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哈尔滨

1924年1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承认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始。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以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改组或建立了各级国民党党部,共同领导当地的革命运动,支持北伐战争。     

第一次国共合作“党内合作”组织形式的实现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开创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新局面,在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特点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国民党,实行国共两党的“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要事见闻录

本文是就喻老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经历,经过摘录、补充、整理成篇。其文字资料及图片由喻老的外孙女王采提供。     

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过程中的共产国际因素探析

1924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这次国共合作实现的过程中,远东共产国际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它不仅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政策同时也促使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共产国际的决策直接指引着国共双方顺利走向合作的道路。     

浅析蒋介石对第一次国共合作态度之演变

蒋介石在中国现代史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历史走向和抉择。要想探明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可以通过国共合作的关系演变着手。本文正是通过分析蒋介石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态度转变,揭示出其阶级属性与政治政策方向,为探究其历史作用奠定基础。     

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的外国人

说起“国共合作”,人们不能忘却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牵线搭桥的外国人——鲍罗延。他是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苏联顾问,也是这一时期在中国具体贯彻执行共产国际决定的主要代表,在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

在上个世纪20年代,由国共两党结成的革命联合阵线与帝国主义及其走卒北洋军阀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两党携手合作,由孙中山一手建立起来的南方革命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这对于北洋军阀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盘踞在中国中部、北部的各路军阀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暂时停止了彼此     

从国共党际环境的演变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共产党对国民党由敌对关系到合作抗日的酝酿时期,到国共联合建立党际环境联络机制的谈判阶段,再到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党际环境日臻成熟的形成过程。它的发展动向对战时的世界局势特别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进程有着重大影响。本文以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中国民族矛盾不断加深背景下对国共两党抗日态度、立场和政策的影响及关系展开思考,从国共党际环境演变的角度探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的发展轨迹。     

西湖会议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中共“二大”召开以后的一个多月,在共产国际代表斯内夫利特(马林)的建议下,1922年8月29日~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西湖边的一所民宿里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至今也有整整一百年了。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共“二大”当选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还有李大钊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及其翻译张太雷等7人。会议的具体地址已无从查考了。     

张继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张继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极其复杂与富于传奇色彩的历史人物。他是清末中国最早的留日学生,又是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者。更为重要的是,他是最早投身辛亥革命的民主战士与同盟会的发起人,是中国国民党著名的元老,因而曾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的老辈”~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１９２２－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与破裂的过程中,曾起过非常重要又非常复杂、极富典型意义的作用。他先是积极倡导,奔走联络,鼓吹不遗余力;但曾几何时,他又带头发难,肆行破坏,锋芒毕露,变化迅速,前后判若两人。可以说,再没有一个人象张继那样…     

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的结局

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破裂,对于毫无思想准备而又几乎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来说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刚到长江流域的大节命也就此结束。是什么原因导致大革命的失败?除了早有定论的主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我们探讨大革命失败教训时绝对不能忽视而往往又容易被遗忘的,这就是两党合作的形式——党内合作,它在促进大革命高潮产生和促使国共两党力量迅速壮大的同时,也为国共关系埋下了猜疑、不安,直至破裂的种子。     

简论1946年的国共军事整编复员

抗战胜利之后,在国共和谈进行过程中,军队问题始终是双方争执的重点之一。国民党企图以“军队国家化”的名义,将中共军队化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中共则坚持军队的独立性。为此,双方进行了反复交涉。１９４６年２月,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停下,国共达成整军协定,规定了双方军队整编的原则和进行步骤。虽然这个协定由于整个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未能实行,但国共双方仍据此进行了一些初步的整军工作,本文即略述此一整军的过程。一、国民党的军事整编１９４６年２月２５日,国、共、美三方代表张治中、周恩来、马歇尔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     

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精神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一大”通过了十三项议案,其中最能体现“一大”精神的两大成果是：通过“一大”《宣言》和国民党新章程的确立,使濒临瓦解的国民党从此焕发了青春活力,向着一个有鲜明主义、有严密组织、有群众基础的党迈进。本围绕国民党“一大”两大成果的达成,探讨国民党“一大”精神与孙中山的思想,以便真切地了解孙中山晚年的思想。     

全面抗战前红军改编谈判中的国共较量

中共是蒋介石的劲敌,也是西安事变善后的主要对象。蒋介石欲收服中共,中共要联蒋抗日。双方不同利益取向却有共同的抗日诉求。抗日促使双方和谈,以达成共识。红军安置问题是双方谈判的重中之重,以此为中心,国共展开较量,围绕红军防地、人数、编制和领导权等进行博弈。蒋介石极力压制中共要求,中共借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还未完全撤离西安,以及国内的抗日氛围,要求蒋介石满足红军改编条件。受国际博弈和国内政争影响,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时而妥协、时而强硬,中共有限度忍让同时对原则性问题坚决不让步,最终蒋氏不得不妥协,在人数和编制上满足中共要求,但蒋介石觊觎红军领导权并欲控制中共,加之掌控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导致红军改编未能实现。     

抗战时期国统区后方生产竞赛运动之初探

生产工作竞赛运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所倡导的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它是当时国民政府为了解决军需民用问题以及适应救亡图存的时代潮流而发起的.为推动这个运动,其领导机关全国工作竞赛推行委员会从设计、宣传、督导、评判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该运动在推动生产力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具有竞赛形式多样化、重视生产效率和个人技能技巧以及特别注意节省生产原料等特点.     

论国共两党对南京大屠杀的共识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为了达到否定侵略历史、翻历史定案的目的,诬称国共两党早期均未提及南京大屠杀。本以确凿资料证实,60多年来,面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国共两党始终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和共识,其中包括：屠城发生时,对日军暴行的共同揭露;面对暴行,对暴敌的共同抗争;为清算罪行,对屠杀规模的共同认定。此乃由两党共同的历史情节与民族情节所决定。事实证明,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从国共两党态度上找到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根据是徒劳的。     

皖南事变之后国共两党的政治较量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国民党内随即产生四派意见：何应钦主张为叶挺另编一新四军;白崇禧主张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主张政治上与中共全面破裂;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则力主缓和。蒋介石采纳了白崇禧的意见。国共在尖锐对立的同时,又都为避免全面破裂设置了各自的限制,这一设限集中表现为避免新四军牵扯八路军。在势态得到控制之后,最后一个问题即皖南事变政治了结的条件。国共围绕条件的较量集中在二届一次参政会。第三方面以调解国共纠纷为契机,提出了自己独立的条件。蒋介石运用现实利益的杠杆作用,满足了第三方面的条件从而将其吸引过来。结果,中共通过拒绝出席参政会,将皖南事变的政治性质暴露出来,而蒋则通过吸引第三方面使参政会全票否决中共条件,双方互有胜负。两党关系转入“拖”的局面。     

海峡两岸国共两党高层交流对话机制的创新

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邀请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团访问大陆,从而开创了两岸党际交流对话的新篇章,推动了两岸关系向前发展。2008年3月台湾政局发生重大积极变化,国民党取得台湾执政权。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国共两党和两岸高层不断创新交流对话机制,先后创立国共论坛机制、国共两党领导人峰会机制以及国际会议场合会见机制,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