灾伤检放”论稿

随着两税法的建立 ,田赋灾免成为与唐宋国计民生关系更为密切的政府行为 ,如何做到及时、如实 ,是宋朝改进唐朝田赋灾免制度的立法考虑 ,其中有不少合理成分。在实施过程中 ,宋朝一直存在地方官员讳言灾伤或检放不实的弊病 ,其原因包括检放程序过于繁细 ,以及其他制度如地方官员考课制度、财政利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牵制等 ,不宜以“吏治腐败”一语以概之。     

城市企业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城市增长机制研究

我国城市发展自本世纪以来呈现出加快发展的趋势。然而,这一进程尚不均衡和协调。本文通过城市企业主义这一视角,分析中国城市实现空间与经济迅速增长的机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2001-2009年间的公共财政结构,揭示出中国地方政府治理模式,并对其背后的制度原因进行了分析,以体现出城市企业主义是如何受到高度集中的行政考评体系和分税制这一转型期财政体制的影响。文章接着对地方政府为实现其城市企业主义战略而采用的土地驱动型发展模式进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中国城市发展亟待转型的呼吁。     

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与理性选择

我国的官员复出机制,面临着非公开化、非责任化、非透明化、社会认同度低的困境。如何有效解决被问责官员复出面临的现实困境,本文从四个方面予以了回答,即完善问责的基础,明晰官员的职责和构建相应问责程序,这是建立被问责官员正常复出机制的前提;转变问责的模式,由＂权力问责＂转变为＂制度问责＂,使被问责官员复出具有制度上的正当性;建立官员复出的回应机制,使体制外的＂权利问责＂与体制内的＂权力问责＂、＂制度问责＂形成完整体系,以减少官员复出的外部阻力;建立多元化的问责主体,以提高官员复出的社会认同度。     

国债恢复发行以来管理改革的回顾及评价

国债管理体制是财政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债管理改革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债自1981年恢复发行起至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基本处于恢复阶段,改革的重心以制度重建和调整为主,主要包括发行管理和流通管理。1993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正式颁布后,分税制改革开始实施,国债管理改革主要包括对中央财政赤字弥补方式和对国债使用、发行、结构、流通等环节的改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为财政确立了"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的新定位,由此开启了财税体制改革的新进程。     

再论法国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危机是法国大革命的导火索。通常认为的税负过重和借贷过多似乎不是问题的关键。税收体制固有的缺陷限制了政府从增长的经济体中汲取资源的能力,无法为法国的公共信贷提供良性的支撑。普遍税的推行对免税特权的冲击,引发激烈的政治论争,影响到18世纪下半叶法国的舆论环境。历次的债务违约导致路易十六时期借贷利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难以消解。政府试图进行理性化的制度改革,但是君主制的内在矛盾,加之公共舆论对其行动能力的约束,使旧制度末期的财政困境陷于无解。从税收体制、公共信贷和君主政治的交互作用所构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文化语境中,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大革命的财政起源。     

探析清代官员经济犯罪的原因——从制度和体制层面

清代官员经济犯罪行为的背后一定存在着诱发其犯罪的原因,经济犯罪是各种不同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本文从清代的专制制度和官僚体制两个方面去探析清代官员经济犯罪的原因,以揭示在这种制度和体制下官员经济犯罪的必然性。     

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的财政政策

1877年的西南战争使明治政府真正实现了中央集权。从1877年西南战争结束至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颁布,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确立时期。此间明治政府建立并完善内阁制,开设国会,制定并颁布宪法,建立近代天皇制;与其相适应,财政上,在致力于建立、完善近代财政金融制度的同时,开始由积极财政政策向财政紧缩政策转变。本文重点探讨此间明治政府财政政策转变的原因、内容及影响。     

区域合作与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研究

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发展是区域合作的强大推动力量和保障机制。积极推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实现区域合作,不仅可以推动行政区内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以解决跨区域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治理失灵等问题。要推动地方政府间横向关系的良好发展必须要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完善统一市场和法律,健全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美日两国分税制的比较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我国新型的税制体系已初步形成,这就为以分税制为核心的税制改革奠定了基础。分税制在我国如何搞?怎样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税收收入,充分有效地调动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及财政分配渠道?还有待于探索。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处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时,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制的特     

浅析我国的“引咎辞职”制

引咎辞职在西方是政府官员去留的一种形式，是官员对自己失职失责的一种主动追究，而我国随着《公务员法》的实施引咎辞职走向了制度化，这是有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的。目前引咎辞职制度在我国的实施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为了能使其尽快完善，本文给出了相关的建议和对策。     

中国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可行性分析

根据文化遗产的价值和类型,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是世界各国遗产管理制度的基本取向。由于不同的历史原因和制度条件,各国中央政府对文化遗产管理的程度、范围不同。在这些制度条件中,地方政府是否对土地拥有直接控制权、地方财政的支出比例、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等因素,决定了文化遗产中央直接管理的程度,也构成了中国文化遗产实行中央直接管理的最主要约束条件。     

中国古代退休制度

退体制度在中国是自古有之,而出于中国长期以来是"官本位"之国,各项政治制度的设置,基本上是围绕各级官员进行,所以古代退休制度主要也就是官员的退休制度。中国古代官员退休,有一个非常文雅的称谓:"致仕"。从字面上看,是去当官,走仕途。其     

美国考古资源保护财政制度解析

我国大遗址保护涉及资金动辄数十亿,融资方式成为决定大遗址保护行动效果的关键因素。相关财政制度研究十分缺乏却非常必要。财政制度研究应遵循资源特性—事权划分—支出责任—经费来源逻辑路线。通过全面分析美国考古资源保护财政制度在其文物保护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说明针对考古资源这类珍稀而脆弱的历史遗产,联邦政府承担主要保护职责,既有"专职垂直管理"体制,也有"兼职部门管理"体制,均得到多渠道联邦公共财政制度的有力保障,体现国际公共管理领域倡导的可问责理念。与其相比,目前我国大遗址保护财政制度存在着事权与支出责任严重失衡现象,建议区分不同遗址保护模式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马寅初财政、金融改革建言的逻辑依据和理路

财政、金融关系论是马寅初在民国时期提出各种财政、金融改革建言的逻辑依据和理路,其基本内涵是依托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健全财政理论,告诫民国政府要严格划分财政、金融的职能界限,尽量杜绝滥发纸币以满足财政需要的错误政策和行为。马寅初的财政、金融关系论形成的历史原因是民国时期始终存在的政府肆意利用金融的纸币发行职能来解决自身财政困难的政策。由于民国时期战乱频繁,政府财政一直处于入不敷出的赤字财政状态,尽管马寅初的财政、金融关系论虽然在学理上是正确的,但只对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过短暂的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