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承办的“九一八事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于2001年9月16日至9月18日在北京昌平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副主任和院学术委员会秘书长郭永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张海鹏、台湾中正教基金会董事长秦孝仪,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的学100余人。会议提交论40篇,主要涉及：九一八事变前后的中国政局与外交;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日本侵华罪行;日本右翼思潮的历史与现状。现就会议的主要论点做一简述。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试爆后的对外宣示与国际反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核武器试验基地成功试爆,引起了世人关注。当日,中国便向世界主动公开了首次核试验成功的消息,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和《新闻公报》等阐明了中国核试验的目的,并对中国掌握核武器后所要履行的国际义务做出郑重承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后的对外宣示,主动规避了国际舆论的不利反响,凸显了中国掌握原子弹技术的战略意义,树立了核国家通过核战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光辉典范。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的政局

利用和加深中国的分裂是日本侵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中国的分裂状况 ,也正是促成九一八事变发生的一个客观因素。事变发生之后 ,直到七七事变之前 ,日本继续以分裂中国为扩大侵略的前导 ,而中国的政局则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表现出双向特性 ,即分裂的现状与统一的趋向并存。但是 ,日本每一步以分裂为前导的扩张 ,都增长了中国的一份抗日情绪 ,中国政局的重心也随之多了一份由内争向统一转换的希望。最终 ,在国内舆情与国际环境变化的影响下 ,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政策 ,统一代替了分裂 ,成为主导中国政局的决定因素     

英国新社会史思潮的兴起及其整体社会史研究的国际反响

“新社会史研究”作为一种史学新思潮,与西方史学的整体化趋势,几乎同时出现于现代国际史学舞台。英国新社会史思潮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国内外史学渊源。英国新社会史学派宣扬的核心问题是坚持“自下而上”史学观念,它彰显了由此观念指导下的整体社会史取向和研究实践。从较广泛的分析角度看,在国际史学发展格局重新调整的现时背景下,英国马克思主义新社会史学派引起国内外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效仿。它对国际史学发展的推动性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这集中体现了该学派及其整体史学研究的国际反响。     

满铁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中日两国近代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满铁”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就竭力鼓吹、怂恿日本政府以武力解决所谓满蒙问题,其中“满洲青年联盟”所起作用最为恶劣。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满铁又不遗余力地运送大批关东军作战人员和军事物资,修复被中国抗日志士破坏的铁路桥梁,为关东军提供大批经费和抚恤金,参与策划炮制伪满洲国以及为关东军提供大批情报和在满铁附属地内建立自卫团等等。     

《盛京时报》与九一八事变

<盛京时报>是日本在近代中国创办的颇具影响的中文报纸.九一八事变前后,该报与日本侵华势力配合,其报道与评论具有迷惑性和煽动性.在日本关东军的帮助下,九一八事变后的<盛京时报>乘势扩张,成为东北第一大报纸.本文试分析<盛京时报>在九一八事变前后的言论与作为,从中管窥在日本侵华进程中,日办华文报纸的性质与角色.     

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关内移民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对关内移民的限制政策以及向东北的移民狂潮,中断了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正常进程。随着九一八事变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关内向东北移民的数量、移民的空间流向、居住年限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出现了30年代和40年代前期移民运动的畸形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研究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我国东北挑起战争,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在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坚决抵抗外国侵略。纵观东北抗战十四年,在思想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东北抗战思想的倡导者;在组织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东北抗战力量的组织者、协调者;在军事斗争方面,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东北武装抗战的领导者。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为了深入了解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重大作用,因此,有必要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战进行研究。     

国际媒体体育报道风格案例分析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两个篇章展开论述,即华盛顿邮报:一些栏太高了等,旨在以国际媒体体育报道风格案例分析视角,理解体育媒体理论与实践进程。     

九一八事变与中国共产党的抗战

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共同奋斗的结果,是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结果,其中国民党及其军队主要负责正面战场作战,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主要负责敌后战场作战。绝大多数学者能够客观、理性、准确地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但也有人片面强调正面战场的抗战功绩,贬低甚至否认敌后战场的作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率先擎起抗日大旗,直接对日宣战,领导并坚持敌后抗战。更关键的是,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对国民党予以必要的让步,提出并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本建立,成为局部抗战时期最大的政治成果,也是全面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重要政治保障。     

九一八事变与日本侵略扩张战略的升级

为了适应世界大战的需要,日本军方抛出"总体战理论",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事变初期,日本当局内部就战略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随着国际形势以及事变的扩大朝着对日本有利的方向迅速发展,日本决定扶植傀儡政权长期占有中国东北,并调整战略态势,策划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东亚国际新秩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政策述论

鉴于国内外学者对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之间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相对薄弱,笔者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档案材料为基础,选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政策为主要内容,系统阐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的关注与调查,以及这一时期日本政府对中华民国留日学生接收政策的演变、戒备心理日重的教育实态和更加严密的监控管理政策。     

穆光政事件与九一八事变后山西政局变动

1931年12月18日,太原进山中学学生穆光政在请愿抗日时被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纠察队枪击身亡.这一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风起云涌的学生请愿抗日的背景下,要求赴南京请愿的学生与省党部、省政府执行禁止学生南下的命令之间的冲突可谓一触即发,最终爆发了流血冲突.该事件的另一个语境是中原大战后蒋、阎关系的进一步发酵与转变.阎锡山以此为契机将代表中央的省党部驱逐出晋,失去省党部支持的各县国民党党部几乎全线崩溃.蒋介石和阎锡山在山西的竞争颇能体现出国民政府时期地方权力结构中党政关系的复杂性.     

政局动荡与学潮起落——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运动的样态及成因

九一八事变引发的学生请愿示威运动启动迅猛,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后很快结束。学潮规模巨大,行动激烈,对当局的冲击程度超过以往的学生运动。但此次学潮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组织和一致的奋斗目标,也未与工农商各界相结合而形成持久运动。运动受到的影响因素十分复杂,在国民党当局的化解政策和众多因素影响下归于平息。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满族同胞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东北各族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在这紧要关头,以满族同胞为代表的东北人民不屈不挠,团结在抗日这面大旗下勇往直前,顽强抗日.满族同胞在"九一八事变"后自发组织抗日队伍给日军以震慑;并以多种形式展开抗日斗争,这期间大批优秀的满族同胞发挥了卓越的领导才能指挥作战,给日军以重创.总之,无论是满族民众还是将颁们在抗日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伟大精神都是一笔巨大财富,值得我们深思与学习.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决策层侵华国策的趋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内阁虽然确立不扩大方针,但自日本经营南满以来,维护满蒙权益成为历届政府、军部海外扩张及处理国际事务的压倒性决策要素,驱动决策层势必迎合军部和关东军的军事侵略行径,推动日本走向扩大战争。同时,以九一八事变为契机,日本国内军权膨胀,军权蔑视政权、军权凌驾政权的军国体制日臻完备,自下而上的国家改造运动,又从下层社会煽起军国热和排外热,加之财阀转向,主动投向军国主义怀抱,形成军财一体,终使日本完成举国一致、趋同侵华国策的异变过程。     

尝试与困境: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学生请愿中的应对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各地青年学生发动了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大有非立行宣战不肯罢休之势。蒋介石为此亲自出面,积极应对,却收效甚微。其间民众的诉求与政府的外交目标相去甚远,而蒋介石对青年运动的认识与应对亦存在制约与偏差。该事件使南京政府对青年学生运动陷于失控状态,并使得蒋介石充分认识到处理民运问题的复杂性,从而逐步转变了其应对类似事件的思路和方法。     

国联调查团的预演:九一八事变后的中立观察员派遣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中日冲突的处理进展缓慢,原因之一是缺乏有关中国东北的实地信息。中国要求国联派遣调查团,而日本以中日直接谈判为由进行阻挠,但又不得不默认已经身处中日两国的第三方人员可以前往中国东北观察。在国联正式派遣调查团之前,英美和国联的中立观察员们扮演了搜集信息的角色,派遣观察员的过程及观察报告使英美等方可以了解事变情况,推动国联处理中日冲突的进程。中立观察员的派遣不仅缓解了国联获取实地信息的压力,而且使中国坚定了依靠国联的初衷,并促使日本转变关于派遣国联调查团的立场。中立观察员派遣与国联调查团的组建具有内在逻辑统一性,是国联调查团的预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公布前后中国社会各界的反响

1932年10月,国联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对九一八事变的责任作出最终裁决,也充分说明了对中日东北争端的基本态度。报告书公布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国民党军政要员和外交官、学者及社会名流等纷纷发表意见,围绕报告书有关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因个人的立场和社会角色不同,对报告书的认识和意见并不一致,但总的趋势则是开始丢弃对国联和各列强的幻想,逐渐认识到维护中国的独立、求得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充分依靠中华民族自身的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外交与国民政府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最初采取不抵抗政策,寄望于国联等外部力量阻止日本侵略。英法主导的国联有意联合美国,将中日冲突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避免波及其自身利益。各方围绕日本撤兵问题展开的交涉,以及国联陆续出台的三次决议,并未能阻止日军的侵略,这促使国民政府逐步认清了国联的作用和局限。在日本罔顾国联决议、继续扩大侵略的情况下,中国国内掀起反侵略浪潮,国民政府认识到中日问题非经决战不能解决,其对日政策开始向“一边抵抗,一边交涉”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