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考古学视域的商周医患关系初探

商周时期是中国医患关系发展转变的重要阶段。商、西周时期,巫、医关系密切,巫医掌握着主要的治病救人之法,身份等级较高,神权与王权成为维系医患关系的主要因素。至春秋战国时期,医学摆脱巫术而独立发展,出现了许多民间医者。走下神坛的医者需不断提高自身医疗技术,医术高低成为维系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这一新型的医患关系为后世所继承,促进了中国古代医学不断发展。     

秦汉帝国的神权统一——出土简帛与《封禅书》、《郊祀志》的对比考察

将新出简帛材料与《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进行对比考察,有助于阐明秦汉帝国将分散的宗教信仰整合成统一神权的渐进过程。先秦时期各国皆有自己的山神、水神,秦汉帝国将秦、楚、晋、齐等几大祭祀圈的山川神祇整合成五岳四渎系统。国家制定统一的祭典,建立官祀系统,通过限制民间祭祀内容、禁止民间另立私社和控制祭祀频率等办法来打击淫祀。国家加强对巫觋和巫术的管理,固定其场所和时间,极力消解其地域性。汉初设立的梁巫、晋巫、秦巫、荆巫等巫官,不完全是对各地方巫术的移植或复制,而是根据刘氏的身世源流,对全国巫术系统的重新洗牌,人为划定其分属职掌。秦皇、汉武的封禅和巡游,也并非为了追求一己之福,而是为了寻求东方神祇的认同。经过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和汉成帝等数代皇帝的努力,整合全国神权的历程逐渐完成。     

巫术文化和《离骚》

楚国的巫文化环境对于屈原的影响极深,屈原的所作的《九歌》就是用于祭祀,而这种巫文化同样也会影响到屈原的其他作品。屈原最伟大的作品《离骚》便随处可见巫术所带来的影响,其主要表现在巫师身份的介入、象征手法的借用以及语气的借用。     

先秦社会的巫、巫术与祭祀

本文分析了先秦时期巫的本质特征及巫术与祭祀的关系,基本论点如下:（一）先秦社会的巫,其基本功能是降神,与萨满（shaman）相似,而与西方的巫师（witch）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不应以巫师文化的种种特征来比拟先秦社会的巫文化。（二）先秦社会的巫术已溶入祭祀之中,因此,不应把先秦时期的巫术文化与祭祀文化看成可以截然划分的两个文化发展的阶段。     

16～17世纪西欧社会的"猎巫"

16～17世纪巫术案件在西欧大量出现,期间大量的巫师被投进监狱,其中很多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16～17世纪时的西欧进入了转型时期,当时的西欧社会正处于极度的无序之中,而对"猎巫"的研究可以加深我们对西欧社会转型问题的理解。     

汉代民间巫术与知识信仰

巫术思想及信仰在汉代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社会基础。是汉代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巫术与汉代知识和思想发展水平相适应。巫术思想和巫术活动具有广泛性特征。巫术在汉代思想文化中的功能主要表现在文化知识的积累与思想信仰两个方面。是文化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是文化“小传统”的主要发展形式。民间巫术信仰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存在共同的知识基础和思维模式．汉代官方意识形态及精英知识阶层中杂糅了大量巫术因素。民间巫术具有社会凝聚作用,对官方意识形态和文化也有一定拒斥功能。     

论巫术信仰的合理性根据

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巫术信仰是有其重要的合理性根据的。第一,寻求掌控的心理动机。即人们把巫术作为试图理解和预测我们居住的社会世界以期获得各种酬赏的手段。第二,获得精神慰藉的心理需求。在面对生老病死、天灾人祸等困境时,巫术既可以增强人们战胜困难的信心,又能够给遭受痛苦的人们以精神的安慰。第三,对社会秩序的整合功能。巫术能够满足社会制度的需要．维护社会群体的利益,即巫术具有对社会生活秩序的组织和控制的功能。     

腊八节的由来

腊月最重大的节日,是农历十二月初八,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八节”。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腊八节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驱疫。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病。作为巫术活动的腊月击鼓驱疫之俗,     

腊八节的由来

腊月最重大的节日,是农历十二月初八,古代称为“腊日”,俗称“腊八节”。从先秦起,腊八节都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丰收和吉祥。腊八节除祭祖敬神的活动外,人们还要驱疫。这项活动来源于古代的傩（古代驱鬼避疫的仪式）。史前时代的医疗方法之一即驱鬼治病。作为巫术活动的腊月击鼓驱疫之俗,     

浅析巫术对中国文化的影晌

巫术文化,亦可简称为巫文化,是中国文化现象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因此,中国巫术在中国文化形态的构成中,占有不容忽视的位置,同时亦对中国文化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以下仅从对文字学、古文献、神话、歌谣、戏曲、小说等方面的影响作一粗浅论述.     

从商金文的"寝某"称名形式看殷人的称名习俗

殷商时期的姓氏人名问题,近年来颇引人注目。从殷墟卜辞及金文中反映的情况看,当时的姓氏制度相当复杂,许多问题至今都未能在学界达成共识,诸如“妇某”之“某”究竟是姓是氏,是女字,抑或其它;贞人名及“子某”之“某”是氏还是私名等,争论颇多。又由于姓氏人名问题的解决与否涉及到我们对殷商社会组织的正确认识,关系到古文字资料的准确断代,其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欲就该问题中的某些方面谈一点自己的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笔者认为,要解决商人的姓氏人名问题,商金文中的“寝某”称名形…     

商纣俎醢侯伯新证

战国秦汉时的文献中常言商王纣脯醢俎杀诸侯方伯,并认为这是周武王兴兵讨伐、商纣亡国的一个主要原因。古今不少学者对此多有怀疑。今地下出土的晚商金文及殷墟甲骨文资料可证商纣俎醢酋长侯伯并祭祀先王完全是历史事实。从殷墟卜辞看,商代从武丁起以人为牲的情况呈递减趋势。商纣俎醢酋长侯伯不是个人品质性格问题,而是殷人文化习俗观念使然。     

商王朝东征与商夷关系

商王朝东征始自中商仲丁时期,此后直至商末,商王朝持续对东方夷族用兵。商王朝东征对商代的历史和商夷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推动夷族商化,二是商夷之间长期对峙,并导致夷族内部的分化。中商时期商王朝东征是为了转移内部矛盾并掠夺资源,晚商时期几次大规模的东征是征伐不服于商王朝的以人方为代表的东夷族。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见先秦私文书——商青铜私文书的兴起

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并展示的我国早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先秦青铜器,是中国先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之一。商青铜私文书只是先秦私文书的一部分,并非是我国最早的私文书。“九五”期间国家重大科研课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某些研究成果表明,商以前就已有文书记录产生,如再加以考古出土实物印证,夏就有可能是先秦私文书的起源时期,为此,笔者将商只作为中国青铜私文书的兴起阶段。     

生境的选择与楚文化的兴起

本文借助生态学理论,对楚人的南迁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其迁徙原因进行了剖析。认为自楚先季连族始,开始了南迁。商代前期,其活动地域在丹江流域;商代后期,其活动地域先在丹江与汉水交汇处,后在汉水中游的方山一带;商末至西周时期,其活动地域在湖北西北的荆山一带;东周以后,其中心地域在长江与汉水之间的宜城平原和江汉平原上。迁徙有自然的原因也有人为的原因,楚文化的孕育、形成与发展则是楚人对于生境选择的结果。     

改铸历史:先秦时期“以史为鉴”观念的形成

"以史为鉴"是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与史学思想的重要命题。早在周公之前,"以史为鉴"的思想就有了萌芽,上古先民规避祸灾的行为是历史意识起源的重要来源之一。这种意识,经夏商两代直到周初,才臻至完善。周代的鉴戒观念,包括"以天为鉴"和"以事为鉴"等方面,到了"以史为鉴",方可谓大成。"以史为鉴"的前提是对于历史进行改铸与剪裁,这是适应现实社会需要的结果。     

中原商文化的北渐及商王朝势力的北向拓展

二里岗下层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在郑洛地区。二里岗上层一期,商文化主要向北方扩展,此时商文化聚落遗址已蜿蜒扩展至太行山以北的壶流河流域,北易水流域以南地区已成为早商文化的分布区,并可能被早商政权所控制。同时,商文化沿黄土高原东、南两翼的拓展,恰好形成了针对此时商文化西北方的"钳形包围"或"犄角"拱卫之势。中商文化时期的聚落遗址点在太行山东麓的河北中南部的分布比较密集。殷墟文化时期,商王朝的政治疆域格局大体与中商文化基本相同,只是商文化分布区在北方已完全回缩到北易水流域以南。虽然殷墟式青铜器向北、西北传布很远,到达长城以北及河套地区,但这些商代铜器都是脱离殷墟文化陶器群孤立存在的,不能以此为据来确定殷商文化的分布范围。商文化向北方的扩张与退缩,是与商人的进退相联系的,反映了商王朝政治势力的北向消长。     

14C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始末

武王克商年代是我国古代编年中的一个关键点,近年来^14C测定技术有了重要发展,我国^14C测年界在此基础上探讨了^14C方法应用于商周历史纪年的希望。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立项,利用^14C测定判别武王克商年代范围的任务得以实施。1998年初两个常规^14C实验室以3‰测定精度,前后开始对陕西丰镐遗址出土样品^14C测定,并于1998年10月6－7日先后公布了^14C数据,提出武王克商代范围应判别在公元前1050－1020年间。1998年下半年AMS室开始测定。三室测定数据对比结果基本相合,利用殷墟,琉璃河等遗址出土的样品系列作^14C测定得出的结果,与上述年代范围一致。1998年11月30日公布了天计算结果,与测定结果不谋而合,经多方面反复验证,历时近二年,都无法动摇已有的判别结果,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周文王之法新释

周文王在完成准备灭商事业过程中,曾经推行过一条法令--."有亡荒阅".史学界一直都把这条法令诠释为:"对逃亡的奴隶进行大搜捕",并引用这段史料来说明早期周族的社会性质.本文根据资料分析,"有亡荒阅"搜捕的不仅仅是奴隶,而是各阶层逃亡的人各归其主;而且这条法令在周灭商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它协调了西伯与各诸候国的关系,最终形成了推翻商朝的合力.     

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由商朝的鬼神信仰到周朝的人文精神

从人类四大文明的角度来检视,不难发现中华文化最早由鬼神信仰发展出人文精神,这个枢纽蜕变来自夷夏两大部族文化的长期冲突与融合。夷夏两种文化自新石器时期即可看出不同的发展倾向,并常通过激烈的军事冲突确立彼此共主与宾服的关系。商朝的族裔源头与文化传承都承接于东夷部族,鬼神信仰对东夷人生活具有主导性的意义,其最崇敬的至高神就是上帝。商朝统治阶层深信自身天命来自上帝的授权,而周王朝通过不懈的奋斗灭亡商朝的事实裂解了长年被普遍认同的“血统天命观”,开启了特有的“德性天命观”。周建国初期,统治阶层对于天命的确保就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使得从商朝的亡国到周朝的立国,不止是王朝的更迭交替,更反映出中华文化的枢纽蜕变。周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源头,其表现就在人们尽管依然有天命的信仰,却不再迷信鬼神,更相信人自身的奋勉与否,才是任何事情成败的关键因素,中华文化的理性化历程由此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