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竹書《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篇考辨

上博楚竹書所謂的《子道餓》篇當稱之爲《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此篇記載的主要是子游之事,與孔子無涉。簡文所謂"魯司寇寄言游於逡楚",子游辭行"至宋、衛之間"遇險,當是子游爲孔子"廬墓三年"以後之事。這是傳世文獻從來沒有過的新記載。以此與《荀子·非十二子》篇互參,可知子游在孔門中的地位,遠勝於子夏、子張之輩。上承孔子,下啓思、孟的,不是顔、曾,而是子游。     

關於金太祖的一則佚史——兼論金朝修史的改篡問題

《三朝北盟會編》卷一八引苗耀《神麓記》記有一則金太祖阿骨打的生平簡史,其内容多不見於《金史·太祖紀》,可能源出金朝史館的早期修史素材,具有獨特的史料價值。其謂遼天慶四年阿骨打於寧江州"拜天册立,改元,稱帝號",提供了一種與《金史》記載不同的開國史敍述版本,且其所記阿骨打死事亦有别於《金史》,它們均有助於説明金朝官方修史過程中存在的史事改篡問題。這就提示我們研讀《金史》需注意參考其他宋元文獻記載仔細辨析,以發現那些有可能被金人隱匿的真相。     

蔡國舊事——關於春秋蔡國興亡的三種文本解讀

學界對春秋戰國之際"絕祀"國家蔡國的了解主要依據《左傳》及《史記·管蔡世家》等傳世文本。1955年發現的蔡侯墓出土了大量青銅器,銘文記載蔡昭侯申遷都州來前後的史實及與楚、吴兩國之關係,成爲蔡國史學的青銅文本。近年出土的上博簡、清華簡中多記有蔡國史事,揭開了蔡國三次遷都的秘密,成爲重要的竹簡文本。這三種文本保存了春秋蔡國的歷史記憶,凸顯了春秋蔡國歷史文學的復仇主題。     

五代時期的君主天命與星象改造——以梁太祖、唐莊宗即位的政治宣傳爲例

唐懿宗時期發生四星會聚於畢、昴的天象，分野爲趙、魏，懿宗令成德節度使王景崇披衮冕以厭勝之，《舊五代史·唐莊宗紀》認爲這是李存勗魏州即位之兆。僖宗時期，發生“木星入斗”的天象。《新唐書·天文志》將之繫於乾符六年(879),《北夢3)言》、《册府元龜》等則曰“乾符中”,並將之與王鐸問占、朱温天命建立起聯繫。根據計算，唐代後期確實發生了這兩個天象，但與史書記載時間並不吻合。實際發生過的天象，經過五代史官的改造，便成爲證明君主天命的有利徵兆。從這兩件史事中，可以一窺歷史記載的實相與變相、史官誤載的有意與無意之間的關係。     

王充“矜己辱先”、“鄉里稱孝”平議——一種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綜合考察

<正>引言東漢思想家王充是古今公認的特異之士,圍繞其生平,學界有許多聚訟紛紜的話題,本文所論即是其一。據謝承、范曄二人《後漢書》王充本傳記載,王充"少孤,鄉里稱孝",~①這本是正史人物傳記中極爲常見的叙述,却在後世飽受質疑。就管見所及,現存文獻中較早對王充的孝道踐行提出異議的是唐人劉知幾,其依據是《論衡·自紀篇》中的這段話: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世祖勇任氣,卒咸不揆於人。歲凶,横道傷殺,怨讎衆多。會世擾亂,恐爲怨讎所擒,祖父汎舉家檐載,就安會稽,     

《洛陽伽藍記》所見一王二宅

據《魏書·釋老志》記載,孝文帝定鼎洛陽時,"故都城制云,城內惟擬一永寧寺地,郭內惟擬尼寺一所,餘悉城郭之外"。由此可知在孝文帝時期的洛陽城市規劃中,城郭之內本沒有爲私人營造佛寺留下位置。在孝文帝的規劃中,城郭之內的土地也不會處於閑置狀態,應已劃分爲各個里坊,在里坊中則疏密不等地分佈着大小不均的私人住宅。《洛陽伽藍記》所記載的大量寺廟,基本都由這樣的私人宅邸改建而成。私人住宅轉變爲佛寺的方式,也就是常見於《伽藍記》的"捨宅爲寺"。     

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别

<正>幾十年來,南京地區出土了一批東晉南朝時期的墓誌,加上傳世金石文獻的記載,已經有53方。從人物籍貫上看,這些墓誌大都屬於北方僑人。南方土著人物的墓誌爲何不見?墓誌本身雖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它卻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當時南方境内僑舊雙方的差異性。以下的討論就是循着這個線索展開的。一、南京出土墓誌與文獻記載     

從南京出土的東晉南朝墓誌推論僑舊之别

<正>幾十年來,南京地區出土了一批東晉南朝時期的墓誌,加上傳世金石文獻的記載,已經有53方。從人物籍貫上看,這些墓誌大都屬於北方僑人。南方土著人物的墓誌爲何不見?墓誌本身雖然不能回答這個問題,但它卻引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即當時南方境内僑舊雙方的差異性。以下的討論就是循着這個線索展開的。一、南京出土墓誌與文獻記載     

古靈寶經“未出一卷”研究

敦煌寫本P.2861.2+P.2256所載的一份古靈寶經目録對六朝道教史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大淵忍爾等學者對此卷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貢獻,但也遺留一些基本而關鍵的問題没有解決。本文就以往學者未能解決的元始舊經"已出"和"未出"卷比例從21∶15變成22∶14的情況展開討論,認爲這一卷之差是指"智慧上品大戒三卷"中後出的一卷本《大戒經》。這不僅可以在敦煌原卷中找到内證,還可通過比較一卷本的《大戒經》與先出的二卷本《罪根品》的戒律思想得到進一步印證。     

書寫“南嶽”——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獻與景觀

<正>魏晉以降,由於佛教、道教等文化力量向山嶽地區的開拓,使山嶽從原先較爲單純的山神祭祀之所,成爲彙聚寺院、道館及神仙遺跡、學館、祠廟等多元文化景觀的地理空間(1)。這種新形態的山嶽景觀,成爲理解漢唐之間歷史變動的重要線索。與山嶽景觀的變化相伴隨,有關山嶽地理、歷史的記述也在這一時期興起。僅據《水經注》、《齊民要術》、《藝文類聚》等書徵引,就有《廬山記》、《南嶽記》、《衡山記》、《嵩高山記》、《華山記》、《泰山記》、《羅浮山記》等十餘種山嶽記。這些山嶽記詳細記述山嶽的文化和自然景觀,成爲後世山嶽志編纂的濫觴(2)。此外,隨着山中寺院、道館     

蒙元時代的杜甫記憶——以至元三年追謚杜甫爲中心

《元史》中有順帝至元三年"謚唐杜甫爲文貞"的記載,本文基於對元代大量文獻包括方志的考察,首先,對請謚人也速達兒的身世作了考證,指出他是蒙古後裔,曾爲官三朝,致仕時升授秘書大監,最後歸隱於四川果山。其次,通過對也速達兒在同一時期主持的其他文教事業的調查,説明他爲杜甫請得謚號,與他立學宫、建書院、遍行東南收書以及鑄禮器等一系列壯舉是同步進行的,這在當時就是一個引人矚目的文化事件。再次,通過對請謚與追謚的時代背景的多方面考察,説明爲杜甫請謚,與順帝朝罷免伯顔這一極其重要的政治事件有關,並關涉元代後期的文化重建。最後,通過對虞集、貢師泰等一批文士,在也速答兒請謚杜甫及大興文教過程中起到的作用的考察,説明這一請謚及追謚在元代文學史上的意義。     

我們向蘇聯歷史考古家學習什麼?——吉謝列夫博士在華講學略記

本刊第四期曾登載了一篇關於蘇聯考古學權威吉謝列夫博士的介紹,由於所蒐集的材料不够全面,故只能作一簡單的報導,本期轉載張鐵弦先生這篇論文(天津進步日報五月二十日和上海大公報五月二十一日刊載),內容較爲詳細,至於更完全的記錄則有待於中蘇友協總會將來的編印。     

劍川八窟

雲南剑川,在唐代為六詔之一的"劍浪詔",後被"蒙舍詔"所吞併,總稱"南詔",歷唐宋二代均獨立稱王,至元始歸入中國版圖。城南十餘里有石鐘山,山有石窟數處,雕刻石像甚多,有一窟有石雕像九座,卽南詔王閣羅鳳,及其弟閣皮和尚,以及衞士侍從等共九人。閣羅鳳石像頭已打掉,其餘八     

潘錫恩與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

纂修官潘錫恩對清史《文苑傳》第一次稿有重大貢獻,但以前學界未有關注。潘錫恩在道光二年至三年間,纂輯了清史《文苑傳》的十四個正傳,幾達該書第一次稿正傳數量的三分之一,對該稿的成書意義重大。潘錫恩對《文苑傳》的論述也有重要貢獻,本文討論了他在詩學史和史學兩方面工作。潘氏幫助書寫了《文苑傳》詩學主幹,確立了以王士禎爲中心的順康詩學史論述主線,確定了《文苑傳》的詩學史記載開端,並延伸到雍正乾隆朝。在此過程中他强化了《文苑傳》所記清朝詩學特色,記載了崇宋詩潮流的興起。潘錫恩通過纂輯《谷應泰傳》等幾個傳記,建立了《文苑傳》的史學板塊,以《明史》纂修爲線索,凸顯了清代史學的特色。     

書寫“南嶽”——中古早期衡山的文獻與景觀

<正>魏晉以降,由於佛教、道教等文化力量向山嶽地區的開拓,使山嶽從原先較爲單純的山神祭祀之所,成爲彙聚寺院、道館及神仙遺跡、學館、祠廟等多元文化景觀的地理空間(1)。這種新形態的山嶽景觀,成爲理解漢唐之間歷史變動的重要線索。與山嶽景觀的變化相伴隨,有關山嶽地理、歷史的記述也在這一時期興起。僅據《水經注》、《齊民要術》、《藝文類聚》等書徵引,就有《廬山記》、《南嶽記》、《衡山記》、《嵩高山記》、《華山記》、《泰山記》、《羅浮山記》等十餘種山嶽記。這些山嶽記詳細記述山嶽的文化和自然景觀,成爲後世山嶽志編纂的濫觴(2)。此外,隨着山中寺院、道館     

新發現題名碑記所見北宋定州就糧禁軍考

本文利用新發現的定州開元寺塔題名碑記材料,結合正史記載,利用二重證據法對北宋定州就糧禁軍番號、駐軍數量、分廂情況等問題進行了考證,認爲:一,真宗、仁宗朝定州駐紥的就糧禁軍有雲翼、忠猛、驍武、振武、武衛、神武六個番號,其中忠猛、驍武、神武番號正史不載其就糧禁軍性質,雲翼、振武、武衛番號雖正史有載,但每軍駐紥定州數量缺載,題名碑記記載的指揮數比正史多二十個。二,定州就糧禁軍馬軍人數是步軍人數的4.5倍。三,就糧神武、就糧武衛在1040年前就分左、右廂。四,康定、慶曆年間,定州就糧禁軍大量設置,其來源主要是由地方軍升爲就糧禁軍及直接招募,定州就糧禁軍很可能是以"都"爲單位進行編排居住。     

會説話的傷口——晚清抄本《微蟲世界》中的創傷記憶

《微蟲世界》是一部寫於十九世紀末年的自敍傳,其中包括童年時代的作者在太平天國之亂期間的遭遇。除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曾片段發表之外,此書原文的全本僅僅以手寫本形式保存下來。本文從文學、歷史和心理學研究角度討論這部作品,提出這是一部典型的創傷寫作,不僅因爲作者記載下來的戰爭暴力,也由於此書不同尋常的敍事結構乃是對創傷記憶之運作過程的模擬;最後,通過檢視本書在二十世紀的遭際,討論發生於印刷媒體中的文化記憶的扭曲。     

從王通《續六經》到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隋唐之際經典意識的變化

隋唐之際是思想變革的時代。本文通過《中説》一書討論隋王通《續六經》的思想理念,論證其書對於貞觀、開元"改撰"經典的啓發。認爲王通的《續六經》是試圖創建中古正統和打造帝王之道的時代新篇章,不僅影響了貞觀之治,也帶動了隋唐之初的疑經改經之風,引發了諸多經學爭議和禮制改革,促進了新經典的出籠和經典意識的變化;並認爲從貞觀、開元的"改撰《禮記》",甚至直至中晚唐之際的"新《春秋》學",都可以從王通的論述中發現其思想淵源,如此三者相續,構成隋唐思想變革的主線,此爲研究中古思想史不可忽略,且有待深入的一個論題。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鄉飲酒禮上的遵與僎

據禮書記載,在先秦的鄉飲酒禮上,有一種參與者稱"遵",還有一種參與者稱"僎"。前者見於《儀禮·鄉飲酒禮》及《鄉射禮》,後者見於《禮記·鄉飲酒義》。多數人的看法是把遵、僎認作一事的,二字被認爲是通假關係。但哪一個是本字,學者有異説。人們繪製的鄉飲酒禮圖,也相應形成了兩個類型:以《儀禮》爲本的禮圖取"遵",以《禮記》爲本的禮圖取"僎"。進而遵或僎的具體身份是什么,也造成了若干經學糾葛,諸説紛紜,並影響到了宋明清王朝的鄉飲酒儀注。有一種觀點認爲,"遵"是到場觀禮的高官,而"僎"爲幫助主人行禮的屬吏,把他們混爲一談是鄭玄注造成的,二者以區别開來爲好。本文把初步梳理提供給相關研究者,以供研判參酌。