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月宿東井”日看晉唐道教時間觀念的構造

<正>一、引言古代天文曆法之學是時人對宇宙結構與運行規律的一種認識,也是古人時間觀念與信仰的基調。古代中國的選擇術,或稱擇吉術,既依附於天文曆法之學,又是當時時間觀念和信仰的一種體現。近年來,隨着對秦漢日書和敦煌方術文獻研究的深入,和天文學、曆法緊密相關的選擇術也備受關注。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這些學説對漢唐社會、宗教時間觀念的構造究竟有何真切影響?     

《朱文公文集》未收書信原因考釋——以宋元兩朝文集所見朱熹書信真迹題跋爲線索

書信在《朱文公文集》中占據近半篇幅,歷來爲朱子學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這兩千餘封書信,於《朱文公文集》中分爲政治、學術兩部分。通過分析宋元兩朝文集中對朱熹書信真迹的題跋,尤其是對未被收錄到《朱文公文集》中書信的考察,可以揭示出《朱文公文集》的編纂者是如何基於政治、學術的考量而對朱熹文獻加以再整理,從而呈現朱熹文獻中朱熹之學與朱熹後學的差異,以及更普遍存在的理學義理與理學文獻之間的複雜關係。     

道德、政治、医术——识纬文献中的儒家治气养性之术

先秦儒學已經吸收醫術理論闡述修齊治平的身心觀念,但比較偏重於治氣養心。自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數”的思想,漢儒借助戰國秦漢間以陰陽五行學説爲框架的宇宙觀和醫術等術知識,建構其道德原理和治國之術。特别是保存了大量方技思想的讖緯文獻,發展爲一套完整的道德、政治與醫術相結合的理論,顯示出漢儒重視治氣養性的思想傾向。讖緯文獻中還保存了豐富的上古醫學内容,可與《黄帝内經》、馬王堆出土醫書等互證,其儒學色彩也影響了東漢以後的醫術理論。     

道德、政治、醫術——讖緯文獻中的儒家治氣養性之術

先秦儒學已經吸收醫術理論闡述修齊治平的身心觀念,但比較偏重於治氣養心。自董仲舒提出"人副天數"的思想,漢儒借助戰國秦漢間以陰陽五行學説爲框架的宇宙觀和醫術等術知識,建構其道德原理和治國之術。特别是保存了大量方技思想的讖緯文獻,發展爲一套完整的道德、政治與醫術相結合的理論,顯示出漢儒重視治氣養性的思想傾向。讖緯文獻中還保存了豐富的上古醫學内容,可與《黄帝内經》、馬王堆出土醫書等互證,其儒學色彩也影響了東漢以後的醫術理論。     

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考索爲例

讖緯的基礎研究應重在知識構成的歷史學研究,不能僅從緯學與政治文化構建進程進行分析,而應重新契入傳統中國方術與博物之學的歷史語境中加以理解。作者提出讖緯研究的方術進路,以《龍魚河圖》爲個案展開“知識視域中緯書綜合研究”,考察其基本性格的成立、文本構造的知識譜系源流與方術形態面相及其社會歷史意義,將讖緯置於數術、方伎、物象的數理脈絡中觀照,嘗試在知識—信仰—社會歷史景深中,揭示讖緯與方術之間的“學理性義諦牢結”,探索構築讖緯研究新基盤的可能性。     

那特硜的《政治學》及其在晚清的譯介

那特硜對德國國家學在近代日本的傳播和明治政府建立普魯士式國家官僚政治制度發揮了有力的影響。由其在東京大學的講議輯録而成的《政治學》,對國體與政體、國家概念(Conception)與國家觀念(Idea)等概念作了明確的區分,並對各國立憲制度的歷史由來、法理與實際及其利弊得失加以論述,具有歷史學派國家學的特徵。該書出版後不久就被譯成中文,再藉由報刊、新學書目和圖書廣告的宣傳,成爲清末憲政運動的一種思想資源,對中國現代政治學的形成也有不可忽視的影響。     

漢學主流中的莊氏學術:試析《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

《清史稿·儒林傳》對常州學術的記載頗能反映該書敍學價值之一般。它以繆荃孫在光緒年間任國史館總纂時的工作成果爲基礎修訂而成,其中常州學人的傳記多爲繆氏手筆。通過這些傳記,繆荃孫編織了常州學派的學譜,最早將常州學派記入清代國史,奠定了常州學派在正史《儒林傳》中的重要地位。繆荃孫筆下的常州學人,是貫穿清代學術史始終的學人羣體,基本屬於漢學陣營,而非以西漢今文經學反對古文經學的對立派別。     

當代人的近代史——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考述

本文是對南宋史書《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進行的綜合考述。首先,對撰者劉時舉的生平進行了考索與推測。並對這部史書書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顯中興等特點,通過具體比較,揭示其史料價值。從史學史的角度觀察,此書敍事往往首尾回應,體類紀事本末,對編年體史書敍事缺陷頗有補足,可見對編年體史書體裁的創造性拓展。而以史評入書的方式,則反映出南宋史學著作對司馬光《資治通鑑》"臣光曰"以來傳統的普遍繼承。本文還考察了此書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庫全書》本所存在的嚴重缺陷與四庫館臣出於各種目的的改動,以期喚起使用者的注意。     

域外漢學與古史辨運動——兼與陳學然先生商榷

民國時期古史辨運動與域外漢學存在一定程度的學術關聯。古史研究者早年多受過新式西洋史教育,或在歐美大學接受學術訓練,不同程度受過近代史學觀念的洗禮,與舊式學者文人不同,信仰"三皇五帝"者自然越來越少。國内古史研究是國際漢學界有關中國古史研究學術鏈條上的一環,歐洲、日本、中國學界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互動。中國學者已注意到理雅格、沙畹、夏德、馬伯樂、白鳥庫吉、内藤湖南諸氏的疑古論。夏德《中國古代史》對胡適、顧頡剛均有所影響,對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有推波助瀾之功。白鳥庫吉"堯舜禹抹殺論"在民國史壇頗有流傳,顧頡剛對其人其事亦有所知,然顧氏疑古論與白鳥之間並不存在學緣關係。有論者認爲顧氏疑古思想乃"剽竊"日人陳說,此一指控係牽强附會,並無實證。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及其在東亞的知識旅行

伯倫漢《史學方法論》首度刊行於1889年。它是全球第一部歷史方法學教科書,在史學專業化過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義。歷史學人才的培養及訓練從此有了一套規範,確保史實的真實性以及敍述的客觀性。伯倫漢《史學方法論》在德國流傳甚廣,他的史料學很快就被轉譯爲歐洲各種語言。二十世紀初,伯倫漢的史學方法論通過譯介也在東亞流傳開來。本文目的之一,就是要重建他的方法學在日本以及在中國出現的過程與流傳的方式,尤其是要彰顯他在中國近代歷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另一個目的是要呈現《史學方法論》在德國史學史中原始的位階以及伯倫漢史學思想的特質。這兩個重點彼此相扣:後者的論述有助於凸顯東亞譯介該書所出自的需求,而前者分析中國學者對伯倫漢史學的評價也正是一面鏡子,它反映出該書的長處與缺失,印證他思想的特質。     

1920年代梁啓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以新發現的梁啓超書札爲中心

本文以2009年5月拍賣的梁啓超致胡適函爲主要資料,輔以其他相關文獻,力圖還原1920—1922年間二人在學術上的交往。特别注重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佛教史》、《墨經校釋》諸書寫作中與胡適的互動,並對一直面目不清的梁著《國學小史》與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的關聯進行了分辨與考證。     

葉恭綽與中國近代敦煌學

葉恭綽對中國近代敦煌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與其他同時代敦煌學研究者相比,其本人關於敦煌學的論著並不多,但其運用自己的社會地位和人際關係,積極提倡敦煌學研究,發起了我國首個敦煌學研究團體,推動海内外收藏敦煌寫卷目録的編製與刊布,致力於敦煌文獻的收集與保護。此外,還通過幫助、提SS■其他敦煌學研究者和研究機構來推動敦煌學的發展,在中國早期敦煌學的很多重要事件中都起到一定的作用。     

班馬異同：從《史記》至《漢書》看敍事理論到實踐之發展變異

承襲史學史上“班馬異同論”議題,從史學理論和史學實踐兩個方面,比較、闡釋《史記》、《漢書》之不同,探索造成此種歧異之内在原因,並着重緊扣文本,來梳理前漢經生大臣藉助陰陽災異以黨同伐異之原委。其議對奏疏以至敍事等各種文體,均受此種論政、攻訐理路之影響,此種影響自然也滲透到《漢書》的寫作。因而,構成發端於《易》、《書》、《春秋》學等儒家經典,主要由董仲舒濫觴,劉向推波助瀾,以至蔚爲大觀的經學家譜系和儒學新思潮,向、歆父子於此貢獻尤著,洵爲儒學史留下不可磨滅之印記。     

坪井九馬三與中國現代史學

史學方法論在中國現代史學專業化進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所依托的資源主要來自域外。既存研究對日本近代史學之父坪井九馬三《史學研究法》在中國的譯介狀況及其影響,語焉不詳。本文根據最新發現的未刊講義、報刊資料,結合日文原著,用大量事實說明,坪著在民國史壇一直存在隱性傳播,對中國現代史學產生積極影響。首先,坪著是中國學人最早認識史學方法論的範本之一;其次,坪著最重史學的輔助科學。這是達成"科學史學"途徑之一,衆多中國史家爲了追求史學"科學化",對史學的輔助科學亦多所用力;再次,坪著所舉經典實例,作爲範例指示治學門徑,輾轉流行於中國史學界;最後,坪著有關史學定義、歷史之種類、《資治通鑑》乃皇帝教科書等,對中國史家影響頗大。中國學者雖然吸收坪井的觀點和實例,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創新或再詮釋。     

取義西學:劉師培轉换傳統學術的取徑

<正>西學東漸,是清代中晚期以來中國學術史的一個明顯事實,在這樣的學術潮流之下,固然促使着清儒對傳統中國學術進行總結和反思,從另一方面而言,西學也逐渐地改變清儒對既有學術的認知與看法。隨着西方列强與西方文明對清政府主導統治的中國所造成的影響曰深,張之洞提倡"中體西用",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度夷"的提出,康有為的"托古改制"都是清儒認識到西學的     

論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

中國早期經典的形成條件是作爲公衆集會的儀式和作爲典範知識之載體的教育。分佈在黄河、長江兩大流域,結構要素相近的彩陶圖案,提示了某種範本的存在,也提示了經典的起源。現有資料表明,《易》、《書》、《詩》都經歷了由儀式文本(巫師文本)到意義文本(政事文本)再到德教文本(經典)的過渡,由“贊治”、“造士”兩大需要推動而逐步形成。這一過程也表現爲對檔案文書、普通典籍加以選擇的過程,貫穿於其中的選擇標準正是對“德”和通識的重視。與之相對,是由“史”所代表的依靠世俗知識和工藝技術建構的價值系統。所謂“文勝質則史”、“數而不達於德爲史”,以及後來的“道”與“器”之分、“六藝”與“諸子”之分,其實是上古經典觀念的表現。     

現代中國的“都市眼光”:20世紀早期城鄉關係的認知與想象

"都市眼光"是現代中國城鄉關係中的重要內容。自晚清開始,在整個社會生產結構發生轉變之前,尚未建立起現代工業體系的"都市"已經集中了時人對於物質文明與政治生活的諸多希望。不僅讀書人聚集並認同於此,國家的目標也轉移到了都市。與之相應的則是"鄉村"逐漸轉變爲"農村",更成爲負面的象徵。到20世紀三十年代,"農村破產"之說盛行,鮮明地體現了現代中國社會意識與社會現實的不同步。城與鄉成爲對立的文化範疇,被賦予了全新的意義。這種充滿想象又富於構建意味的"都市眼光"是中國現代性的特殊表述,並持續影響着中國社會與文化的發展。     

印度佛教《根本説一切有部律·衣事》梵藏本 探析

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事》的第七章《衣事》(梵語Cīvaravastu,藏語Gos kyi gzhi)是了解印度佛教敍事傳統和戒律體系的重要文獻之一。由於《衣事》僅有梵本和藏譯本存世,缺少漢譯本,其研究價值長期以來爲國内學術界所忽視。本文包括三部分:第一部分系統介紹了根本説一切有部《律事》的梵藏漢版本和國内外研究現狀;第二部分考察了《衣事》的主要内容和結構,提供了該文獻的吉爾吉特梵本和藏譯本的内容對照表,首次將《衣事》的内容佈局呈現在學術界面前;第三部分以阿闍世故事爲例説明《衣事》對於佛教和耆那教的比較研究,具有其他佛教文獻所不可替代的獨特價值。     

《鮑廷博年譜》訂補

<正>劉尚恒先生的《鮑廷博年譜》,是目前鮑廷博研究中最為厚重的研究成果之一,該書詳盡具體地記述了譜主訪求圖書的經過,四庫獻書的事蹟,校刻書籍的貢獻,以及與藏書家、學術名流的應酬交往情况,為瞭解清代學術發展,書林藏書掌故及古籍版刻流傳提供了翔實可信的研究資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     

明治日本的漢學論與近代“中國文學”學科之發端

近代東亞學科秩序的建立,伴隨着學術勢力之升降,並以區域政治環境爲背景。明治日本＂支那文學＂學科的發端,不僅是西學分科觀念的産物,更可視作明治20年代國粹保存運動的延伸,受到起源於民間輿論的漢學經世論的影響。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漢學再度遭到衝擊,學院派主張學術與政治分離,在野政論家則强調研究中國現狀。1890年帝國大學漢學科開始招生,湧現了一批既具備西學素養,又飽含政治關懷,從事於文明批評的少壯漢學者。他們在吸收歐洲東方學,開拓研究新領域的同時,更强調＂東洋學風＂干預現實的精神,内化了＂文明論＂的觀點,從而發明出一種傳授或建構＂中國文學＂的有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