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集宋本編次源流考論——兼論《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成書淵源及意義

杜集宋本從編次上可分爲分體本(按體裁)、編年本(按時間)與分類本(按内容)三種系統。今存杜集的祖本王洙本是分體本,但王洙本的源頭是大致按時間順序編纂的唐代"舊蜀本"。此後宋代杜集編纂一方面以王洙分體本爲祖本,另一方面又順應杜詩"詩史"性質,將分體本重新編纂爲編年形態,這就形成了"唐人‘以時爲序’之本——宋人分體本——宋人編年本"的否定與否定之否定。這種編次矛盾達到一定程度後形成調和,出現以分體本爲框架、又對每首詩加以"題下繫年"的《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體例甚奇"的"海内孤本"《草堂先生杜工部詩集》實際上正是以《黄氏補千家集注杜工部詩史》爲底本,既保留每詩"題下繫年",又進一步以"體下再分體"方式編纂而成,成爲宋代杜集分體、編年調和的最終、也是最典型的文本形態。研究杜集,相對於宏觀的"卷帙分合"與微觀的"異文校勘"兩個層次,中觀層次的"篇目編次"研究具有合法性、合目的性與便於操作三點優勢。這對唐人别集研究也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     

星子縣出土宋槧《击壤集》《詩全集》新考

<正>1975年,在江西省九江市星子縣横塘鄉和平村的一座宋墓中出土了兩部邵雍詩集:蔡弼重編《重刊邵堯夫擊壤集》七卷(以下簡稱《重刊擊壤集》)和《邵堯夫先生詩全集》九卷(以下簡稱《詩全集》)。~①兩書出土四十餘年以來,對其進行專題研究的論文近十篇,~②分别從編纂、版本、文獻價值等方面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全宋詩》及郭或、王天寳校點的《伊川擊壤集》據之補輯了佚詩。筆者於2015年8月去俄羅斯國家圖書館查閲海源閣舊藏宋刻本《伊川擊壤集》(以下簡稱俄藏本)~③時,曾携兩書影印本與之對校,發現《重刊擊壤集》與     

《與稽齋叢稿》卷數版本考證

吴翌鳳(1742—1819)爲清乾嘉時期蘇州藏書家,以抄校古書聞名於時。他同時也是一個學者和詩人、詞人。吴氏大部分的詩文創作都輯集於其自編《與稽齋叢稿》中,該書今存有刻本和稿本兩種。本文對稿本與刻本、不同刻本之間進行了比較,對照蘇州各種地方誌的記載,對《與稽齋叢稿》的卷數、版本等作了考辨和論析。     

梁啓超兩封書信的繫年問題

正近來,湯志鈞、湯澤仁先生編注的新《梁啓超全集》出版。這部全面搜集、系統整理梁啓超著述言論的新全集,爲研究者帶來極大的便利。不過,其中個别書信的繫年,似還可進一步斟酌。其中兩封與英文《京報》相關的書信,繫年似存在問題。今在《全集》編者的成果之上,試對其再做考訂。一是梁啓超準備發表《中國與土耳其之異》一文時對其女梁思順的囑托。這封信的内容爲:     

《崇文總目》總集類校考

<正>北宋王堯臣等所編《崇文緦目》是宋代一部重要的館閣書目,其原本六十六卷,後於紹興年間删去叙録,注"闕"字於其下,成爲一部搜訪書目。《崇文總目》現存有抄本與輯本兩種系統,輯本復從抄本而來。抄本有天一閣藏明抄本(善2084。以下簡稱"天一閣本")、湖南圖書館藏翁方綱批校本(善294.2/2)、南京圖書館藏明抄本(120709)與兩種清抄本(110421、118274)等,均爲六十六卷本,有目無釋;輯本則有四庫館臣輯本十二卷(以下簡稱"四庫輯本")與錢垣等《崇文總目輯釋》五卷(以下簡稱"錢輯本"),民國時陳漢章復作有《崇文總目     

《全元詩》誤收詩人考

<正>楊鐮先生主編的《全元詩》(中華書局2013年版)出版問世,爲元代以前斷代詩歌全集的編纂畫上了圓滿的句號,居功至偉!這部巨編收録4987位詩人的13200首詩,爲我們展示了元代詩歌創作情况的全貌,同時對收録的詩作進行了精細的校勘和考訂,解决了大量以訛傳訛的文獻問題。但由於處理的文獻數量龐大,資料蕪雜,疏漏之處也所在難免,需要學術界共同努力,在後續研究中不斷加以修正。比如薛瑞兆先生已經指出書中誤收宋、金詩人36人,以     

《(嘉靖)袁州府志》與《永樂大典》所存南宋《宜春志》考辨

宋代《(寶慶)續修宜春志》的部分内容保留於明清袁州方志中。其流傳線索有二,一是嚴嵩編《(嘉靖)袁州府志》時對文淵閣“嘉定志”的利用,二是嘉慶、道光年間,袁錫光從《永樂大典》抄出“嘉定間《袁州志》”,成爲編修《(道光)宜春縣志》、《(道光)萍鄉縣志》、《(道光)萬載縣志》的材料。這兩種“嘉定志”實際上都是《(寶慶)續修宜春志》。李榮陛《厚岡文集》對《大典》中的《宜春志》也有所引用,但與袁抄本並不存在傳抄關係。明清袁志中源出宋志的唐宋詩文,可補《全唐詩》、《全宋文》、《全宋詩》之闕,並有助於進一步推考《全唐文》篇目來源。     

盧摯生平及詩文繫年再檢討

本文吸取了近三十年來盧摯研究的成果,對盧摯生平進行全面的清理,按編年順序,以早年出身和每次任官爲單元,將有關詩文繫年編入,力求在歷史背景、文辭含義、時間、地點等方面作更深入、更具體的探討。在前人積累的基礎上,本文補充了若干新發現的史料和作品,對盧摯生平和某些詩文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解釋。     

《王荆文公詩箋注》引詩正訛續補

<正>李壁《王荆文公詩箋注》五十卷,以徵引繁富、内容豐贍而著稱,極具文獻價值~①。然而,箋注所援引的部分材料,在徵引時有欠精審,以致存有訛誤。其中,就李壁注中的引詩作爲考察對象,卞東波、任群先生均作過相關的考訂,以辨析其中存在的問題。卞東波先生《〈王荆文公詩注)引詩正訛》文中指出了三十三則引詩有誤~②,其後,任群先生又續考了七十六則引詩之訛~③。本文遍考李壁注中的引詩~④,新發見了百餘則訛誤,兹分爲十一類,予以條辨,排比成文,以就正於方家。     

《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之時間再議

關於《真誥》與唐詩的關係,學界有人認爲,盛唐時,《真誥》已對唐詩發生了相當的影響。本文通過對唐代道教授籙制度的考察,認爲道教三洞四輔體系在初盛唐依然得以維持,因此只有極少數拿到三洞法師籙位的道士,纔有機會接觸到上清經和《真誥》。《真誥》擴大傳播並真正發生較廣泛的影響應該在中唐之後。因安史之亂,唐代政權漸失去控制力,使依賴政權維持的道教三洞四輔制度難以爲繼。所以,《真誥》對唐詩發生影響的時間,相應在中唐之後。這一情況與唐詩可以互相印證。     

唐五代格、敕編纂之演變再探

本文分階段探討唐五代之際格、敕編纂的發展特色,認爲唐前期所修是綜合性立法的格,其條文內容與禮密不可分,直至玄宗朝《開元禮》的制作,使修纂較爲便捷的格後敕成爲新的法律形式。貞元、元和之際對《開元禮》和開元制度的繼承,完全轉化爲對開元格後敕的編纂和認定。但歷朝不斷增加的內容以及綜合性立法的性質,致使格後敕的編纂趨向繁冗,所以又制定了以刑法爲主體的《開成格》和《大中刑律統類》,並爲五代所承用,最後因《大周刑統》頒佈而歸於失效。作爲唐代主要法律形式之一的格在北宋前期銷聲匿迹,直至元豐變法纔又以"賞格"的面目出現。與此同時,格後敕在五代易名爲編敕,在北宋前期逐漸析出制度性條文,最終在元豐時成爲單一性刑法規範。     

李戡佚詩(下)

正然其間不能無疑。一是李戡原名飛,杜牧已言,但其并未任過西臺御史。二是詩題撰丞相,《善權寺古今文錄》卷六李飛詩前引李蠙《題善權寺石壁》詩,其序則載爲咸通八年(867)作,時李戡去世已三十年,何能復陪侍遊洞?後閱《寶刻叢編》卷一四引《集古錄目》載:"唐《遊善權寺》詩,唐義興主簿羊士諤撰,士諤門人李飛書。元和十三年刻。"羊士諤(約762—約821),有詩一卷存世,事迹詳《唐才子傳校箋》卷五。他在貞元元年(785)進士登第後     

《徂徠石先生文集》之張續、張績辨(上)

<正>中華書局1984年點校本《徂徠石先生文集》中關於石介高足張續之名存在兩種寫法,除張續外,還有張績。張續見諸該書附録四《事迹評論》引歐陽修云:"先生二十年東魯,能使魯人皆好學。其間張續與李常,剖琢瑉石得天璞"(頁305);又引王闢之語:"濮人李植成伯與張續禹功師徂徠石守道,爲門人高第。歐陽文忠《讀徂徠集詩》云:‘常續最高第,騫遊各名科’"(頁313)。張績則見於該書卷二《古詩二十五首》之《贈張績禹功》(頁17)和卷一     

生成情境與詩學意涵——以沈德潛“溫柔敦厚”說爲核心的考察

沈德潛提倡"溫柔敦厚"詩學作爲其詩學的根本。在他之前與同時,有明清之際的詩人、清聖祖和清高宗三種不同的"溫柔敦厚"詩說。沈氏之說與這三者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考察沈德潛詩學的"生成語境",可以發現,沈氏一生以詩人自命,其大半生的關注點只是集中在吳地詩壇與詩風,與政治詩學的關係並不緊密。因此他並非傳統認爲的希望恢復詩教,其本意是要借經的權威以尊詩,而非還詩於經、藉詩行教。在此基礎上分析沈德潛"溫柔敦厚"詩說,可以認爲它包含了總綱、題材、創作方法與詩歌風格四方面的內容。這既是對"溫柔敦厚"詩學集成式的總結,同時又不乏詩心獨運的新見。     

《全宋詩》所收呂公著詩辨疑(上)

正吕公著(1018—1089),字晦叔,安徽壽州人,吕夷简第三子,北宋宰相。《全宋詩》第八册(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頁5468—5472)錄其詩十八首。經考,其中有十四篇并非呂詩,而是邵雍詩。呂公著詩已無別集流傳,《全宋詩》所收係1佚而得。據整理者所述,十八篇中,《恭和》1自宋蒲積中《古今歲時雜詠》卷八,《分題得癭木壺》1自呂祖謙《宋文鑑》卷一七,《楊郎中新居和堯夫先生韻》二首1自邵雍《伊川擊壤     

當代人的近代史——劉時舉《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考述

本文是對南宋史書《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鑑》進行的綜合考述。首先,對撰者劉時舉的生平進行了考索與推測。並對這部史書書名予以正名,指出其彰顯中興等特點,通過具體比較,揭示其史料價值。從史學史的角度觀察,此書敍事往往首尾回應,體類紀事本末,對編年體史書敍事缺陷頗有補足,可見對編年體史書體裁的創造性拓展。而以史評入書的方式,則反映出南宋史學著作對司馬光《資治通鑑》"臣光曰"以來傳統的普遍繼承。本文還考察了此書的版本源流,着重指出《四庫全書》本所存在的嚴重缺陷與四庫館臣出於各種目的的改動,以期喚起使用者的注意。     

杜詩《洗兵馬》錢注發微

杜甫詩《洗兵馬》錢謙益注歷來聚訟紛紜,它涉及理解的客觀性、歷史性,須進一步討論。本文先從《洗兵馬》所處整體語境進行考論,認爲該詩作於唐肅宗乾元元年(758)春的可能性較大,反映該時期特有的君臣士民平叛的"喜躍氣象"。錢注將該詩主題歸結爲"刺肅宗",有悖於文章顯示的主導氣氛,尤其是認定杜甫對肅宗"不欲其成乎爲君",是無視作者情志,有失於"客觀性"。然而文本意義在歷史進程中不斷變化,闡釋者必然參與文本意義之建構,從這一角度看,則錢注將《洗兵馬》納入後半部杜詩之整體,發露文本的潛在意義,又有其合理性與深刻性。     

“有懷無與語,聊和古人詩”——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之特殊方式

唱和行爲不僅僅在同時代的文人之間進行,而且亦可由後代文人和答前代文人的作品來完成,這就稱作"追和",也是韓國古代文人與唐人文學交流的特殊方式。韓國古代文人透過追和中國前代文人,得以建立一種時空相異而情感交流的詩友關係,對韓國古代文人而言,追和唐人是一種超越時空的文學交流。本文擬以韓國古代文人對唐人的追和詩爲對象,來探討這些詩的概況、類型及意義。     

李戡佚詩(上)

正李戡(783—837),一名天授,一名飛,字定臣,李唐宗室,久居常州,少孤好學。憲宗元和七年(812)舉進士,恥爲吏唱名而入場屋,未試而返江東,遂隱陽羨。文宗大和九年在洛陽,與杜牧有過往。開成元年,爲平盧節度巡官。二年,府罷歸洛陽,以疾卒,年五十五。曾著文數百篇,又集唐初以來古詩若干首,編爲《唐詩》三卷,均不傳。杜牧爲其撰《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     

“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王安石《唐百家詩選》新論

王安石《唐百家詩選》的編選,既利用了宋敏求家藏的唐人行卷、唐詩总集,也利用了數量衆多的唐詩别集。對其編選宗旨和傾向的探求,既不應忽略其文獻來源,也不能離開王安石文學思想觀念和是書本身。王安石主張爲文應"有補於世",故所選多關涉社會政治,雖詠史懷古、寫景詠物、抒發閒情逸志之作,亦着眼於其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一面。是書的編選,因在王安石嘉祐四年上書仁宗而不報之後,心緒低抑,故又多選憂怨不平之作。作爲政治家,王安石重視詩歌的現實作用,强調文要得體;作爲文學家,王安石對曲盡人情物態的作品,往往情有獨鍾:這些也都成爲其選詩的重要標準和特點。《唐百家詩選》編成後,雖爭議不斷,但也産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